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一些喜欢“造谣”然而心肠不坏的人，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我最著名的谣言如下：
当办公室里的同事由于议论改革而变得庄重和略显躁动时，我伤感地告诉大家：
“口腔医院和痔瘘医院要合并了。”
人们大吃一惊，有人简直要跳起来，他们一字一句地重复我的话。
“啊？痔瘘医院要和口腔医院合并？”
愤慨、吃惊与匪夷所思。
我面对同志们苦思的脸，默默点头，低声补充一句：“卫生局已经下文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笑，别的人跟着大笑。他们愉快地想象这两家医院合并后的情景。
有两人没笑，一位拔过牙还没有痊愈，另一位刚做过痔疮手术，来机关索支票结账。这种“合并”使他们同时感到了威胁，因而不喜欢这样的玩笑或谣言。
我造的谣言多属这种类型，而不是追杀阮玲玉那类可以见血的锋刃。
前年我还造过下面的谣言：
“人家说了，咱们国家要实行周五工作制。”不幸的是，前不久确有权威人士透露出这样的意思。谣言竟变了预言，我真没想到，这原本是我对缩短工作时间的一种向往。
造谣的人在造之前，都喜欢像我这样，把消息来源称之为模模糊糊的“人家说了”。人家是谁呢？可以说报纸，也可以说广播或文件。新闻学最看重消息来源，如果是电稿，还要标明发电地点和时间，对于援引的材料，都须指明出处。这种要求，显然不适合造谣。
譬如我说过：现在前列腺的发病率要比唐朝高出60%。又如：经常吃洋葱会使荷尔蒙增加4.1%。
这种谣言俨然是学术成果。
我还说过，在电线杆子上贴“专治阳痿早泄”的那种油印广告，是一种新成立的会道门的联络暗号。
我造谣亦有两条大的原则。一日不伤天，伤天即血口喷人；二曰不害理，害理乃指鹿为马。这是我与造谣家们最本质的区别。
我也有同道。我的一位北京的朋友，叫王志杰。某次在1路公共汽车上，他小声对我说：“里根又遇刺了。”车上的人“唰”地把头齐齐转向我们。
还有一次，他衣冠楚楚地莅临海军某宾馆，对同伴说：“你准备一下，刘司令下午就到。”话被总服务台嗑瓜子的小姐听见了，整个宾馆员工没吃饭，搞了一晌午的卫生。我的朋友认为这种谣言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西方四月一日的愚人节也是造谣节，这种事甚合吾意。好玩的是国内许多严肃的报刊，把愚人的材料当作科技动态摘译过来，如称美洲发现蓝色血液的人。事实上，稍懂生物学的人就知道，人不可能卵生，除昆虫和鸭嘴兽外，只有鸟类才如此。人之血必是红色，这由血液中的血红细胞所决定，再无其他选择。
我造谣的题材开始向高新技术领域发展。一次与众人饮酒，我说患痔疮者应庆幸，因为不会再得脑血栓了。痔本身就是静脉血栓，流行于下，不复上行焉。
我期待着人们的笑声。
没想到在座有一位是中国医大的教授，指着我说：“你讲得很有道理嘛。”
造谣不成，反变为了道理，我有些失重。
在现时的广告中，不知有多少属于这类无益亦无害的谣言，像我造过的那样。但此类谣言有画面与音响，还需交钱，不似我这般婉转自如。
莎翁说：“谣言是一支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我自小就喜欢吹笛子，但我爸不愿给我买，他嫌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