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新京报》）
一、笔记中的警句
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在清人笔记中，是比较有阅读价值的一种，卷一有一节《刘子明语》，语虽不多，却是真正的警句，今译如下：
宋朝刘子明隐居不仕，赐号“高尚先生”。他有几句话，颇含深意，是在写给友人王子常的一封回信中的：
“人们以个人嗜好杀害自身，以家庭财富杀害子孙，以国家名义杀害国民，以政治理论杀害人类。”
个人嗜好往往会“杀害”自身，如狂嫖，滥赌，贪财，吸毒。家庭财富也往往会“杀害”子孙，如“官二代”“富二代”恣意妄为，以致犯下死罪。这些还是共知共见，大家都能够明白的。
至于以国家名义杀害国民，以政治理论杀害人类，则需要了解秦皇、汉武、希特勒、斯大林??统治的真相和本质，把奥斯维辛、古拉格群岛等等事实和马基雅维里、戈培尔们的“理论”统统揭穿，才能使大家明白。这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了。
“高尚先生”的事迹不大清楚。能够得到“赐号”，明他未必真是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从这几句话看得出，他虽然“隐居不仕”，对于世情和政治还是很有了解，并且十分关心的。
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二、做官与做好人
《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中还有一节《丧心语》。“丧心语”可今译为“没良心的话”。没良心的话的人，是大奸臣蔡京。
吴伯举做苏州太守时，蔡京本来对他十分赏识。蔡京当上宰相后，立刻推荐吴伯举入京任职，一连三次提拔，使他担任了相当于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官。吴伯举却不能事事同蔡京保持一致，于是后来又被贬到扬州当地方官去了。有人为吴伯举向蔡京作解释，蔡京：
“吴伯举既要做官，又要做好人；他也不想一想，这是能够做得来的么？”
蔡太师的意思是，既要做官，就别想再做好人。这话得有点吓人，所以《随笔》将其题作“丧心语”。
蔡京是制造黑名单迫害“异党”的老前辈，其没有良心确系不争的事实，但他这句话却是一句不加掩饰的老实话。
政治黑暗的时候，一个人能不能做官，能不能做大官，完全决定于上面对他的印象；所以他完全用不着“做好人”，讨百姓的喜欢。吴伯举的上级是蔡京这样“丧心”的坏人，只要能紧跟上级做坏事，他本可继续飞黄腾达，做更大的官——做好人就谈不上了。
时移事易，现在也许和那时有所不同，但仍不能完全排除“丧心”的坏人如成克杰、陈良宇之流当上大官的可能。这些大官手下的中官官，情形恐怕也跟蔡京手下的吴伯举差不多。虽然口口声声，大家都做官是在“为人民服务”，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都是大大的好人。
蔡京虽是奸臣，能够心直口快一回老实话，这件事总还可以算是做得不错。
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三、旧文人与妓女
朱熙芝，清代山阴（今绍兴）人，有书信集《芸香阁尺一书》。下面这封信是答女友（？）赠花的，周作人曾介绍过，称其“虽未免稍纤巧（因为是答校书的缘故吧？）却也还不俗恶”，特今译给大家看看。
气真让人乏味。你送来这么多玫瑰，却使我这里立刻充满了色香和快乐。
花供养在书房里，花瓣却不能久驻枝头。我于是买来一坛好酒，将落花浸入酒中，不时啜上一口；又将一些花瓣装入枕囊，让它伴随我入梦——于是我和它永不分离了。
“校书”即通文墨的妓女，却能以这多玫瑰花送人。从回信看，朱熙芝对她的态度，也迥异于今之嫖客，看不出猥亵和轻薄。
古时候的文人，没有和本阶级异*往的自由，用情的对象只能到“浔阳江头”和“秦淮月下”去找。辜鸿铭：“中国人的狎妓，有如西洋人的恋爱；中国人的娶妻，则如西洋人的宿娼。”话虽然得刻薄了一些，但用来形容旧中国的情形，也不能他得完全不对。就是今，恐怕也还值得有的人深思。
二○○四年三月二日
四、与济公不相干
《春在堂随笔》是晚清著名学者俞樾（曲园）的作品，卷二中有一则写道：
西湖净慈寺外，有一处“百工池”。去游时听寺里的大圆和尚，是南宋时的癫和尚“济公”以法力开出来的。
其实《西湖志》上记得明明白白：历史上净慈寺曾多次发生火灾，北宋熙宁年间，有会风水的人，须得挖一处水池才能消灾。住持宝文和尚为此募捐，捐助者不下万人，才建成这处“百工池”。可见此池与南宋时的“济公”毫无关系。将其归功于“济公”，却不提宝文和尚，乃是张冠李戴。
济公因为有“灵迹”，出了名，尤其在杭州，许多事物便都归到他的名下。其实有的事与他并不相干，“百工池”便是一例。
此种情形，别处也有。最有名的，如井冈山会师图中那匹白马，本来是朱德的坐骑，“*”中却变成林彪的了。
本不是他，成是他，是出于“需要”（名人效应、经济利益、个人崇拜等等皆是，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本来是他，不是他，也是出于“需要”。《开国大典》那幅画，不是改了又改；高岗的像，不是一会儿在，一会儿又不在了么。
孟子不云乎：“君子恶居下游，下之恶皆归焉。”故“君子”都会力争上游，得居上游，则下之善皆归焉了。
二○○四年三月五日
五、又是另一回事
《春在堂随笔》卷二中又有一则云：
和我同榜的谢梦渔君，书读得很好，是道光三十三年殿试第三名探花，可是当了二十多年京官，一直不得重用。
他曾对我：“学问是一回事，职称是一回事，官运是一回事，各不相干；有学问未必有职称，有职称未必能升官。”
我把他的话告诉了翰林前辈何绍基先生。何先生加上一句：“有了学问，能不能够成名，又是另外一回事呢。”
一个人的学问、职称、官运和名望，此四者从来就是不相应不相符的。昔时有云，“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的就是，书读得好不好，与能不能状元及第，关系并不太大，远不如八字生得好，社会关系好，能够得到贵人赏识。
如此岂非不公平？但其实也不要紧。搞学问的搞学问，想做官的去做官，各走各的道就是了。有命有运的人，也不必有了面子还要里子。像如今这样，一戴上院士桂冠，或者当上了“副省级”，就什么都“终身享有”，文集一出再出，各种头衔一大堆，这倒是古今罕见下独一的。
二○○四年三月十二日
六、军阀也有温情
钱镠是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王，是一个私盐贩子出身的大军阀。可是其夫人“归宁”（也许该叫“省亲”）后，他所写催她回来的一封信，却旖旎有致，充满了温情。
路畔田头的野花已经开遍，你也可以慢慢收拾回来了吧！
看得出钱镠是很爱夫人的，渴望她回来团聚。第一句“陌上花开”，点明此际春光正好，提醒夫人不要辜负了芳时。明明心情迫切，第二句“可缓缓归矣”却欲擒故纵，含蓄委婉，完全出之以商量的口气，显出了一片好男人的温柔。
在家庭和两性关系中，女人所希冀的，莫过于男人能注意并尊重她的身心，“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周作人译syns氏论凯沙诺伐语）。而在古代东方，女人只是工具和器物，实在不大可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如钱氏者，可谓难得。后来苏东坡以《陌上花》为题，有句云：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还歌缓缓归。
可见钱大王这封短信已经化为诗歌流传下来，这也就是对他的奖赏。
二○○四年三月十古代中国男人倾诉爱情的对象大半都是妓女，好像有点违背“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于是又将东晋王献之《别郗氏妻》今译出来，算是将功折罪。
整厮守在一起的欢乐时光，流逝得太快了。满怀要向你倾诉的话，总觉得还没完。本以为可以白头偕老，日子还长，谁知竟被迫分离。如今我即将死去，不可能早晚再相见了，真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
都人生最大之痛，是爱侣的生离死别。一千六百多年前死去的王献之给前妻的这封信，便写出了这种痛，写出了生离死别的悲哀。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幼子，初婚郗氏。后来皇帝要将公主下嫁给他，遂被迫离婚。
献之只活了四十二岁，和公主没有生育。临死时，按道教规矩，家人为他章奏“上”，忏悔一生过错，问他要忏悔些什么，他只了一句：
不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
并且给郗氏写了这封信。
二○○四年四月二日
八、夫妻又是文友
明周亮工《尺牍新抄》全书作者二百三十七人，女子只占二人，其中周庚（明瑛）写给丈夫陈承纩（侠公）的这封信，我很喜欢。
住城里不如住郊区，住郊区又不如住山上。你愿意搬到西山寺中住，当然很好。但山居不免寂寞，请自己多多保重。
看得出这是一对互相体贴的夫妻，又是两个彼此理解，能够平等进行文字交流的朋友。在中国古代婚姻史上，此最难得。
古时夫妻间的文字交流，最早的当然是徐淑和秦嘉，可惜知名度不高。《乐府诗集》中的那些，则恐怕都是男人们的拟作。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开头浪漫，最后却只留下一首悲悲切切求男人“白头不相离”的哀歌。王献之《别郗氏妻》动了真情，郗氏却不见答复，也不知她能不能文。李清照和赵明诚，如《金石录后序》所叙，实可谓空前佳偶，除了诗词，夫妇间也一定会有书信往来，却未能传之后世。这封信真要算是凤毛麟角，不仅梁红玉那样的“京口娼”死也写不出来，就是学生学到了家的柳如是辈，身份和气度也差得远。如周明瑛者，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
二○○四年四月九日
九、宋朝的黑社会
如果有人要写黑社会史，我建议他到历代笔记中去找材料，比如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这一则：
汴京城里的下水道，又宽又高。有许多作奸犯科的人，为了逃避法律和政府的制裁，长年躲藏在里面过活，自称住进了“无忧洞”。
汴京最有名的大饭店樊楼，色情服务盛行，有钱有势者常去作乐。躲在下水道中的罪犯将女人藏在里面玩，是在逛“鬼樊楼”。
从宋朝开国时起，直到金兵打来，情形一直如此。再能干的地方官，也没法将黑暗的地下完全管住。
汴京即今之开封。上千年前，那里的下水道即有如此大的规模，很值得研究城市史和工程史的人注意。
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汴京黑社会的历史。出现在下水道里的“无忧洞”和“鬼樊楼”，岂不是货真价实的地下黑社会的标志吗？陆游这些现象“虽才尹不能绝也”。公正廉明的包公当过开封府尹，正是“才尹”之一。连包公都消灭不了黑社会，更何况一班庸碌颟顸、贪污受贿的府尹和府吏。只求“无忧洞”不升格成为光化日下的“无忧宫”，地方官不跟黑道大哥携手同上“鬼樊楼”，就算是好世道了。
二○○四年四月十六日
十、虎坊桥南旧事
我读前人笔记，最关心的不是文人逸事，诗词佳话，而是正史中少见的社会史（人民生活史）资料。清人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亦颇有可取者，如：
在京城虎坊桥南边，有一座“江南城隍庙”。庙南是一片贫民乱葬的洼地，唤作“南下洼”。此处十分冷落，庙里的戏台多年没演过戏。
每年清明时节，乱葬处有人来上坟，这座“江南城隍庙”才开放。上坟的人以妓女居多，都换上了白衣裳，来祭扫从前死去的妓女，也是物伤其类的意思。有人在坟前哭得很久，很伤心。其实坟中之人，或已死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大半和哭者从来没有见过面。
生前并不相识，哭者所哭的，便只是一个和她自己同样孤苦伶仃的妓女罢了。
哭得很久，很伤心，因为所哭者不只是那些几十年、上百年前死去的妓女，也是如今还在做妓女的她们自己。
那时的妓女都是弱者，生前哀乐由人，死后只能葬在“南下洼”，故能引起同情。如今做妓女则是致富的手段，有些“高级的”还俨然进入“上层社会”，听在湖北还有做到了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的。虎坊桥南旧事，恐怕是不会再有的了。
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十一、崇文门的税收
建国初期，民谚有“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一，我也认同。如今共产党的会未见减少，税却也多起来了。我忝列“离休”，养老金虽蒙恩免税，稿费仍须缴纳百分之二十。史弱翁《旧京遗事》记清朝崇文门收税的情形，因此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北京所有的城门都收税，税务则归崇文门统管。明末全城一年税额九万多两白银，清朝加到十万多两，仍是照老规矩加上来的。
每个城门口，收税均设有专人。男人进城，凡是有毛驴驮带东西的，都得交一份税。车辆则按行囊包裹多少，分别计算税额。
农民挑菜担子进城卖，照例也要在鬓发上插两枚铜钱，由收税人伸手摘取，省得放下担子交税钱，彼此省事。
看旧，外官进京，携带的行李也要交税，觉得不可思议。原来收税时只看畜驮车载“囊袱”多少件，并不打开来检查里面装的是货物还是行李，比进出海关还简便一些。
农民进城卖菜，每人每次亦须纳税二文，似乎太苛。但北京城一年统共只收十万多两银子。平均一二百七十多两，只等于人民币两三万元，又实在是非常之轻的。难道税吏们收得的银钱，一大半都没进国库，而进了自己的腰包吗？史料中，崇文门监督为“京官中最肥之缺”，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
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十二、十分愉快的事
张荩《仿园清语》有《十爱》诗，注云“一字至十字押韵”。将其依下式分行写出，便成了一首宝塔诗：
月
秋日
闻远笛
不速之客
花开值佳节
四围新绿周密
轻波细雨横舟楫
灯火迷离笙歌不绝
故友谈心言语多真率
结伴离家任我山川浪迹
再将其今译出来，又成了一座平顶金字塔：
一轮明月
深秋的晴空
远处听人吹笛
意外到来的客人
风和日丽百花齐放
满山是绿人坐卧其中
细雨中清江上船泊岸
灯暗处轻音乐听来更轻松
老友畅谈推心置腹毫无拘束
邀二三知己随心所欲出外旅行
“愉快的事”原是日本千年前散文名著《枕草子》中的题目，不想照抄，所以加上“十分”二字。
《枕草子》中“愉快的事”，如“河里的下水船的模样”、“牙齿上的黑浆很好地染上了”之类，和《十爱》中的“花开值佳节”、“四围新绿周密”可以相比，后者却更易为我所认同。因为时间上的距离毕竟近了六百来年，明清江南文士比起十世纪日本宫中女官来，其生活趣味也更容易理解一些。
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十三、十分可憎的事
张荩写了《十爱》，还写了《十憎》，同样是一首宝塔诗，时在距今三百多年前，要算是出现较早的这种体裁的诗，现仍将其按宝塔形排列如下：
泥（按：读如“艺”，固执也）
势利
市井气
自夸技艺
碌碌全无济
夜深好点杂戏
难事得太容易
粗知风水频迁祖地
无所不为向人谈道义
事急非常故作有意无意
有的句子不好直译，便只能意译或拟作了：
顽固东西
狗追财主屁
算盘精得来兮
下台后自夸人气
救灾扶贫专送旧衣
半夜三更高声唱京戏
打赢世界大战不成问题
公寓楼的隔墙拆掉又重砌
看完三级片正色道儿童不宜
玩过女人后五讲四美宣扬正气
李义山《杂纂》“恶模样”十事中的“对丈人丈母唱艳曲”、“嚼残鱼肉归盘上”等，也应该是十分可憎的。
《枕草子》中“可憎的事”如：“没有什么特别可取的男子，用了假装的声音，做出怪样子来。”则大约出于作者女性的敏感。咱们看惯了这种表演，却不敢谓其可憎，最多也只有无可奈何地由他去罢。
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十四、北京城门取名
古人迷信，认为出大事总有“兆头”。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城门取名字，便看得出改朝换代的“兆头”。
明朝末年，一度将北京西边一座城门改称“顺治门”，南边一座城门改称“永昌门”。没多久“闯王”进京，崇祯吊死煤山，李自成称了帝，年号便叫“永昌”。随后清兵入关赶走李自成，多尔衮保福临登上了北京金銮殿，纪元便叫“顺治”。改的两个名字，正好都用上了。
紫禁城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中华民国成立后，将中间的午门改称“中华门”，好像预先就安排好了似的，也要算是“兆头”。
北京城墙是明朝修建的。永乐十九年建成内城，设了九座城门（故有“九门提督”）；嘉靖二十三年建成内城南边的外城，设了七座城门。城门的名称，在明朝有过改动，入清后倒是没有再改，一直沿用下来了。
崇祯改称“永昌门”，李自成便建号“永昌”；改称“顺治门”，爱新觉罗家便建号“顺治”，实属巧合。我们当然不信迷信，但如果，“永昌”“顺治”都是好字眼，写在城门上更加深入人心，因此便成新朝建元的首选，倒是合情合理的推测。
《日下旧闻考》卷十九补辑《春明梦余录》云：
辽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后之国号年号，先见于此，谁谓非定数也。
看来历史上巧合的事还真不少。
二○○四年六月四日
十五、子不及父远矣
“官二代”又当官，古来即是如此。第二代的官不及第一代好，也是常有之事。老夫人能够用老太爷的事迹教训少老爷的，则有《国老谈苑》中一例，今译如下：
曹璨为北宋开国功臣曹彬之子，后来自己也做了大官，那时其父早已去世，但其母还在。老夫人有走进家中的库房，见到一大堆的钱，总数有好几千贯。她便将曹璨叫来，指着钱教训儿子道：“你父亲官做到太师兼侍中，封国公，为元帅，却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里存过钱。看起来，你这个做儿子的，不及父亲远矣。
曹彬一生谦恭谨慎，坚持操守。宋初灭后蜀，下南唐，并北汉，他都是主将。打了胜仗，部下将官多收子女玉帛，他则一毫不取，行李惟图书衣衾而已。
曹璨却不能同他老子一样廉洁。虽然比起家藏万贯的大贪官来，几千贯并不算太多，后来他的政声也不算太坏。这恐怕多亏了老娘的批评监督，还是曹彬的遗泽。
如今有些二世为官的比曹璨更贪，更不要比老一辈的曹彬。若论弄钱的本领，倒是父不及子远矣。
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十六、一蟹不如一蟹
“一蟹不如一蟹”，作为成语，沿用至今，其起源也是《国老谈苑》中的一则故事，今译如下：
陶谷在宋朝任翰林学士，奉命前往吴越。吴越国王钱俶设宴款待，水陆珍错杂陈。陶谷没见过梭子蟹，问是什么东西。钱俶让人从最大的梭子蟹到最的招潮蟹逐一介绍，一共摆出了十多种。陶谷便对钱俶笑着道：“爷爷这么大，孙子这么，真是一蟹（代）不如一蟹（代）啊！”
五代十国，最后统一于宋。吴越不敢与宋争锋，却竭力想保持半独立的地位。陶谷是陕西人，不很认识螃蟹。钱俶摆出十几种螃蟹来给陶谷看，未必没有显示吴越物产富饶力量充足的意思。但钱俶毕竟是钱家第三代了，武功远不及他爷爷钱镠，文治也比不上他爸爸钱元瓘。陶谷很了解这些，于是借此机会敲打这位“三世祖”一下，也是给他一点颜色看的意思，正所谓折冲樽俎——筵席上的斗争。
中国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很想多看点历史上分分合合的故事，从中得到点引起思考的材料。
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十七、张裔不失自我
《三国志·张裔传》中，保存了张裔一封《与所亲书》，看似幽默，却有深意，今译如下：
此次往返汉中，路上没完没了被迎送，被宴请……日夜得不到半点休息。其实人们奉承的只是丞相府的长史官，我张君嗣赶上了这一趟，累得苦不堪言，烦死了。
张裔字君嗣，三国时蜀郡人。诸葛亮北伐时，任其为留守成都的丞相府长史。长史是主持府院日常政务的重要官员，地位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国务院秘书长。
《三国志》记载，张裔于诸葛亮北上之明年，离成都去汉中向诸葛亮报告请示，“送者数百，车乘盈路”，这信即写于出差回来时。
秘书长去见总理，谁不想趁此献上一份殷勤，探听一点口风呢？逢迎巴结，官场常态，盖不足怪。难得的是这位秘书长口里吃着山珍海味时，却能心知肚明，人家奉承的只是“丞相长史”，他“张君嗣”作为个人，不过搭上了这趟车，适逢其会罢了。
富贵中人，很容易忘记自己也是个普通的人。张裔却能不失自我，可谓难得。
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十八、《论语》质疑一则
《论语》记孔子言行，也记载了几位和孔子持不同意见者的事迹。赵南星《闲居择言》对关于“荷丈人”的记载提出了一则质疑，大意是：
《论语》记述的荷丈人，明明是一位乱世隐于农民中的贤者。子路却怪他不出来做官是不负责任，只顾自己一身干净而不顾对君王的责任，他破坏了伦常。若是如此，那么《论语》所记孔子的，“国家政治清明，便该出来效力；政局混乱，便该隐身匿迹”，这话倒是错的了。《论语》虽是经书，此处却自相矛盾，令人费解。
子路的原话是：“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见《论语·微子》）孔子的原话是：“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见《论语·泰伯》）二者的观点显然是对立的。但子路毕竟不等于孔子，责备他们“自相矛盾”也许有些过分。
但在400多年前“读”《论语》的时候，敢于质疑这部神圣不可侵犯的经书，赵忠毅公毕竟值得佩服。
二○○四年七月二日
十九、黄宅谢客启事
清兵入关明朝亡国以后，在金陵自立的南明朝廷仍然是权奸当道，贬斥忠良，《广阳杂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黄仲霖向朝廷奏参马士英，自知闯下了弥大祸，回家以后，便在白纸上用大字写了张启事粘在宅门上道：
“本人触犯权奸，去死不远。为免连累他人，特饬令本宅门房，对于来访各位，一概告辞不见。”
看过《桃花扇》的人都知道，马士英确实是一个“权奸”。他专擅朝政，结党营私，尤其令人痛恨的是“日事报复”，谁敢对他的倒行逆施表示不同的意见，就要动用国家机器严厉镇压。黄仲霖敢于冒这个大不韪，胆子真是不。
奇怪的是，明末的特务政治相当厉害，锦衣卫、东厂的手段也相当高明，虽然逃到了南京，余威仍不会，何以能够允许黄仲霖在宅门外张贴这样的启事。若在后来希特勒斯大林们的统治下，“散布反动传单”和“张贴煽动性大字报”不仅罪加一等，黄宅门房的人也早就换成党卫军克格勃了。
二○○四年七月九日
二十、土地公公婆婆
顾禄《清嘉录》是一本记述土风民俗的好书，所记敬祀土地公公婆婆，是普及全国乡村的民间信仰，好像至今还残存着，不止在书中写的苏州一处地方。
二月初二是土地生日。苏州的大衙门里，都有供土地神的地方，称之为土地祠。当日衙门主官要亲临祭祀，佐杂人等信神的，还要吹吹打打，摆上猪头三牲来酬谢。乡下人家也得去田头庙里奠一杯酒，求个好年成。土地公公还有位夫人，叫做“土地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