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婆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都在长乐里度过，以她的视角讲述的故事别有一番意味。
上海解放后，吴家的小女儿吴美芳出世，她不但是吴家的小女儿，更是二十九号第二代中最小的女孩，大家的小公主。那时候吴伯鸿被新政府留用，在派出所做民警，属于人民专政机关的一员，社会地位很高，而章澍斋在抗战胜利后凭借扎实的英文功底东山再起，在美国洋行里做过一段时间，被归为买办资本家行列，差一点成了专政对象，所以章家的社会地位是下降了的。
在小姑婆的童年记忆中，天总是蓝的，大街上总是红旗招展的，小伙伴们在弄堂东侧潘家花园外墙下推铁环、跳皮筋，唱三面红旗解放台湾的儿歌，邻居叔叔阿姨都是笑眯眯、和蔼可亲的。直到有一天，她最亲爱的爸爸忽然从云端跌落，吴家的地位也变得又和章家一样了，只是这回是一样的低。好在没人逼着他们搬家，不像孙建国家，从相对条件较好的灶披间搬到阁楼上，而原本最卑微的王贵家则取而代之，从二层阁搬到灶披间。
二房东孙叔宝属于剥削阶级，房子充公，二十九号的房主变成房管局，街道又安排了一些新住户住进来，最多的时候住过十二家人。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房管局对房子进行了修缮改造，修修补补一直到现在。
“以前能住石库门就算很好的，后来流行的是工人新村，伊拉曹杨新村的房子老好了。”小姑婆说，“就在华师大往北，杏山路那边，据说是中国最早的工人新村，只有劳动模范才有资格住进去，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记得一个初中同学就住曹杨新村，整天穿她爸爸工作服改小的衣服，平时眼睛都放光。”
“后来呢？”赵殿元问。
“后来我们就都下乡了。”小姑婆说，“我这个同学去得近，崇明，家门口，我就远了。我们几个同学支援边疆，我二哥去的石河子，我去的是肖尔布拉克，碱水泉的意思，你想想，那地方连吃水都困难，唉，谁不想留在家里呢，可是一不能上大学，大学都不招生了；二不能参军入伍；三不能进厂当工人。周家哥哥年龄大，他比较幸运，早就考上大学了，不过没分配回上海，分到内地去了，再后来就失去联系了。那年月，大学生也没有工人吃香，王伯伯的儿子王沪生是最早参加工作的，开电车，铁饭碗，不要太安逸。”
“章先生家的两个孩子呢？”赵殿元其实已经猜到结局不会太理想，但还是问了一句。
“章叔叔的大女儿还好，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小学教书，小儿子就结棍了，学习好，本来成绩是可以考上复旦大学的，就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没法上大学，也下乡了，去的是北大荒，一九七九年恢复高考，伊终于圆梦，考上复旦，八几年就交流去了美国。”
赵殿元略感欣慰，章澍斋和顾佩玉都是书香门第出身，智商高学习好，他俩的儿子果然没令人失望，再想起章先生的两位如花美眷，他又有些好奇，新中国能容许一个资本家享受齐人之福吗。
“可惜章叔叔没能看到儿孙有出息。”小姑婆说，“章家哥哥落榜之后，章叔叔一个人去了苏州，后来是在苏州城外章家祖坟发现他的尸体的，说是服毒自杀，章叔叔这是不想给家里添麻烦，反正以后就是两个婶婶一起生活了。”
一阵沉默，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章澍斋面对恶人尚能决死一拼，面对命运就只能选择死亡，或许这就是他对抗命运的方式吧，不知道当他服用了自己利用化学知识配制的毒药后，躺在祖坟墓园时，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宁静。在赵殿元的记忆中，自从顾佩玉出现，章澍斋就总是愁眉紧锁，压力重重，这一点在小姑婆的叙述中也得到验证。日子过得久了，哪有什么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更何况章家的情况那么复杂，据说他们家经常关起门来吵架，别说什么齐人之福，个中滋味不足外人道也。
有相同情况的还有田先生家，一九四九年后，梅英被迫从条件最好的二楼大卧室搬出来，和田飞挤在亭子间住，田飞乡下的老婆闹了一阵子之后，办了离婚手续回去了，但该付的抚养费是一分钱不能少的，田先生在报社印刷厂找了个排字工的活儿，好歹算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养活梅英娘俩没问题。
“田叔叔和梅阿姨的孩子和我们差不多大，他去的是云南。”小姑婆说，“上海的孩子，不管去到哪里，总会想着家。我记得七十年代的辰光，每逢过年，我从肖尔布拉克倒马车汽车火车回上海，章家哥哥从北大荒回来，田家哥哥从云南回来，周家哥哥从四川大三线回来，孙家哥哥去的是崇明的农场，最近。那时候可没有飞机高铁，火车要坐很久很久，一个星期坐在火车上，人都臭了，可是能回家，再多的苦也值了。我们分享来自天南海北的特产，新疆葡萄干、哈尔滨红肠、云南的普洱茶、四川的郫县豆瓣酱，春节时候各家各户的菜拿到一起吃，别提多热闹了。等假期结束，我们再把上海的糕点带回去，我记得周家姆妈最疼孩子，托人买的麦乳精，孙家姆妈就比较吝啬，买的什锦糖，就是硬糖，便宜，一大包还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