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永哲”借助“石川一郎”之手 ，让“石川一郎”深入到“永田一成”的项目中去。
只有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因为他知道“永田一成”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处在核心机密之中，因为他是韩国人，这是致命地方！
在“司空永哲”看来：国籍往往是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命运观的一个重大区隔。为了国家，可以牺牲家庭和个体，这是任何国家一直推崇和鼓励的！从古至今，亘古不变，当然，国家都是在一直变化的。
“司空永哲”更知道，国家和民族大义是指当民族危机深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临危不惧，乃至献出生命，格守民族忠义气节；在国与国交往中，就会勇于维护祖国的尊严，为国增誉的精神。
“司空永哲”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根据他了解的情况，在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善恶观念里，利国、富民的根本思想和反对祖国分裂、抵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占有突出的地位。孔子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思想主张，是中国古代富于民主性和人民性思想的内容之一。
“司空永哲”很欣赏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他觉得这是一种大国文化，是一种民族大义！
当民族危机深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各阶层民众毅然奋起抵抗，保家为国，涌现出像屈原、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秋瑾等那样的一大批民族英雄，谱写了彪炳史册的爱国主义篇章。他们的英雄气概、崇高品格和丰功伟绩，至今仍是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爱国爱民，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和热爱态度。爱生我养我的这片乡土，爱壮美秀丽的祖国山河，爱我们身边相识或不相识的同胞手足，爱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这是炎黄子孙千百年来沉积下来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充溢着神圣的责任感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有了这种情感，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就会挺身而出，临危不惧，乃至献出生命。
“忧国忧民”意味着对祖国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历史上，多少志士仁人以不同的方法倾诉着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实践着个人爱国爱民的心愿，他们或四处游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时时刻刻不忘国难，为国分忧；或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商朝的伊尹，目睹夏桀的荒淫残暴，呕心沥血地辅佐汤王，使汤王得以“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把夏桀灭亡。春秋的管仲，不计前嫌，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战国时代的屈原，更堪为此典范。屈原，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学才广博，忠心为治，由于遭谗言被流放于沅湘地区，过着以泪洗面的岁月。当楚国都城郢被秦国攻破，他眼见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多年的忧愤达到了极点，就抱着石头，投到汩罗江中自杀了，以身殉国。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传颂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每逢五月初五，人们都要包粽子和在江上划龙舟来纪念他。
陆游，南宋爱国诗人，越川山阴人。他一生都积极主张抗金，恢复中原国土，故一直受投降派排挤，但他的信念始终不渝，66岁退居山阴，仍关心国事，纵然“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但仍然要儿子祭奠自己时，把王师北定中原的好消息告诉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无数爱国者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生存，不屈不挠，反虐抗暴，英勇斗争。在商朝，纣王暴虐荒淫，发明了“酒池”、“肉林”，残害国人。当时，箕子、微子都曾屡劝纣王，但纣王始终不听，微子因此弃国逃走。箕子怕遭纣王报复假装疯癫，扮成奴隶，唯有比干仍坚持进谏，他说：“君王有过失而不用死力争，使百姓受苦，那是为人臣所不齿的。”于是他直率地劝说纣王，列举了纣王的暴行，要求他以国事为重，予以改变。纣王却大发雷霆，将比干剖心而死。比干为了国家前途不惜直言犯上，冒死力争，虽然他身受酷刑而死，但他反虐抗暴的美好节操却永世为人们怀念。在秦王朝，暴政如疟、民不聊生，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率领起义队伍与秦王朝展开斗争。其勇敢的精神、正义的感召力带动了全国老百姓，一呼百应，给秦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公元前548年，齐国大夫崔杼把国王杀了，篡夺了王位，太史官便如实地记下“崔杼弑君杀君是天下的罪恶，名声很坏”。于是崔杼大怒，下令把这位太史官杀了。太史的弟弟承担起哥哥的职责，取出新的竹简，写上同样的话，结果又被杀死，于是第二个弟弟又照样如实记载，又被崔杼杀死。而第三个弟弟又写了出来，崔又杀其三弟，而太史的第四个弟弟又站出来，写下了同样的话，崔杼被这种精神所震慑住，只好放过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