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时审视自己检省自己内心的人，那心里始终被注入着新鲜的活血，是永不会老去的。抱着病躯的巴老已不是在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文学为了深爱着他的读者，在坚守着生命最后的尊严。面对已将“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的百岁巴老，我们会懂得，有一种东西将比他宝贵的生命更为久远地存在并流传下去，那就是一个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批判精神。
我竟然就记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那时人们都叫他小费。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就站在招待所二楼走廊他自己的宿舍门口。我想我当时肯定是吓了一跳：他的脑袋好大，一脸粗硬的络腮胡子刚刮过，冒一层青黑色的胡碴；个头好矮，还不到我的颈部；后背上隆起一个很大的鼓包，衣服便在身后吊着，如一个张开的口袋，往一边斜歪过去，半个前胸扭曲着突兀地几乎顶到下巴……
是个驼背。我想。“三座大山”不敢说，深受“一座大山”压迫也是够受。我收起惊讶，冲他勉强一笑。有人介绍说他叫小费，是出版社音乐组的编辑，就住在我的斜对面，算是我的邻居。
那年我25岁。25岁的眼睛看他，觉得他已挺老的了。其实现在算算他当时不过才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但我却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称呼他，管他叫老费。
老费好像没有名字。反正很少有人叫他名字。费这个姓本来就少，而他在出版社，又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具有鲜明外形特征的人，无论老费还是小费，总归是在叫他。于是他用低沉沙哑的嗓音平平淡淡地应一声：唔。
我每天从出版社改稿回来，必须经过老费的门口。他的门总是半开半闭的，从走廊可以看见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龙飞凤舞的很是气派。门里传出来低低的音乐声，不像是当时收音机里的革命歌曲。这使他的房间有一种神秘感。我走过那儿便忍不住想窥探一番。有时我听到他的门响，听到他房间里的说话声。我想他的门既不关紧，想必他是在期待着客人或是朋友，但他从不邀请我。
其实老费是很随和的人。在盥洗室遇到他，他总是嘿嘿笑着主动和你打招呼。他好像有哮喘病，因而那笑声有时有些波浪形的起伏，夹着几声发自肺腑的咳嗽。老费是个单身汉，得自己洗衣服洗碗拖地，他似乎挺乐意做这些事，衣服总是穿得干干净净。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改稿的斗室楼上，有几次我闲逛到那儿，见他在埋头工作，桌上堆满了五线谱和简谱的稿纸。他的工作大概是誊抄这些谱表。我说你不歇会儿吗？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累不累。一会儿从办公室这头传出一个声音：老费……一会儿又有人从那儿喊：老费！老费像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老费苍白的面孔便容光焕发起来。
那时的人们彼此间很戒备很提防，但老费沉沉的眼镜片后面善良的目光，释放着信任和理解。他那硕大的脑袋缩在倾斜的肩膀上，似乎那里还有一个安全的角落。
有一天我终于下决心去拜访他，借口也许是向他借一件什么东西。那时我绝对没有想到十六七年以后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并非为了好奇，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很想同他说说话而已。我从遥远的北方荒原来到这喧闹的南方大都市，兴奋之余却有着无名的烦躁和疲倦。
他的门从不关，所以不用敲门。我轻轻推门而人，他没有丝毫惊奇的表示，更好像是在等待着人们来请求他的帮助。那瞬间我想起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我慌慌张张地在床边坐下，我宁可更矮也不希望他抬头仰视我。
那时我才看清他的小屋像一个狭长的车厢——所有的东西都靠一面墙放着，留出几步宽走路的地方。单人床连着写字台，写字台连着几只高低不一的毛竹书架。书架上的书有文学音乐美术各类，我想他的兴趣倒是挺广泛的。他活在他自己的天地里，这个旁人无法涉猎的心灵世界，也许既不残缺也不荒凉。
我们随随便便地聊起来。现在我自然已想不起当时谈了些什么，但我记得他台灯下一只黑色的石雕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头造型古怪的老牛，横卧在一本字典上，似乎在默默地咀嚼着草料。我忍不住问：你是属牛的吗？
他嘿嘿地乐，并不怎样的吃惊。好像谁都应该这样确认。
他反问我一句：你知道它有多少岁了？
我摇摇头。
它同我一样大呢。他的神情很有些炫耀。这是我出生时，父亲送给我的纪念。
我笑笑说，是不是让你做革命的老黄牛？他慌忙打断我说，不是不是，这怎么会呢？我父亲哪有这么革命，他不过是个文人。他的意思是，做学问要像老牛吃草那样，反复嚼透，营养都吃进去，没有一点浪费。你说是不是？
我才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对“老黄牛”还有别样的一种解释。我觉得挺新鲜。
后来我便对他谈起我正在修改的长篇，谈到我的种种困惑和疑虑，掺夹着我的得意和希望。他便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后来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镜片后头滑过黯然的忧郁，厚厚的嘴唇撇了一撇，却终于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