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七、笔记大便
今人写作很少自称“笔记”，但有些不大话多记事的文字，如《万象》连载的《安持琐忆》和《花生文库》所收的《齐如山回忆录》，在我眼里也就是今之笔记。
《齐如山回忆录》有两节笔记大便，这是古人笔记很少涉及的题材。但庄子曾云“道在屎溺”，“干屎橛”也见诸佛教禅宗的语录，可见屎尿也并不是不能写。齐如山的这两节，从污秽中看得出人性是怎样在被践踏，被贬低，深长思之，也就可以“顿悟”，不必禅师来敲脑壳。
《考试情形》一节写到清朝光绪年间保定秀才考场中大便的情形，真是可笑亦复可怜。各人座位下置有一瓦盆，专供撒尿，拉屎虽有厕所，但如果去那里拉，则须将考卷暂时交给监考的教官，完事后虽可领回接着做完，但教官已在卷面上印上一颗黑图章，此图章通称“屎戳子”，此卷乃另放一处，不再评阅，任你做得多好，也无进秀才之希望了。于是考生都不敢离座上厕所，大便怎么办呢，齐氏笔记云：
“（考生只能）脱下自己的袜子来，即便在里头，自己带着出场，或丢在场内。这样的大便法，坐在前后左右的人当然受熏而不高兴，这本可以喊监场教官，勒令他出去。但大家都念三年才考一次，好容易才入了场，倘离座大便，则这次等于白来，想进秀才，还得等三年，所以大家也都同情他，只好自己忍受，不肯告发。”接着齐氏带点幽默地：
“这总算是众人的仁慈，但是试场内可就脏污多了，不但大便，连便也都是洒一地，安得不骚臭难闻。第一场考还好，以后一场比一场难闻，这不能不算是一种虐政。”虐政就是非人性的管理。有一句大俗话得好，“管管地，管不得拉屎放屁”。因为拉屎放屁是生理现象，只能顺其自然。考生被迫将屎拉在袜子里，即可见当时考试制度以及整个制度之缺乏人性。
《办俭学会》一节写宣统三年（一九一一）送工人去巴黎“豆腐公司”（李石曾所创），坐在经由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二十多个工人都是北方乡下招来的青年，最伤脑筋的便是他们拉屎的问题。这些人“没有见过外国的抽水马桶，都是蹲在上头，火车又摇动，拉得各处都是屎，还得替他们擦洗。便桶里放水，只能冲里边，且水亦无多，每到大站，总要用大水壶打水。一次，我告诉大家必须留神，以免贻笑于人。工人曰：他们怎么知道是我们拉的呢？”
鲁迅死前两周还在希望有人译出sih的一本书，名叫《中国人的素质》（鲁迅译为《支那人气质》），几年前总算有人译出，于上海出版。如果没有时间通读它，只要看看《齐如山回忆录》笔记大便的这两节，亦可见一斑矣。
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八、晚清一警官
中国的警察，开办于光绪辛丑（一九〇一）年间。在最早的高级警官中，留下了好名声的，毓朗恐怕算得上一个。其执法不避权贵，尤为难得。
十丈愁城主人撰《述德笔记》，“专为表彰毓朗而作，而所记动关政史，治国闻者所宜览观”（徐一士语），兹介绍其禁赌之一二事，以见一斑。
建警之前，京师治安归步军统领和巡城御史管，负责缉查包括赌博斗殴在内的一切违禁不法之事。自从庚子年义和团、八国联军先后入京，社会秩序乱了，社会风气坏了，“强有力者以设赌庇匪为荣”，衙门都不敢管。一九〇二年毓朗任工巡局（警察厅）总监，“乃亲访聚赌处，饬分局总办自住查抄。有溥十者，某贝子之子也，有设赌庇匪之事，毓朗弹劾之，囚于宗人府一年。”贝子是皇室宗亲，潢贵胄，地位仅次于亲王、郡王和贝勒。毓朗敢将贝子爷的儿子抓起来关上一年，真不简单。
同一年，清政府遵照《辛丑和约》，修建“克林德坊”，这项国耻大工程成了官商大肥肉，由本领通的奸商高尚仁承修。此人得意忘形，纵容手下人在通衢大道的工地上开赌。警察前往缉拿，赌徒自恃有高尚仁在场，猖狂抗法，殴警致伤。警厅于是拘押了高，可是很快便接到内务府奉宸苑（专门为太后、皇帝服务的衙门）来文，令将其释放。来文一开头就是：“承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仪鸾殿钦命要工商人高尚仁??”后面还列出了庆亲王、大学士某某等十多个头衔。毓朗却不为所动，正色道：“这是市井无赖走后门托关系弄来的，妄图假借权威，违法而不受罚；如果让这种惯技得逞，地方上怎能安静。”即将高提至公堂，指着来文对他：“袭警之事，详细情形明再问；你胆敢诈传文书制造假证，先该杖责。”重打了他一顿。
这里须得另行明：《大清律》定的刑罚，本有笞（竹板）、杖（大竹板）、徒（一至三年）、流（无期）、死五种。又有规定：笞、杖可由治安主管定夺施行，徒刑以上则移交刑部判处。当时尚未改行新律，毓朗杖责高尚仁，正如包公铡陈世美，都属于正常执法。据新加坡现在还保留了鞭刑，皮鞭抽在*的背上，恐怕比板子打在屁股上更痛。
奉宸苑的文书，当然不等于圣旨。但首先就将慈禧皇太后的“圣讳”捧了出来，如果是先意承旨热心巴结的人，岂不是表示效忠的大好机会，还有不立即照办的吗？可是毓朗却将其搁在一旁，高尚仁的屁股照打不误。这就明，在毓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只有法律，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正是一位高级警官最可贵的品质。
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九、升官与发财
升官与发财，本来就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比如在清朝，升官就并不能发财。
《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条：“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此为基本工资，称“正俸”；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的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补贴，称“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文官的官俸。
清朝不设宰相，一品当朝的大学士便“位极人臣”了。但升官升到大学士，年薪亦不过正俸一百八十两加恩俸一百八十两再加俸米三百六十斛（一百八十石），按全年十二个月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仅有银三十两、米十五石，这又如何能发财呢？
那时候，随你做好大的官，自己使用的人，上至幕友师爷，下至门房仆役（更不必姨太太、丫环了），都得自己给钱；坐轿乘车，公家也不报销，必须自备。何刚德《春明梦录》云：“大臣许坐四人肩舆，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则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少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二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
何刚德任京官十九年，最后只做到五品郎中（司局级），《春明梦录》云：“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五品官年俸银一百二十两、米六十斛，这一百二十两银子刚好付每月十两的骡马费，何刚德一家人的生活，六十斛米又如何能够维持，势不能不于官俸之外另行设法。《春明梦录》也多少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如云：“京官廉俸极薄，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部级首长）司（部内司局级官）均分，稍资津贴耳。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讲到他自己，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他在吏部分管福建）；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会，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何刚德“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就是因为他“得掌印”的缘故。
这些都是公开的额外收入，此种收入“以户部为较优”，但即使升官升到户部尚书侍郎，光凭额外收入生活仍然只能是清贫的。何刚德的乡试座师孙诒经为户部侍郎，兼管三库，有次家里有菜，留何吃饭，六个碗全是肉类，还有一次，“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何刚德于此不禁感慨系之，不过那“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是谁，他的官俸是多少，食鱼翅的银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春明梦录》却没有。
二○○六年二月二十日
十、晚清一书吏
民国初年，清朝遗老在世的还多，他们的笔记，多为同（治）光（绪）时期的朝野见闻，读来饶有兴味。
山东潍县陈恒庆光绪丙戌成进士，分发工部，后任巡城御史。民国六年，他用“谏书稀庵主人”的别号，刊行过一册《归里清谈》，其中谈到衙门书吏弄权索贿，财多势横，“远非寻常司员（司局级官员）所能及”，甚至连尚书侍郎也奈何他们不得。如户部书吏史恩溥（松泉），在发给山东黄河工程费时索贿一万两，因为山东巡抚张曜和户部侍郎孙诒经系儿女亲家，便告诉了孙。孙是一个好官，《清史稿》本传称其“一时为学者所宗”，“风采皆隐然可见”，此时已入毓庆宫为“帝师”。他得知此事，极为震怒，即将史传至大堂，当众严讯，立予斥革，并勒令缴出赃银一万两，然后交坊（管理治安刑案之处）关押候审。
书吏非朝廷命官，一雇员耳，如此处理，并不过分，当时还有御史孙办得太“轻纵”。殊不知“此辈蠹吏手眼通”，部内上上下下，部外方方面面，都为史某开脱，对孙则蜚语中伤，阴施报复。结果史以“讯无实据”结案，仅谓其“平日车马衣服，奢侈逾度，遇事招摇”，予以杖一百（吏胥辈本可杖责），徒三年（事实上羁禁一年便开释了）；孙诒经反奉上谕，“办理殊属失当，应得罚俸一年，著毋庸在毓庆宫行走”，撤去了“帝师”之任，仕途从此打止。
陈恒庆，史恩溥“释出后，豪富自如。房屋连亘，院落数层，皆四面厢廊，雨雪不须张盖。日日有美伶为之烧烟，其酒食之美，尤异寻常。绍酒每坛百斤或五十斤，皆陈过百年而后开，醇如胶，甘如醴，饮至十杯则醉如泥，而不作酒恶，酲解时喉润如酥，都中沿街酒帘飘扬门牌华丽者无此佳酿。有白官燕（窝）以烧鸭丝加青嫩竹笋和炒之，以饷老饕，予可尽一簋。又有自造南豆窝，鸭汤煨之，上加金华火腿细末作红寿字，鲜明不忍下箸，侑酒者以匙送予口乃食之。”津津乐道如此，原来他早被这位的“酒食之美”拉拢了。
《归里清谈》到作者和史恩溥的关系，云史“既脱书吏籍，日与吾邻往来，予常见之，故相识。其门外安上马石两大方（书吏家所不应有，斥革后更不应有），巡街御史逼其拆去，丐予为之缓颊，认修正阳门外石桥一丈，事乃解，故以盛馔相饷。”看得出作者对史家的“盛馔”是极感兴趣的，从此“每逢投柬邀饮，则欣然而往”，白官燕“可尽一簋”，舒服得很。书吏的地位本来远低于士大夫，但只要贪污受贿搞足了钱，即使案发被开除，被拘讯，仍能大事化，依然“豪富自如”，进士出身的御史老爷也乐与周旋，愿供驱使。
清朝继承明朝的体制，政府官员的人数是很少的，办理日常政务的多为书吏。书吏的身份，大约相当于现今县处级以下的一般干部。俗话，“不怕官，只怕管”。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大官们，危害当然更大；但作奸犯科的绝大多数毕竟还是史恩溥之类的“书吏”，舞弊更不择手段，腐化更肆无忌惮的，也往往是这些人。
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十一、不要鸡心式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有一则记曼殊和尚的恋爱故事，十分有趣，也很感人。曼殊俗姓苏，他写用文言，诗做的是旧体，那种世纪末的气质和作派，现代的读者却多能理解，有时还会欣赏。奇怪的是，新旧中的才子和大少爷都上了荧屏银幕，饰演过茶花女的弘一法师也火过一阵子，西装外面着袈裟的曼殊和尚却尚未露面。
“不要鸡心式”是曼殊的遗言，五个字的这句话，包含了一段悲哀的故事。如果有谁想写苏曼殊，窃以为这个故事万万不可遗漏。
曼殊幼时定婚某氏，富家女也。曼殊父亡后，生母归日本，遂入佛寺求学。十六岁学成，欲赴日省亲乏盘缠，随乳母子卖花广州市中，得遇某氏女。曼殊以笠掩面，泣告因家变已削发为僧，且将东渡，劝女另字名门，无以为念。女郎却一往情深，一定要等他回来，知道他缺路费，即解所佩碧玉颈饰为赠。曼殊以此易资赴日本，数年后归国，去打听女郎，她却已经愁病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