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他回想当初近于疯狂的行动，觉得那次行动的原动力，仅仅是一种狗急跳墙的动物生存本能，是年少气盛的血液中自以为是的冒险精神，还有他希望亲自去考察一番“一声炮响”发祥地之真实面貌的狂妄之念。如果说其中混杂了少许诗意的憧憬与浪漫，那么也是由于静静的顿河或是伏尔加纤夫还有白净草原与悲怆的天鹅湖……
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在从H城返回呼玛的途中，特地绕道松花江边的万山农场，去看望楚小溪。那是一次只能在心里进行的悲壮诀别，只有他自己明白——他若是能成功过江，他从此再也不能回来；如果他被打死在边境线上，他当然更回不来了。所以，无论成功与否，此一去，他都将与楚小溪永别。
回到呼玛之后，他的劳动表现异常出色。他多次偷偷揣着望远镜，到很远的草甸子去打柴禾，江边了望哨的位置都已烂熟于心。如此地广人稀的边境，两岸间终会有被疏忽的隐蔽通道，就看你能否发现它了。
他终于等来了一个刮着大烟泡的风雪之夜，风声怒吼，雪片横飞，他拧断了生产队马棚门上的铁条，把十几匹马都轰了出去。马在旷野上四散狂奔开去，那将是他行动的最好掩护。厚厚的羊皮袄被翻了面紧裹在身上，他想自己如果被冻死在旷野上，天亮以后，看上去就像一只被埋在雪地里的羊。
生与死之间其实只有一步，这一步的距离却是如此之长。对于20岁的杜仲来说，那已不是国境线，而是死亡的界碑。天地混沌，面孔上结了一层冰壳，眼球似乎已经被冻住了，他一次次用手套揩擦着眼睫毛上的白霜，远方隐约有一线光亮，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他听见了从黑暗中传来的一声俄语，喝令他站住。几个大兵迅速地将他捆绑起来。当他被带到了一所暖和的小屋，他没有开口说话，而是用几乎冻僵的手，伸进贴着胸口的内衣，掏出了那份证明自己出生地的文件，还有写着他名字的边防证。
孟迪把一粒白瓜子轻轻嗑开了，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说：跟你说句实话，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H城见到你。听说你后来一直没有被遣送回来，大家都认为你在过江的时候，不是被打死了，就是冻死了。你能被他们留下，简直是一个神话，或是一个谜。不过我并不想知道，你没有被送回来的具体原因。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年龄不会不懂，你能留下来，当然是因为对他们有用。可是你妹妹的一个朋友转告我说，你是从F国回来的，我倒很想知道，你这一次，究竟是途经F国呢，还是早已定居在F国了呢？
杜仲回答说：我在80年代中期，从当时的苏联到了F国；我的妻子是俄国人，懂法语，她一直到90年代才有机会离开俄国，到F国与我团聚。现在我们一起居住在F国南部，我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你也许明白，前二十几年中我根本不可能回来探亲。
孟迪沉吟了一会，又问：杜仲，恕我冒昧，你既然冒着生命危险，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后来为什么又一次离开那里去F国呢？孟迪在“又一次”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杜仲很快回答：是因为失望。
是什么让你失望？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让我失望。
难道每一次失望都会导致——导致放弃么？
是这样。我没有别的反抗方式，我所能选择的，只是放弃。
就像当初你放弃楚小溪那样？
……不，我和楚小溪之间，只是朋友，她不是我所要反抗的，当然就不存在放弃。
那么，如果说，当你有一天放弃到再没有什么可放弃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事实上，现在，我已经就只剩下我自己了。这是坚守的底线。
很久的沉默。杜仲伸手从孟迪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他戒烟已经好多年了。
杜仲并不想把自己这些年在海外的经历，一一从头道来。毕竟他与孟迪不熟。假如有一天他能见到楚小溪，而她也仍然有兴趣听他讲述，那么他会告诉楚小溪，这二十八年他是怎样过来的。那场暴风雪过去之后，他被押送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然后送到赤塔。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审查与等待之后，他终于被允许留在了远东地区，先是被送到一所大学学习国际政治，然后在一个研究所从事中苏关系研究。孟迪说得不错，以他那样特殊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他是一个有用的人。但孟迪并不懂得，他有用却没有更多可用的价值。有关方面曾希望他到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担任对华广播，被他拒绝了。几年后他被送往莫斯科的另一个研究所，那时他已开始自学英语和法语。但几乎与此同时，漫长而缺少阳光的冬季，压抑而神经紧张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的思乡之情，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他突然感到了厌倦，对自己所谓庄严而神秘的工作失去了兴致。有时他甚至会发生幻觉，觉得在这里和当年在江对岸，除了食物和语言之外，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怀疑自己在若干年前，是否真的曾有过一次逃离？他是否还有必要重新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