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的陆舟宇在抽着烟，抽的自然不是什么高级的雪茄烟，而是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老刀牌香烟，他的嘴巴缓缓地吐出了一个完美的烟圈，袅袅地向上飘，很久才消散。
夏日夜间的蝉四处可见，它们如今躲藏在苍翠浓密的香樟树里绝望地哀鸣，这蝉声如今成了他唯一的伴奏与掩护。
陆舟宇靠在墙壁上，嘴巴夹着最后一根香烟，左手将香烟盒举在胸前，他眯起眼，就着昏黄的路灯，打量着烟盒上面的海盗肖像，左右手握着长短不一的两把刀，上面印着很明显的“pirate”，英文翻译过来是“强盗”，所以北方人把这牌子叫“强盗牌”。
香烟抽完了，陆舟宇在墙壁上摁掉了，又抽出烟盒里面的锡纸，放在掌心，用香烟头在上面来回摩擦，上面很快显现出两个字：“杀狼”。
阅后即焚。他从口袋里掏出火柴，锡纸遇火很快燃烧，成了墙角的一团。
火柴放回口袋的时候，手碰到了一块冰冷的东西，掏出来，月光下闪耀的，是一枚银元。
他左手把弄着手中的银元，因为反复摩挲过，也因为一直携带在身上，吸了人气，这枚袁大头如今亮而光滑。
银元被他抛在半空之中，又迅速地落下，稳当地躺在他的手心。
当年苏烟和他私奔的时候，把钱都给了他，他只留下了这枚银元，其他的都存在银行里，去年已经把存折还给了苏烟。
银元第二次被抛起的时候，陆舟宇想起很久很久以前，还在南京城读书的时候。那时他还很年轻，有着最滚烫的理想，和最赤忱的心。
彼时还是1931年，他还是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新生，捧着六法全书，梦想着将来能进立法院，为这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而出谋划策，于是他读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读洛克的社会契约，读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还怀有希望和愿景。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却令他那火热的心立马凉了半截。
一个国家，面对外敌的入侵，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命令它的士兵拿起刀枪，保家卫国，而是让他们坐以待毙，每每想起，陆舟宇只感到一阵心痛与愤慨。
在这愤慨的支撑之下，那年的12月，他参加了南京珍珠桥的爱国学生运动，他们高高地呼喊着爱国的口号，散发着爱国的传单，浩浩荡荡，视死如归，前往中山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可是他们是学生，他们手无寸铁，那场学生运动也注定代价惨烈。那也是他第一次被捕，后来家中动用了两层关系才帮他抹掉案底。
为此，在政府工作的父亲差点与之关系决裂，父亲厉声问他究竟是想当军人还是想当学生，若是想当学生，就好好地在学校学习，若是想当军人，就转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5。
陆舟宇默默地选择了前者，因为他并不想像东北军那样，将来收到“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样的命令。他愿意为国牺牲，但那应该是为保家卫国而死，应该是浴血奋战而亡，而不是将大好锦绣河山拱手让于他人。
那段时间他消沉了很久，直到他开始在《新民报》上匿名发表社论，以笔为剑，针砭时弊，快意痛哉，也正是因为这些社论，一些激进的爱国人士悄悄地联系上了他，邀请他去参加小型读书会。那时除了兼顾正常的学业，他们每周一都在寂静而简陋的地下室里交换着得到的信息，表达着自己的想法，群雄激辩，颇有春秋诸子的气势。
萧伯纳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互相交换，彼此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我们互相交换，彼此就有了两种思想。那一段时间，是陆舟宇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那是一种隐秘而不能为外人道的快乐，就像是绿色的小藤，自他的心底生长蔓延，缠绕着血红的心一寸寸地生长，直至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