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我也想知道。”
我等着他向我提问。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他问。
“一点儿也没改变。”
“你看她的样子幸福吗？”
我耸了耸肩膀。
“我怎么知道？我们是在咖啡馆里，我在同:-)
“没有，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去了。”
“那么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耐烦地喊起来。“为什么你说她死了？”
“别生我的气。你要是这样同我讲话，我就什么也告诉不了你了。”
我握紧了拳头，想把心里的怒气压下去。我努力摆出一副笑脸来。
“对不起。你慢慢说吧，不用着急。我不怪罪你。”
他的近视镜片后面的一对又圆又蓝的眼睛因为恐惧叫人看着非常可怕。他戴的放大镜片使这双眼睛变形了。
“今天早晨看门人上楼去给他们送信，按了半天门铃也没有人回答。她听见屋子里有人呻[yín]。门没有上闩，她就走进去了。勃朗什在床上躺着，情况非常危险。桌子上摆着一瓶草酸。”
施特略夫用手捂着脸，一边前后摇晃着身体，一边呻[yín]。
“她那时候还有知觉吗？”
“有。啊，如果你知道她多么痛苦就好了。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成了一种尖叫。
“他妈的，你有什么受不了的，”我失去耐心地喊起来，“她这是自作自受。”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呢？”
“你后来做什么了？”
“他们叫了医生，也把我找去，还报告了警察。我以前给过看门人二十法郎，告诉她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就通知我。”
他沉吟了一会儿，我看出来他下面要告诉我的一番话是很难启齿的。
“我去了以后她不同我讲话。她告诉他们叫我走开。我向她发誓，不管她做过什么事我都原谅她，但是她根本不听我讲话。她把头往墙上撞。医生叫我不要待在她身边。她不住口地叫喊：‘叫他走开！’我只好离开她身边，在画室里等着。等救护车来了，他们把她抬上担架的时候，他们叫我躲进厨房去，让她以为我已经离开那里了。”
在我穿衣服的当儿——因为施特略夫要我立刻同他一起到医院去——，他告诉我他已经在医院为他的妻子安排了一个单间病室，免得她住在人群混杂、空气污浊的大病房。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向我解释，为什么他要我陪他去——如果她仍然拒绝同他见面，也许她愿意见我。他求我转告她，他仍然爱她，他丝毫也不责怪她，只希望能帮她一点儿忙。他对她没有任何要求，在她病好以后决不劝说她回到自己身边，她是绝对自由的。
终于到了医院——一座凄清阴惨的建筑物，一看见就让人心里发凉。我们从一个办公室被支到另一个办公室，爬上数不尽的楼梯，穿过走不到头儿的光秃秃的走廊，最后找到主治的医生，但是我们却被告诉说，病人健康状况太坏，这一天不能接见任何探视的人。同我们讲话的这个医生蓄着胡须、身材矮小，穿着一身白衣服，态度一点也不客气。他显然只把病人当作病人，把焦急不安的亲属当作惹厌的东西，毫无通融的余地。此外，对他说来，这类事早已司空见惯；这只不过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同爱人吵了嘴、赌气服了毒而已，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最初他还以为戴尔克是罪魁祸首，毫无必要地顶撞了他几句。在我向他解释了戴尔克是病人的丈夫、渴望宽恕她以后，医生突然用炯炯逼人的好奇目光打量起他来。我好象在医生的目光里看到一丝挪揄的神色；施特略夫的长相一望而知是个受老婆欺骗的窝囊汉子。医生把肩膀微微一耸。“目前没有什么危险，”他回答我们的询问说，“还不知道她吞服了多少。也很可能只是一场虚惊。女人们不断为了爱情而自寻短见，但是一般说来她们总是做得很小心，不让自杀成为事实。通常这只是为了引起她们情人的怜悯或者恐怖而作的一个姿态。”
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冷漠、轻蔑的味道。对他说来，勃朗什·施特略夫显然不过是即将列入巴黎这一年自杀未遂的统计表中的一个数字。医生非常忙，不可能为了我们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第二天某一个时刻来，假如勃朗什好一些，她的丈夫是可以见到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