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新在一斗“四虎”中就萌生了一个金色的梦——建造一座气势恢宏又极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并且属于旅匈华胞的“中国城”。
“四虎”市场老板为什么胆敢肆无忌惮地一再提高摊位的租赁价格？
“四虎”市场的某些管理人员为什么居然有恃无恐地辱骂华商是“猪”、是“狗”，并动辄拳脚相加？
而面对“四虎”市场老板种种巧立名目的宰割和“四虎”市场某些管理人员的无端歧视，一些华商为什么又常常是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这一连串的问号，像带血的铁勾子一样在张曼新心中搅动，使他忧思重重，痛苦不已。
为此，他在一斗“四虎”的演讲中曾大声呼唤：建立属于我们华胞的“中国城”吧！我们不要再以血汗和尊严做代价悲哀地重复“身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的俚语了。只要我们广大华胞团结起来，就会不再仰人鼻息，高高挺起我们中国人的脊梁！
张曼新在一斗“四虎”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为了还击“四虎”市场老板的摊位涨价，号召华商订购“中国商城”的房子与摊位。
张曼新的这个号召，决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和心血来潮的举动，而是形势所需，代表着广大华商的切身利益和迫切愿望，同时也是通过广泛听取华商们的意见和通过具体的调查论证而形成的一个决策性的步骤。
无疑，张曼新在匈牙利首府布达佩斯建立一座“中国城”之梦是美好的。
无疑，张曼新与他的伙伴们带领广大旅匈华胞为建立“中国城”所付出的心血是弥足珍贵的。
可是，愿望变成现实需要经过许多曲折甚至是失败，张曼新这一次建立“中国城”之梦破灭了。
当张曼新向笔者谈起这次建立“中国城”失败的原因时，不无感伤地说，这次“华联会”倡议与屠永明一起建立“中国城”，应该说是一斗“四虎”的产物。
客观地讲，过去，屠永明对“华联会”是不友好的。他曾是“华联会”的理事，后来因故退出，并且在一个时期成了“华联会”的对立面。
屠永明于一九九三年投资在布达佩斯修建一座“中国商城”。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实力不够，只是盖了些简易的平房。自从开业后，一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惨淡经营，总也难以形成气候。
为此，屠永明曾找过张曼新，希望依靠“华联会”的威信，动员华商到他的“中国商城”从事商贸活动。
张曼新虽然没有拒绝，但也没有允诺。
经商的目的是什么？就商人来说，从本质上讲就是两个字：赚钱。“四虎”市场的华商本来生意很红火，动员他们放着大把的钱不赚而去到屠永明的“中国商城”空守摊位，这怎么可能呢？“华联会”要是这么做，说明连起码的商业规律都不懂，不碰壁才怪哩！
为此，屠永明曾背地里说过张曼新不少坏话，说他是见死不救。
张曼新听说后并没有介意，而是一笑了之。
因为，广大华胞的利益就是张曼新工作的目的和行为的准则。
一九九五年初，情况陡然发生变化。“四虎”市场老板利令智昏，强行大幅度提高摊位租赁价位，逼得广大华商几乎没有了退路。
具有历史意义的“二·五”大会一开，张曼新在著名的演讲中向广大华商发出号召，屠永明开办的“中国商城”立刻像煮沸的水，热腾腾地火爆起来了。每天有十几辆轿车停在“中国商城”，不少华商积极预订摊位和房子。
但是，几天以后，令张曼新担忧的情况出现了。
一些在“四虎”市场颇有实力又在华商中属于“大哥大”式的人物，出于他们的“二老板”的既得利益（他们把过去以比较廉价的费用从“四虎”市场老板手里租赁的多余摊位转手以较高价格出租），待“四虎”市场老板慑于“华联会”发动的罢市的声威宣布摊位不再提价时，他们立刻坐享胜利果实，寻找各种托辞拖延不去“中国商城”订购摊位，致使在“中国商城”订购摊位的华商人数不足五分之一，从而造成“华联会”协同屠永明开拓“中国商城”的计划“先天性”流产。
这个“先天性”，就是一些旅匈华商“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劣根性。
“中国商城”不能红火，订购了摊位的华商们的生意做不起来。
这样一来，顺理成章地导致原来订购摊位的华商要求退款。
这时，屠永明惶惶不可终日。
张曼新发现屠永明情绪有些不对头，立刻逼着他给华商们退款。
屠永明在张曼新催促下，退回了经“华联会”动员而来的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华商的订购款。（当时每人预付定金二十万福林。）
可是，当张曼新代表“华联会”一再找屠永明交涉给二十多名尚未退款的华商全部讨回订购款时，得知他已携款逃走了。
屠永明逃到哪里去了？无人知晓。
屠永明究竟席卷了华商多少订购摊位款？有人说是几十万美元，有人说是一百万美元，也有人讲是三百万美元，等等，众说不一。
那么，屠永明怎么可能会席卷那么多的订购摊位款呢？
张曼新猜测说，如果屠永明确实卷走那么多订购摊位款，可能是在这次“华联会”号召华商到“中国商城”订购摊位之前，他通过自己办的新闻媒体煽动一些华商订购的所谓有产权的摊位款，与“华联会”无关，与他在“二·五”罢市的演讲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