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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是外夷夸诞吗(2 / 3)

《清嘉录》道光十年刻成,第二年传入日本,在日本很快就有了翻刻本,在中国却几乎失传了,后来还是据日本刻本再翻刻,来了个“逆输入”。这也是书史上有趣的一件事。

余生也晚,衙门里的土地祠没有见过,只曾在清人笔记中看到,国子监里的土地菩萨是韩文公,其架子应该会比《西游记》里孙悟空呼来喝去的老头儿大得多,更非田头庙里的公公婆婆可比。不定土地爷也像如今的教授专家,因人因地而异,一样的头衔,却有很不一样的身价。

二○○四年七月十六日

二十一、洞庭山消夏湾

《清嘉录·六月》介绍洞庭山消夏湾,文字优美简洁,引人入胜。

太湖洞庭山脚下,有一荷花最深处,名叫消夏湾。这里遍处都是荷花,盛夏时万朵齐开,满眼云霞锦绣。来此地避暑的人们,坐在游船上,吹着湖上的凉风,闻着荷花的清香,流连忘返。有的人还要等到月出东山,赏玩湖上夜景,甚至留宿船中,让翠盖红裳陪伴着入梦。

消夏湾旧传为吴王避暑处,历代流传诗词甚多。沈朝初《忆江南》词云:

苏州好,消夏五湖湾。

荷静水光临晓镜,雨余山翠湿烟鬟。

七十二峰间。

颇有韵味。如今到处开发旅游资源,不知苏州为什么不打出消夏湾这张名牌。

古人笔记杂书中,不乏山水名胜和人文景观的记载。今人读书不多,任其湮没,实在可惜。

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二十二、七月初七乞巧

《清嘉录·七月》介绍苏州女儿七月初七乞巧的情形,对“乞巧”有具体明。

七月初七日头晚上,女孩们各自将热水冷水搀满一杯搅匀(此水叫做“鸳鸯水”),放在庭前敞露一夜。太阳出来后,让杯水晒上些时,然后每人拿根绣花针,轻轻地放在水面上,注意不使下沉,再看针映在杯底的影子,以此来判断谁的手最巧,这就叫“乞巧”。

“七夕”牛郎织女双星渡河,古时是女孩们十分艳羡的神话,也很能激起她们的想像。因此便产生了拜双星“乞巧”的仪式,乞求神灵让自己心灵手巧。晒水放针,乃是检验“乞”的结果,也是整个“乞巧”过程的终端,所以顾禄特别详细地加以叙述。

在男耕女织的社会里,针线活代表了女子的智慧和能力。现在时移事易,绣花针渐归淘汰,就是找得来一根,请女同胞到月光下穿针引线,只怕也没有谁能够像老外婆那样驾轻就熟了。

二○○四年七月三十日

二十三、苏州的摆设

《清嘉录·八月》介绍苏州独有的手工制品,此亦土风民俗之一端,富有工艺史、城市史的价值。下面所写的“摆设”,至今仍是当地的旅游纪念品,看来更觉得亲切有味。

苏州人喜欢供财神,有善于制作的匠人,雕刻出一种不到一尺高的财神,还有配套的房屋、桌椅、杯盘、衣帽、仪仗、乐器、棋牌、戏具和其他杂物,全都按比例缩尺寸,的只有寸许大,被称为“摆设”。出售和制作这种摆设的地方,总有不少男女围观,热闹得很。

现在苏州有的旅游点上,还有缩微的红木家具(书案、太师椅等)出售,它们可以放在手掌上赏玩,跟儿童玩具似的,材料和制作工艺却一点也不马虎,价钱也不便宜。这和外国的汽车模型、舰船模型一样,都有欣赏和收藏的价值。不同的是,人家玩“摆设”就只是为了玩,我们却起源于供财神菩萨。事实上财神菩萨至今仍供奉在各行各业的店堂里,尺寸则越来越大,有的甚至高大过于政治伟人的造像了。

二○○四年八月六日

二十四、太监的干儿子

王振为明朝揽权作恶的太监,可比刘瑾、魏忠贤。当其得势时,无耻士大夫不惜屈身事之,成为读书人不要脸最丑的一页,《菽园杂记》记有一事。

英宗正统年间,宦官王振擅权。工部侍郎王某最会拍王振的马屁,又年轻貌美,自称干儿,很得王振欢心。有一次王振问他:“王侍郎,你为什么刮掉胡须呢?”他答道:“你老人家没有胡须,做儿子的自然不敢留须啊!”听到的人,无不笑其不知羞耻。

旧时演《西厢记》,张生因莺莺赖简得了相思病,头上扎手巾,手里撑拐棍,开口叫书童。书童上台来,也头上扎手巾,手里撑拐棍,俨然比张生病得更厉害。张生惊问:“你怎么也病了?”书童答道:“相公病了,我不敢不病呀!”

张生之病,事出有因;王振无须,阉人本相。书童“不敢不病”,只是为了学样;王侍郎不敢留须,却是逢迎拍马。无知的书童只是可笑,读书出身的副部长则是可耻了。

《菽园杂记》为陆容(文量)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明代人的话,“本朝记事之书当以陆文量为第一”,所记必非虚构。

二○○四年八月十三日

二十五、皇上肯定了的

读书人毕竟也还有不逢迎不拍马的,《菽园杂记》所记彭勖敢于批评皇上作序的书,即甚为可敬。

明英宗初年,南京提学御史彭勖认为,永乐年间修纂的《五经四书大全》,学术水平不高,论点多有不合,于是加以批评,还写成了一部专著。审读者:“《五经四书大全》成祖文皇帝写了序,是皇上肯定了的,怎么能够否定。”彭勖却不为所屈。其实学问愈研讨愈精进,真理越辩论越分明,怎么能因为是皇上肯定了的,便不许提出不同的意见呢?

两个凡是,看来并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发明,而是历史悠久的专制主义老传统。

永乐皇帝肯定了的,正统皇帝治下必须继续肯定,奉为金科玉律,不允许讨论,更不允许修正。专制政治与专制文化的关系,在这件事情上看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但彭勖毕竟是可敬的,他敢于指出御制大书的错谬。陆容也毕竟是可敬的,他敢于记下彭勖这件事,赞扬他连“皇上肯定了的”也否定。

二○○四年八月二十日

二十六、白发染青故事

《菽园杂记》记白发染青故事,以古证今,谈言微中,尤其有意思。

从前陆展染青白头发讨好老婆,寇准拔去白胡须争取当宰相,都是为欲望所驱使,才干出违反自然规律的蠢事。但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曾记下染白胡子的方法,唐人宋人都写过镊去白须白发的诗篇,可见此事的历史相当久远。

如今染头发的人,多数倒不是为了女人,而是为了显得年轻点能选上当官,或延迟退休。只要看看卖乌须药和镶牙补牙的广告,大都贴在组织人事部门前头,并不贴在风月烟花场所,便可明白。

看京戏《龙凤呈祥》,刘备过江招亲,成功全靠乔国老送乌须药;但皇叔的目的原是荆州而非孙尚香,政治从来是居第一位的。

不爱江山爱美人,是无大志的后主们的人生哲学,大英帝国的温莎公爵庶几近之。其实只要有了江山,又何愁没有美人。世界上终究明白人多,所以人气最旺处还是组织人事部门,而不是婚姻介绍所。

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二十七、画圣像的难处

《菽园杂记》还讲过明太祖画像的故事,使人觉得画圣像的难处真大。

太祖皇帝曾召集画师为自己画像,画出来都不满意。有位画师写生本领最高,画得最逼真,自以为万岁爷一定会满意,谁知呈上去也不合式。另一位画师却揣摩出了皇上的心思,不求形似,只将御容画得格外和蔼慈祥。结果龙心大悦,诏令其照样画出若干幅,颁行下。

朱元璋本是一副“五岳朝”的凶狠相,看得出杀起人来不会心慈手软。他以杀人夺了下,又杀功臣,杀文人;及至自己觉得下该“稳定”了,又想以慈眉善目给人们以“亲民”的印象。画师们有谁能体会到这一层“意”呢?自然是画得越像越不行,除了最后的这一位。

最后这一位画师,就凭他揣摩迎合时表现出来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水平,当一个美协主席是足够的了,我以为。

吴晗的《朱元璋传》只看过初版本,其中好像也写到了这件事,还将朱元璋狰狞凶恶的真容和特意画成的阿弥陀佛相分别制版,印在卷首。后来吴晗被打成“三家村”之一,自杀毕命,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二○○四年九月三日

二十八、是谁心中有妓

《古今谭概·迂腐》刻画“两程夫子”活得累的故事,生动而有趣。

宋朝程颢(明道)程颐(伊川)两兄弟,都以讲道学出名,被尊称为“两程夫子”。

有回哥俩同往人家赴宴,有妓女陪酒。程先生怕妓女近身,站起来整整衣襟便告辞离开了。大程先生却和众客人笑谈饮酒,直至终席。

第二日,程先生来到哥哥书房,讲起头让妓女来陪酒,仍然气愤不已。大程先生便对弟弟:“昨酒席上有妓女,我心中却没有妓女;今这书房中没有妓女,你却老是想着昨,看来心中还有妓女啊。”

就因为一个“心中有妓”,一个“心中无妓”,后来就认为哥哥的“道学”水平比弟弟更高。其实弟弟生气离席固可不必,哥哥用心搞出这么一套词也嫌做作,他俩都活得太累了。

其实在古时,士大夫们应酬,有家妓或官妓陪酒是十分正常的,和她们接触一下也呒啥,只要不到浔阳江头去找有夫之妇,或者家中没有夫人作狮子吼,便不会惹出麻烦。不过道学先生要当“夫子”,便不得不特别自律,装出一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模人样。

程先生“拂衣而起”,至次日“愠犹未解”,脸上肌肉绷如许久,血压肯定升高,比起大程先生随大流“尽欢而罢”,似乎更不利于养生。可是查二程年龄,弟弟只哥哥一岁,却在哥哥去世后还活了二十二年,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要做到“心中无妓”,见可欲而心不乱,竟如金庸所写的“必先自宫”,对于生命的戕贼比板起一副脸还厉害么?

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二十九、特大的袍袖子

《古今谭概·怪诞》有则故事揭露了士大夫的矫情做作,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

古人长袍大袖,物件多藏于袖内,正所谓“袖里乾坤大”。有位特别喜欢作秀的进士曹奎,新制袍服时还特意将袍袖做得比别人的更大,穿在身上,招摇过市。

杨衍见了,忍不住问他道:“你这袍袖子做得太大了罢?”

“就是要大,这才装得下下的黎民呀。”曹奎得意洋洋地回答。

“下的黎民装不了,一个两个黎民看来倒是装得进去的。”杨衍冷笑着这样。

曹奎在这里袖里要装下的黎民,如今也心中要装着老百姓,若能做到,当然很好,怕就怕像曹奎他这样办。

《古今谭概》为冯梦龙所纂,有批语云:“今吾苏(冯是苏州人)遍地曹奎矣。”但愿此时此地别“遍地曹奎”才好。

在上者提倡某种精神,宣传某种思想,若要收效,莫如身体力行,而不在多言。颁布几条顺口溜式的口号,置办几身曹奎式的大袖袍,便想文武百官廉洁奉公,下黎民乐业安居,则是痴心妄想。君不见,蒋介石手订的“党员守则”背得再滚瓜烂熟,亦无救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么。

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三十、又一求死新法

《古今谭概·痴绝》还有则故事,是讲做官的瘾特别大,大到了连死都不怕的。

嘉靖时俺答入侵,京师一度危急。皇上怪罪兵部尚书丁汝夔,将其处死,在朝官中引起震动。大家都感慨仕途险恶,兵部尚书当不得。有一人却不以为然地道:“兵部尚书是正部级的大官呀,如果做一便要砍头,也许没人争着做;只要能做上个把月,即使是砍脑壳,我也还是愿意做的。”

这似乎是一则讽刺挖苦的笑话,其实不是。后来明朝的兵部尚书,的确一连好几位都被砍了脑壳,如熊廷弼、袁崇焕。以至新官上任,兵部衙门外便贴出了揭帖:

莫喜莫喜,莫贺莫贺;

四五年间,一连三个。

熊、袁都是忠臣,明知兵部尚书当不得,还是毅然决然来当,真所谓忠臣不怕死了。

贪官不怕死的就更多。明太祖恨贪官,长官贪污被告发,便剥皮填草示众。新长官来补缺,属吏每窃窃私语:“填草的又来了。”

读报见卖官买官的大员判死刑,因而想到斯蒂文森《自杀俱乐部》写波斯王子花钱买死,费心费力,何如先买个“风险”大的官来当当,反正用来买官也就是买死的钱也是贪来的,不必像波斯王子那样从王宫往外头搬。如果来一点戏的话,这也可以算是又一求死新法了。

二○○四年十月三日

三十一、那两年我靠谁

《古今谭概·专愚》还介绍过一个“啃老”的人,此人在世当不晚于冯梦龙(一五七四至一六四六年),可以是三百多年前的“啃老族”。

有个姓吴的人,二十岁就做了爸爸。儿子养到三十岁,他自己也五十岁了,儿子因为蠢(名就叫“蠢子”),生活还全得他照顾。

有来了个算命先生,父亲请其为自己和儿子算命,结果算出,父亲寿高八十,儿子也会活到六十二岁。

蠢子听了,号啕大哭着道:“爸爸八十岁死了,六十岁以后还有两年,那两年我靠谁啊!”

不幸生下弱智低能儿,只能尽一世义务,身后还会留下遗恨;对此社会应予同情,国家也该关心,决不该觉得好笑。旧笑话常打趣残疾人,乃是国民心理不健全的表现,但取笑弱智和病人的毕竟还少,除了借呆女婿傻新娘搞黄色低级趣味。

这位吴蠢子却未必很蠢。他知道父亲大自己二十岁,知道八十减二十再减六十二等于负二,知道父亲死后还有二年无人养活自己。如果及早训练他学会独立生活,不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他很可能就不会如此号啕大哭。

社会上有所谓特权阶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又出现了富翁阶层。富贵之家,总会特别注意子女教育。但如果教之不以其道,子女虽然并不弱智,也被娇惯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姐,老爷太太临终时也会放心不下的。

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三十二、灶神菩萨上

《五杂组》为明人谢肇(在杭)所作笔记,内容比较丰富,有介绍灶神菩萨的一条:

每家的灶神菩萨,每月三十日都要上,报告这一家人的罪过。段成式笔记中,灶神还有六个女儿,每月底上去检举凡人的罪错,严重者得少活十二年,较轻者也得短几年阳寿。

所以人们都怕灶神。有些人家,每月到了二十四五便吃斋念佛,求得一个好印象。

其实,真心做好事,何必只在月底这五六:若只是为了应付最后一的检查,从二十四五起吃斋念佛,岂不又太早了么?

元朝时候,中国人(汉人)做亡国奴,每几户人家得供养一位阿合马或呼图鲁,让他监管着。后来不做亡国奴了,自己人管自己人管得更死,检举揭发亦不限于月底了。但统治者总还不放心,若能跟玉皇大帝那样,家家派一个灶神爷,再加六员女将,十二个时辰都有几双眼睛盯着,那才好呢。

但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办法,到二十四五吃几斋,初一初二再开始打牙祭。更为简便而有效的,则是破费两文钱买几块扯麻糖,让他和她们甜一下嘴巴,自然不会作负面报道,人间一派祥和,上也会高兴。

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三十三、人尽可夫

《五杂组》的特点是多发议论,而且见识不差,如下面这一则论“人尽可夫”。

“人尽可夫”的本意是:对于每个女人来,父亲总只有一位,丈夫则凡是男人都当得的。这句话好像违背了传统社会道德观念,却有它的道理。

父女关系是生的,谁都只可能有一个生物学上的父亲。夫妻关系则是男女配合,女子接受求婚不会限定一个对象,男女双方都可以进行选择。那么,每个男人都有可能当某个女人的丈夫,其实也并不错。

“人尽可夫”这句话出于《左传》,全文为“人尽夫也,父一而已”,是母亲教女儿对父亲和丈夫应该以谁为重时出来的。“人尽可夫”后来流衍为形容滥交女人的贬语,大非本义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拍过一部以此为名的电影,由白光主演,白光从此便成了**的代表,至今还不能上电影名人录。

《五杂组》作者是晚明人,社会危机深重时也就是文化思想活跃时。他能承认“人尽夫也”这句话有合理性,承认男人可以“择妇”,女人亦可“择夫”,也就是思想解放的表现。

如今有些人在公开场合大骂女人“人尽可夫”,关上房门后又惟恐女人不肯“人尽可夫”,比起400年前的谢肇淛来,差距可谓大矣。

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三十四、那就更快活了

《五杂组》记文人的只言片语,有的也颇有意思,比如写翰林学士梅询和一个老兵的对话。

梅询在朝中当翰林学士,有上头交来起草的文件特别多,又特别费斟酌。他忙得头昏脑涨,搁下笔想出外走走,手里却还拿着正在修改中的文稿,刚出房门便见一个老兵躺在屋檐下晒太阳,正在伸懒腰。

“多快活啊!”梅询不禁忻羡起这个老兵来,便和颜悦色地问他道:“你识字吗?”

“不识字。”老兵答道。

“那就更快活了。”

翰林学士属于最高级的秀才班子,是*身边工作人员,地位、待遇比老兵何止高出万倍。可梅询却羡慕在阳光下伸懒腰的老兵比自己“更快活”,而且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叹,不是在镜头前装模作样。

快活还是不快活,在梅询看来,关键在于识字还是不识字,也就是拿不拿笔杆子。本来嘛,用笔杆子为统治者服务,即使在体会圣心紧跟旨意上谨慎心,不致陨越,就是风来随风雨来随雨,明明没有道理也要出个道理来,也就够伤脑筋、不得快活了。

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三十五、棒打都打不开

古时读书人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就是要做官。只要有官做,什么独立人格、个人尊严,都是可以不要的。读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下节,深有感触。

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改燕京为中都时,已历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乃马真后、定宗(贵由)、宪宗(蒙哥)五世,还没有营造宫殿,制定礼仪。每逢庆典,大臣工在大帐外面挤成一团,争先恐后要进去磕头。蒙古卫士很讨厌这班汉官,挥起棍棒痛打,刚打开又聚拢了。翰林学士王磐“虑将贻笑外国”,奏请快些建立上朝的规矩,世祖当即同意。

蒙古人已经进北京做了皇帝,依旧按草原上的规矩在蒙古包里上朝;新老降官抢着挤进去向“大汗”磕头,棒打都打不开,的确是很有趣的掌故。更为有趣的,则是那位翰林学士王磐“虑将贻笑外国”的外国,并非远在边的英吉利法兰西,而是近在眼前的南宋,刘克庄正在那里填《贺新郎》词,问“谁梦中原块土”。

王磐本人也是籍贯(河北)永年的汉族读书人,因举报李璮叛元投宋有功,死后被元朝谥为“文忠”。谥法原是汉族王朝的传统礼制,蒙汉“文化交融”之迅速,于以见之。

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三十六、两位学者应召

《南村辍耕录》的作者是元朝人,所记当时“道学家”半推半就去为异族统治者服务的情形,相当生动,值得看看。

元世祖中统元年,道学家许衡(号鲁斋)被征召去朝廷做官,路上去看望另一位道学家刘因(号静修)。刘问许:“朝廷一征召你便去,是不是太快了一点?”许答道:“不去,我们的‘道’怎么能够实现呢。”

世祖至元二十年,刘因也被征召入都,以赞善大夫之职去教育蒙古子弟,没多久便辞职回乡了;接着又派人来召他去当集贤学士,仍以体弱多病坚辞。有人问刘何以不去,刘答道:“一召便去,我们的‘道’岂不太没有价值了么。”

看来元世祖忽必烈真如《元史》所,一开始便注意延揽“四方文学之士”,的确是一位“思大有为于下”的君王。

许刘两位虽是道学家,当时的身份仍为“三等公民”(汉人列蒙古人、色目人之后),又是“臭老九”(九儒十丐),但只要去“应召”,还是有官做,甚至还可以讨价还价一番。反正都可以“我们的道”(“吾道”)作借口,面子还是得讲一讲。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三十七、还是结发夫妻

《南村辍耕录》记各族士民生活,亦能体察人情推求物理,如写御史大夫某之处理夫妻关系: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嫌弃结发的正妻好几年了。

有回翰林学士承旨阿目茄八剌死了,也先帖木儿派一位叫明里的官员代表自己去吊孝,回来后问他死者妻妾的情况。明里答道:“承旨大人府上,戴凤冠的姨太太有一十五位,只见她们忙着在争分财物,全不悲伤;一直守在灵前伤心哭着的,只有正室夫人一位。”

也先帖木儿听了,默然无语,当晚上,便到正妻房中住下,从此两人恩爱如初。

本来人类的堂兄弟猿猴都一夫多妻,直到百年前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现代文明社会法定一夫一妻,但公开、半公开、不公开多妻的,仍然不少。但男人们,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计,与其学阿目茄八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不如学学也先帖木儿珍重结发夫妻的情义才是吧。

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三十八、倪云林的洁癖

《南村辍耕录》还留下了不少自然史的材料,关于大画家倪云林洁癖的记述,即是六百年前“强迫行为症”一病例。

都知道倪云林有洁癖,而且他的癖很厉害,完全成了病态。

有次他看上了歌女赵买儿,叫她来家中陪宿。先要她干干净净洗了澡,上床以后,又从头到脚,手摸鼻嗅,将全身仔仔细细检查一遍。因为觉得私处总还有点不一般的气味,又叫她下床去洗。洗后再嗅,嗅后再洗,一次又一次,折腾到亮,宿并没有陪成,白白付出了一笔服务费。

赵买儿后来对人起这回事,每次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古人生理、心理、病理现象的记述,都是人类学和疾病学上有用的资料,都有自然史的价值,即使事涉隐秘,亦未可一笑置之。倪云林的洁癖便是典型的“强迫行为”,表现十分生动,很有病史研究上的价值。此类材料,经史中也有。子夏因死了儿子悲痛过度而失明,即是急性青光眼发作的结果,现代医学可以引为佐证,孔子实在不必骂他。

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三十九、用人不疑行吗

民国初年徐珂的《康居笔记》论“用人不疑”云:

古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确实有其道理,可是在现时却未必行得通。现代人的贪婪和狡诈,比古人厉害了不知多少倍;没有刘邦曹操那样的手段,谁又能够使用比陈平更贪,比司马懿更诈的“人才”呢,“用人不疑”行吗?

所以,我认为不必再提倡“用人不疑”啦,监督、检察等等手段,亦绝不可以放松。虽不得不用他,更不得不防他。时时刻刻、尺尺寸寸地提防着,还怕一不心,被他钻了空子呢!

管着要紧事物(如武器、钱财、国家机密之类)的人,在上者(即用人者)得“时时防之,事事防之”,乃情理中事。有人将管这些事的工作称为“要害工作”,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的。但照头脑简单如我者想,这种“要害工作”还是不去做为好。要害,要害,结果只怕要害了自己。

过去帮“后宫佳丽三千”的皇帝管女人,亦是一种要害工作;而将管女人的人先做成太监,亦就是一种“防”。尽管防了,仍不免出嫪毐,出魏忠贤。但即使侥幸成了嫪毐、魏忠贤,最后也难逃一死。

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四十、男子取女人名

《康居笔记》作者读书多,又用心,故能从古书中发现一些有趣的资料,如其记男子取女人名。

男人的名字,有的看起来像女人。《左传》中的石曼姑,《孟子》中的冯妇,《庄子》中的女,《史记·荆轲传》中的徐夫人,《汉书·郊祀志》中的丁夫人,《三国志·陆抗传》中的暨艳,便都是名字像女人的男人。

男女有别,自然之理。片面夸大差别搞性别歧视不对,故意混淆差别,“男人扮女人”,也似乎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