◇张宇龙
大学的门
高中时总在期待大学，补习了两年，倒不是那么渴望了。就在那时候突然大学来了。
——我的某篇周记
第一次看到大学的门，是在初中，一次到西安的大伯家玩，路过交大，看见至今仍搞不清楚的那个交大的门，只觉很大，很气派。
第一次看到西安建大的门是北门，拎了行李从出租车上下来，就看到了北门，跟以前想像的不一样，不大，但却觉得有些别致和亲切。我有时候不是很习惯那种大气和沉稳的东西，所以就像北门上那一竖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字，也许一辈子都忘不去了。
爸妈帮我办完了入学手续，收拾完了床铺，撇下一句“好好学习”就急匆匆地赶着点回家了。
第一天是个雨天，送走了爸妈，雨忽然就大了起来，一路从李家村车站跑回学校，进校门时，雨竟劈里啪啦的如小石子般地砸在了身上。
我是个没有方向感的人，经常要借助于学校的南门、北门，再念叨着初中学的口诀“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自己摆个大字，才能大致的确定方向。只是那天刚来建大连南门、北门都不清楚，只记得宿舍楼叫五栋学生公寓，就那么狂奔了一阵子，冲进了几个宿舍，都觉得不对，又都退了回来，还进了一个女生楼，是被轰出来的，最后无奈之下，在饭堂里找了个同学，详细地问明了五栋的位置，才冲回了那个搁着我所有家当的宿舍，全身已经湿透了。
后来，也是因为一个礼拜也难得走一回北门，每次出去或是进来的时候，总要看那几个字一眼。
据说，学校马上要盖一个新校门了，我怕是不能再以一个在校生的身份见证了。
先生
初中或高中的时候，曾学过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至今仍记着课文的大致内容。
大学的老师是与以前的老师不同的，总会令人生出抬头仰视的感觉。特别是我们这大专学院的老师，往往有许多都是从学校那些退休的老教师中返聘过来的，多是些头发都白透了的老先生，名望都是很高的。
大一时候带我《测量学》的周嘉佑先生却是为数不多的让我觉着极亲切的老头。
第一节测量课时，老头早早就到了教室站在讲台上做着些东西，到了上课时间，班里人稀稀落落地坐下了，但老头依然负手，站在讲台。
一阵躁动：“怎么了？”
“不知道呀！”
……
一会班里又归于平静，都不知所措地看着老头，很安静，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别的老师怎么要求，我不管！但今后我来上课，我希望你们能够起立叫我一声老师，尊重我，也在提醒我来的责任。”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齐刷刷地起立：“老师好！”
那时我就觉得老头是个很较真的人了，他回礼很是郑重的，深深地躬下腰，保持了很长时间：“同学们好！”
不自然的我也就鞠躬鞠得很标准，时间也很久。
后来，我们班也养成习惯，上课不仅要喊“老师好！”还要带鞠躬的。
自打上了高三，我就再没给任何老师鞠过躬，一般的老师轻易也很难见着我的，可学的测量课，我是每节必到的。
大一的那年冬天，西安雪很大，偏巧我们就在雪下的最美、最大、最隆重的时候做测量实习。
在外头一跑就是俩礼拜，活很重。
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得起来开始在街上架了仪器，一直到晚上。有时候早上起得早了，或是晚上收工得晚了，就拿着打火机照着尺子，看数字。我爆了三个打火机。
在北方下雪的时候，还在外边一蹲就是一天，确实是强烈的痛苦，我套了三双袜子，脚还是冻肿了，每天一回到宿舍，脸、耳朵就会因为突然感觉到温暖而奇痒。
老头是整个实习都陪着我们的。每天早上最早开工的组都能看到在雁塔路上等他们的老头；每天最晚收工的组，老头也都是看着他们收拾好仪器的。
还记得那天中午，我们组为了赶工，没吃饭，趁着校园里那会人少的时候赶紧做一下，我把尺子扔在雪地上，就那么坐在上边，一边啃着早上带出来的面包和纯净水，一边两只脚互相跺跺。我想我妈要看见我定然会感动得哭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