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不能进超市，一进去就迷失了人生方向。导购小姐都太懂我了，肯定集体进修过过心理学，开口第一句就是：这一款用起来很方便……
我就在这句话之下买了豆浆机、煮蛋器、水果榨汁机。后来我发现，全是骗人的，高科技就没有真方便，真方便都是原始人那一套。比如说水果榨汁机，肯定不如直接从树上摘下水果吃；比如说煮蛋器，肯定不如直接丢水里煮。豆浆机吧，导购小姐拍着胸脯说清洗很方便的，可那七弯八拐的构造，跟人脑沟回一样，怎么可能方便呢？在超市里是真觉得方便，那是因为那个气氛下，人对自己失去了正确的认识。
充当导购小姐的人，有时候却是自己的好朋友。比如闫红就最喜欢各种电子产品。我倒是有个发现，高智商的人都喜欢电子产品，比如罗永浩也是。有一天闫红买了个电子书，满心欢喜地使用着，给我发来信息说，她现在对生活很满意。
我很受感染，一个物品能改变生活态度，几百块算啥呢？我就说那我也去买一个吧，闫偶像马上回信息：我看行。
我这也是见贤思齐。但问题是，根据我的研究，高智商的人确实喜欢电子产品没错，却不等于用了电子产品就能变成高智商。我对于电子产品，真心无感。电子书买回来了，怎么看都没有闫红说的那种喜悦感。它看起来就像一个缩小的电脑屏幕，一点质感也没有。关键是，如果要带出门，它其实也不比一本书轻多少啊。
再说它还要开机，还要充电，还要下载，还要点击这个那个什么的……。比起“从袋子里拿出一本纸质书”、“直接翻开”这种直接的动作来说，电子书复杂多了！
这个汉王电子书买回来之后，几乎一次都没有用过。这次去大理旅游，我把它带上了，希望我能用一用它，证明那几百块钱没有浪费。事实证明，十多天的时间里，我还是一次也没有把这个电子书打开过。有时候，有了看书的欲望，居然、宁愿到古城里的书店现场买一本。
朋友李炜说，你发现没有，某种电器的流行，总是形成一股风，好像无形中有人在传销一样，“比如最近吧，”他说，“我们办公室就在流行面包机！人人都买了一台，所以我也要去买一台。”
这到底是谁在“传销”的呢？我知道，是人类的好奇心在传销。因为“人人都有”，于是乎我也想试一下到底有什么好。但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好奇心，它能保持的热度也就几天而已。
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也在同样的情况下买了面包机。
当初我想象，我可以在朋友来访的下午，做出几样精致的曲奇，我们在烤面包的香气中款款而谈……。在孩子的生日，我亲手做出一个别致的蛋糕，又健康又美味……。很多文学作品中，巧手的主妇都是会做甜品的。甜品是精致优渥生活的象征。
但，现实是：首先面包机占地方，厨房没地方放，饭桌上长期罢着也很烦人。其次是，做任何一种蛋糕面包都要买各种各样的材料，光是配方单就能把你烦死。第三是，每次朋友来访，我连收拾一下沙发上的脏衣服都懒得，更不要说做甜品款待人了。
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些买而不用的电器，让我认清自己是一个多么粗糙多么草根的人。
面包机的下场是怎么样呢？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巧手又热情的邻居郑姐，她经常给我端来她刚做好的一碗汤，一碟菜。有一天，她端过来一盘糕点，我吃完的时候，不小心把人家的盘子都打碎了。我老公望着一地碎片摇头：每次郑姐给我们东西，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回报的，这下好了，连盘子都还不了。
不过，我有办法。投之以面包，报之以面包机！我直接把面包机给郑姐端过去了。郑姐一开始坚拒不受，我说：反正这玩意放在我家是做不出面包的！
这办法真好。自从它移居郑姐家，我就吃得上这台面包机里出产的面包了。大家都得其所哉！郑姐，你上当了。
后续：
面包机这事情还有后续。后来郑姐说，做够瘾了，就把面包机还我了，但是我还是不想见到这玩意啊，怎么办。那时节我二姨刚好来广州和我妈住在一起，我赶紧又把它给我二姨送过去了。于是我又吃上面包了。总之这么说吧，我也顺便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很慷慨的印象，因为家电都是四处往外送的。很多人喜欢李安，大概是因为，他做成了很多人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这件没能做成的事，不是成功学意义上的，不是“两届奥斯卡最佳导演，两届金球最佳导演，两届柏林金熊， 两届威尼斯金狮， 两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导演，一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也不是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让他获奖当夜，他的名字闪亮登上台北101的顶端，而是，他做成了很多人想做而没能做成的那个人。
曾经在他和张靓蓓合作的《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里寻找他的成功秘诀，最终却遗憾地发现，这是一本关于心灵、人格的成长壮大史，而非职业人士成长史，即便有秘诀，也绝难在别处复制——职业秘诀有复制的可能，心灵秘诀，只有远远观望。
那个李安，“从小就身处文化冲击及调试的夹缝中，在双方的拉扯下试图寻求平衡”，外省中原文化和日式本省文化的纠结，在他心中埋下巨变的种子。读艺专时初登舞台，“一上舞台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这辈子就是舞台”，还有王大川老师，这位前蒙古王子的人生经验，让他体会到人生况味。所有这些，搅拌在一起，形成最初的他，那个“就像生活里的一些味道”的他。
最终让我们熟知的那个李安成型的，还是电影。他在切实发现自己已经走上电影之路的时候，曾经有种隐忧，觉得电影泄露了太多他内心的秘密，把内心的幽微展露无遗，这是这个行当最危险的地方，但“拍电影，你又如何能把自己收回”，他只有像献祭一样，把自己的人生献给电影。不是把自己献出去就够了，他得渐渐让自己大于一群人，大于一部电影。他曾那么热衷于拍父子关系，甚至拍出“父亲三部曲”，是因为他曾一度自觉小于观众，小于一部电影，“对观众有一种类似面对父亲般的义务感”，但经过《理智与情感》之后，他在电影世界里放开了手脚，开始大于观众，大于一部电影，“拍西片后，我自己就是父亲了”。我们视野里的影人，霸气是建立在外在的权力之上，而他全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