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的思想转折点发生在他第一次率团返乡之后。说是思想转折点似乎是有些太宏大了。说白了，就是想为家乡做点实事。家乡还不富有，他想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家乡的建设添一块砖加一块瓦。
这一想法的产生是因为他被家乡人民对台胞的热情厚爱感动了。
1989年4月，高秉涵带领38人的探亲团踏上了返乡的路程。虽然这已经是高秉涵第三次回大陆探亲，可他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紧张。38人的探亲团除了他和张县长的三个儿子稍稍年轻一些，其余人年龄都在70上下，团里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就有十多个。
张县长的三个儿子一起跟团回来，是为了护送父母的骨灰回乡。
去年秋天，高秉涵从大陆回到台北的当天就听到张县长去世的消息。张县长去世后，他儿子在他枕边发现了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信是写给菏泽县政府的，询问像他这样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回去探亲。
又晚了一步，张县长带着遗憾走了。
高秉涵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1951年的春天，张县长带着他第一次去建国中学的路上，看到路边盛开着的梅花，张县长停下来说，“我们菏泽的牡丹比这梅花可要大多了。”
想起张县长当时的神情，高秉涵顿生伤感。张县长再也无法看到菏泽的牡丹了。葬礼上，张县长的大儿子找到高秉涵，说是父亲去世前一再交代，生是菏泽人，死为菏泽鬼，委托高秉涵一定要把父母的骨灰带回老家去。高秉涵答应了。张县长和李老师都是他的恩人，让两位恩人叶落归根、魂归故里是他的责任。
但张县长的小儿子却不同意，他说：“把爸爸妈妈送回大陆，以后每年清明节我们去哪里祭拜他们？”
老二也说：“要是把父母的骨灰送回大陆，每年回去扫墓不方便，还是等以后再说吧。”
老大脱口说：“父母生前做梦都想回老家，要不就把两位老人家的骨灰一边存放一半。”
菏泽是老家、是根。台湾是生活的地方，子孙后代都在这里繁衍，两边都难以割舍。高秉涵觉得一边存放一半不失为一个折中的好方法。
于是，就有了张县长三个儿子的此次之行。
出行之前，83岁的刘泽民被儿子刘晋京用轮椅推着来到机场。看见拿着大包小包的同乡，刘泽民就笑着说：“回家了，我要回家了！”
刘晋京告诉高秉涵，说是父亲已经有些痴呆。但父亲听说同乡会要组织回家，就一直不停的念叨着也要回家。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再出远门，所以他只好带着父亲到机场转一圈。好在，父亲的思维已经混沌，到了机场就以为自己也要回老家了。
刘晋京推着父亲在候机室里转了几圈，之后就把父亲推回去了。高秉涵把父子俩送出候机大厅的时候，听见刘泽民坐在轮椅中快乐地笑着说：“秉涵，快到家了，咱们去村头去看看那棵歪脖子树还在不在？”
看着刘晋京正在外面把笑嘻嘻的父亲往汽车上搬，高秉涵心中的苍凉难以言说。
在香港倒机要等8个小时，看着同乡既疲惫又兴奋的神情，高秉涵忍不住有些隐隐的担忧。三十多个人的吃住行不是一件小事，大家又都上了年纪，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他无法向其家人交代。
其实，来之前高秉涵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一系列的手续自不必说，光是和老家的联系就有无数次。老家那边的联系人高秉涵认准了沙德庭。他委托沙德庭把事情汇报给县里的贾书记，又委托沙德庭帮着预订宾馆、订餐、接机送机等事宜。
沙德庭在电话那端一一应答着，说是一切都没有问题，他会尽心去办理。
尽管这样，高秉涵心里还是没有底。
飞机在济南降落后，高秉涵一手搀扶着一个老人，一手举着“山东菏泽旅台同乡会探亲团”字样的团旗招呼大家走下飞机。
临近出关处，高秉涵老远就看到了沙德庭在向他招手。和沙德庭一起来接机的有七八个人。沙德庭介绍说他们分别是菏泽地区统战部的领导和菏泽县对台办的同志。他们一齐涌上来帮着各位同乡拿一些大件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