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可以说是一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作品。
因为我在写作之初，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残忍”。
写到结尾处，连我本人也已不寒而栗。我之战栗在于自己原本对于“残忍”那些朦胧的感觉，最后在小说中脱离了人的行为，而变成一种不受律法审判和道德约束、无形无状无罪恶无廉耻感觉的欲念。
虽然那只是一个从知青中听来的故事，但据说绝对真实。很多年里我始终在琢磨着这件事情，内心持续的震惊与恐惧，使我无从落笔。
后来它漫漫沉淀，渐渐舒缓，像一条地下的暗河，耐心地躲藏着隐伏着，渗透坚硬的岩石，沿着地壳中的空洞和缝隙，固执地开凿着自己的通道。当它再次到达我的笔端时，水声轰鸣，来势凶猛，山岩被冲开了巨大的缺口，地层深处豁然开朗，阳光和水流疯狂地拥抱，跃向悬崖下的深潭。
人性中那些亘古不变的因素，诸如人性之残忍，数百年来，始终遵循着它自身的轨迹，在地下或地面运行。当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无可调解之时，残忍便露出它血腥暴行的本相，赤膊上阵；而在另一种相持、牵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下，残忍被抑制和收敛，“隐居”于每个人的意识深处，仅仅成为一种进退可守的心理威胁。
几十年中，我们恰好经历了这样一个起伏动荡的时期。我们已将人性这双面怪兽的种种表演一一过目，从中辨识、体验自己作为人的共同基因。正视罪恶本身也是一种近于残忍的自虐，但我们已别无出路。
一些追溯往昔的知青题材小说，已成为那段历史的注释，然而这并非是文学的功能。即使被那一时期生活造就了的知青作家们，已进入所谓的“后知青题材”创作，知青小说仍然不会仅仅在试图阐释历史的层面上拓展。这一代人最终的艰难在于我们已不再是知青，却无以摆脱地继续保留着那一过于陈旧久远的身份；更悲哀的也许是，当我们以“知青”的名义回到各自的出发地，那一座座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城市时，才明白面对未来的日子，“知识青年”原来竟没有多少知识，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
从《残忍》小说的艺术构思上，也许可以看出，它一直在用一种回旋曲式的结构方式，寻找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那条褡襻，故事似乎始终在退着往回走，企图走向从前的记忆，但回首之途却又始终被另一种力量所阻隔和反弹，每一步都步步逼问着事实的真相和原委。就像一条崇山峻岭中的公路蜿蜒而下，你必须无数次经过之字形相距不远的路口，但却不能直接抵达。如果说，叙述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就像盘旋的上山之路，须开足马力，一鼓作气；而倒叙一个已经发生的故事，却须捏闸空挡，小心谨慎地慢慢滑行。每个弯角都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故事每一处被反复追问的内在逻辑，都是路边的护栏和垒石。
我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它不像在平地和公路上行驶那么一览无余、畅快淋漓，但它有高地与低谷的落差，在审美上造成类似三维空间的立体感。
小说语言的品性亦由此而来，作品叙述风格的建立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它必须有足够的韧性来承载这种盘旋式的滑行，它只能粗粝而富于弹性，而非流畅而光洁；它甚至常常设置阻力，对车轮实行难以察觉的小小“颠覆”，以使文本在话语摩擦的声响中，产生出抑扬顿挫的韵味。
小说人物在故事进行中轮流失踪，也许象征着人性美善的丧失和缺损；也许可以理解为罪恶的临时撤退和暂时缺席；然而正义的重新占领，却以罪恶的更为极端的表现形式——残忍作为代价。正义因此变得畸形而狭隘，人物的每一次失踪，都意味着人对自我徒劳的重新寻找。
但无论如何，人性中深藏的“残忍”，在外部环境激化恶化的条件下，被迫付诸精心策划的复仇行动；而当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之后，那些抑或更为“残忍”的欲念，却因无法量刑，缺少证据而逍遥法外。我难以判定也难以断言，那种导致残忍行为的社会环境，与那种惩治暴行却容忍罪恶欲念的社会形态，究竟哪一种更适合人的生存？我只知道一个自由的社会只追究行为而宽待欲念，只要欲念未曾逾越行为界限，法律永远只有一个假设的对手。
道德法庭由良心和崇高主持审判，假如你不拒绝，它将在你心灵中无限期开庭审理，但那是这部小说以外的话题。
人类已无法否认和躲避残忍，人类只能尽量抑制残忍，将其收容在大脑深处的一角，只是偶尔泄露出一些类似故事的话语。
《残忍》写于我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完成以后不久的1994年10月。我感受到了写作行为与审美欲念之间所达成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