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以前，自己的写作范围限于国人对西方的考察和个别近现代人物，也乏善可陈。八十年代末被投闲置散，虽然到九五年才离休，却没办法也没心情做正经事了，便开始写点文章，抒发自己的感兴。这跟别的老人去打牌跳舞差不多，目的只在消遣剩下不多的光阴罢了。
写的都是即兴之作，“捡到篮里就是菜”，故题材不免散漫，内容也很杂乱，真是既散又杂。比如，读《古夫于亭杂录》至“吾乡胶西张编修复我，年八十二矣，八十时游吴，纳一姬，年才十六……”认为“二八佳人八二郎”虽是真，却并不善，也不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许可算个人隐私，但既要公开地津津乐道，亦难禁听者心中作恶，忍不住便写了篇《梨花与海棠》。接着在《文汇报·新书摘》见介绍杨振宁《曙光集》引其父之言：“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完全没有了”云云，觉得与事实相去太远，又写了篇《过头话》（入集改题《读杨振宁〈曙光集〉》）。“牛胯里扯到马胯里”，自难入著作之林，只能编成几本随笔集，给愿看者看看。
胡竹峰便是愿看者之一。他在动员我将《儿童杂事诗笺释》和《书前书后》拿去重印了之后，又来要我将新作的文章再编成一本。而我八十岁后已极少作文，无法应命，但又不想违命。忽然想到，十几年来，自己除了写既散又杂的随笔外，还曾在报纸上开过专栏，每周一次或者两次，每次写几百字。因为专栏有名目，所以文字虽更短，内容反显得“各从其类”一些。专栏的名目，《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和《新京报·书友》都叫“念楼抄”，发表数量也以《新京报》为最多。遂将还留存有报纸的一百四十三则，仍以《念楼抄》为名，印成了这样的一本。
《长沙晚报·橘洲》编者奉荣梅、《文汇报·笔会》编者刘绪源、《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编者朱自奋、《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编者胡洪侠、《新京报·书友》编者方绪晓、《深圳特区报·书香》编者刘桂瑶、《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编者戴新伟诸君，都是这些文字的催生者。这本书应是献给他们和其他有关同志的。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钟叔河自序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献给——发表这些文的副刊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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