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一脉，同胞情深”。这八个滚烫滚烫的大字，绣在一面大红铺地的锦旗上，愈发地显得火红。
这面火红的锦旗赠送者，是“北京市东城区体委”及“北京市东方气功团”。
这面火红的锦旗的被赠送者，居然是“匈牙利华人联合总会”。
赠送者与被赠送者，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布达佩斯，两个国度，相距万里之遥。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奇特的关连呢？这正是本书要告诉读者的一个非同一般的故事。
这是一九九二年的十一月十三日，作为“北京市东方气功团”团长的北京市东城区体委副主任杨宝华，一筹莫展地在布达佩斯找到“华联会”会长张曼新，诉说一件十万火急的无奈：他带领的北京市东方气功团应匈牙利佩奇一个民间团体的邀请，来到匈牙利演出。在整个演出行将结束时，其经纪人却将气功团的全部收入席卷一空，逃之夭夭。眼下，气功团被困在布达佩斯，一贫如洗，不仅没有购买回国的机票费用，就是连吃饭和住宿都无钱支付，全团人员两手空空，已经陷入绝境。
“张会长，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华联会’和您的名声我一到布达佩斯就听说了，所以才找您求援。张会长，请您务必替我们想想办法。”杨宝华一脸的沮丧。
“你们没有去找大使馆？”张曼新闻听，感到此事非同小可，提醒地问。
杨宝华苦涩地咂咂嘴：“去过了，大使馆讲，我们这么多人的衣食住行难以解决，叫我们自己再想想办法。”
“使馆是有他们的难处。哎，你们给国内报告了吗？”
“报告了。可报告了也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张曼新眉毛一耸。
“现在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求助‘华联会’，求助您张会长呀！”五十岁开外的汉子杨宝华，四方脸膛阴得要下雨，说到这里眼圈都湿润了。
张曼新见身材魁梧的杨宝华动了感情，一种同情感立刻大潮似的在胸间汹涌翻腾。心想，像杨宝华这样的人物，在国内也算不小的官员，主管一个部门，一跺脚在他的辖区地也要颤一颤的。可如今到了国外，又遇到这种预想不到的情况，确是“虎落平阳”呀！
张曼新同样作为一个男人，并作为在国内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深切感到，一个男子汉，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拉下脸来乞求别人的帮助的。尤其是国内的一些官员，由于官本位的观念，更不愿腆着脸面向别人讨饭吃，看来，杨宝华的确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气功团，是几年来第一个从国内来的文化体育演出团体，其成功与否，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啊。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气功团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呀！
以往，“华联会”对国内来的一时又遇到难处的个人还热心给予帮助呢，何况对于代表国家形象的气功团，更应该鼎力而为了。
当然，气功团人多，吃的住的解决起来难度大。但惟其难度大，才需要“华联会”呀！才需要我张曼新呀！
于是，张曼新安慰地告诉杨宝华：“杨主任，您不要着急，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我想气功团的暂时困难是会解决的。”
“谢谢，谢谢。”杨宝华听了张曼新的话感动得连连颔首。
一贯急人所急的张曼新立刻召开“华联会”理事会议，专门就气功团的燃眉之急发动大家想办法。
然而，大家在讨论中各抒己见，意见却大为相左：
“气功团一来不是我们‘华联会’请来的，二来又发生经纪人携款逃走的事件，我们最好不要沾这个包。”
“可是，我们‘华联会’不管，大使馆又无力管，叫他们这些人找谁去呢？”
“我看谁都不用找，叫他们到多瑙河边去练摊儿。只要他们肯于吃苦，吃的住的钱还愁挣不到？”
“叫我说，我们‘华联会’还是应该管。因为气功团是代表国家到匈牙利来演出的，不像某一个人跑到匈牙利来，好坏是他个人的事儿，可是气功团要是流落街头，那可有损于我们国家的形象。”
“我们‘华联会’这也该管，那也该管，‘华联会’，管得过来吗？再说，‘华联会’又不是慈善机构，气功团二十来号人，吃的住的都不是小问题。听说，他们的签证也已经过期了，还要帮助他们补办签证。我们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生意，怎么能管得了他们这些事儿。”
“我觉得我们‘华联会’管是应该管。过去，从国内来的一些人生活一时没有着落，我们还没有拒之门外呢，何况气功团到匈牙利来访问演出，是一种政府行为，我们更该拉他们一把了。”
“哎，我提议，咱们少讲大道理，要具体说一说，到底该怎么管？比如他们到哪里去吃？又到谁家去住？他们在匈牙利的延期谁负责去办？还有他们回国的飞机票要是国内万一寄不来钱，谁肯拿出那么多钱替他们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