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深圳特区报》）
一、读《冷庐杂识》
看书消闲，最好看古人笔记。一则内容五花八门，尽管任意挑选；二则文字简短，看来不费工夫；三则随便翻开哪页都可看，不想看了又随时可以放下。
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云，杭州吴山出售各种“秘法”，将法句（口诀）写在纸上，外面固封起来，每条收价一百。有人买了三条，一条是“发家致富法”，二条是“不醉酒秘法”，三条是“除虱断根法”。成交时还认真嘱咐：“此诀至灵，慎勿浪传人也。”回来拆开一看，原来都只写了两个字，第一条是“勤俭”，第二条是“少喝”，第三条是“多捉”。
笔记到这里，其实已经“到位”。可是作者还加上了几句，那位出三百钱买秘法的人“大悔恨，而理不可易，终不能诘难也”。
“理不可易”，就是大道理驳不倒。本来嘛，“勤俭”必会“发家”，“少饮”自然“不醉”，“生虱”只要日夜不停地捉，也有“断根”的时候。吴山上的老神仙一不鬼画符，二不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所宣传的都是“不可易”之“理”，虽不一句顶一万句，至少一句顶得一句，的确“不能诘难”。
问题在于，大道理虽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代替不了发家致富的实际经验，代替不了醒酒石，甚至代替不了一抹灭虱膏。“老兄弟”读无父无兄的大道理，读到精神失常，可以不顾性命冲上前去“杀妖”；日本皇军读皇陛下的大道理，读到头脑发昏，上战场亦可能成为“肉弹三勇士”。但于家常日用中，空洞的大道理却是一文不值的。此人却花了三百文才买得三条，难怪要“大悔恨”不已了。
吴山如今叫作城隍山，山下便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纪念馆“胡庆余堂”。游人爬上山顶，便能够同时看到西湖和钱塘江。马二先生于此曾经赞叹道：“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我也兴致勃勃地去登临过，不过马二先生花十二个钱买了吃得相当满意的蓑衣饼，也找点来吃吃，却终于没能吃到。
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二、读《啸亭杂录》
《啸亭杂录》的作者礼亲王昭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之后，为清朝世袭罔替的十位“铁帽子王”之一，家世显赫。《啸亭杂录》记录皇室、贵族、朝廷和京师的故实，来源可靠，与转抄稗贩的二手材料不同，历来很受重视。该书“续录”卷四《海司空》条，记录了乾隆皇帝为了给皇后治丧，强令“运舟入京”的怪事。
船行水，车行陆，自古皆然。乾隆皇帝却要将船拖上岸，拖进城，一直拖到办大丧的宫殿前。因为这船上载着皇后的灵柩，不允许欹侧，无法过城门洞，只好搭起一座跨过城墙的高桥，桥面上铺垫菜叶，再调集大量人力，将船从桥上拉过去。这也就是《杂录》原文所云：“孝贤纯皇后崩于德州舟次，上命运舟入京，焚毁城门，隘不容入。公（按即‘海司空’）命造架（桥）堞上，以菜叶铺垫，千夫维挽，舟藉其柔滑而入。”
孝贤皇后是乾隆的嫡福晋，乾隆二年被册立为皇后。乾隆十三年二月，皇帝奉皇太后东巡，皇后同行，三月初在济南发病，十一日回京途中于德州船上逝世。乾隆对这位“二十二载伉俪相得”的原配表现得很深情，“运舟入京”是为了给她隆重治丧。隆重的程度，可以从下面两件事情上看出：一件是刑部尚书盛安，因为对大丧百日内违法剃头的人没有判处斩立决，他本人即被斩立决；二件是大阿哥永璜和三阿哥永璋（均非皇后亲生），因为“哀戚之情”表现得不够，都被宣布为“断不可继承大统”，剥夺了继承皇位的可能。
哪位阿哥是否继承大统，哪位高官是否被判死刑，民们不会关心。可皇上为了寄托哀思，废接班人杀大干部也还罢了，却硬要水里的船上岸“陆行”，还要它翻过城墙进皇宫，不要“千夫维挽”累死人，就是被派去铺垫菜叶子，还得勉强扮出一副如丧考妣的哭相，老百姓也就够受的了。
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三、读《红兰逸乘》
朱元璋做皇帝前后，江南巨富沈万三下闻名。沈万三对朱元璋尽力“贡献”，结果仍不免抄家充军。这明资本在专制政治统治下其实只是一头待宰的牛羊，命运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里，问题只在迟杀早杀，养到多肥再杀而已。
沈万三的哥哥沈万二，结果却比沈万三要好。关于沈万二，我过去一无所知，是看了张紫琳《红兰逸乘》卷一“古迹”才知道的。据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某处发现了一座大坟，碑云“吴兴沈万二之墓”。农民们知道是沈万三的哥哥，以为墓中一定有宝物陪葬，掘开后却发现墓穴大如三开间，一棺之外却别无他物，便重新将其掩埋了。张紫琳是当时当地人，闻讯后查志书，得知沈万二名真一，家财虽不及弟弟万三，也可算富甲一郡。洪武初年，有人从京城来，他问有何见闻。来人告诉他，皇帝最近做了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贵人，日高五丈犹拥被。”他听后吃惊道：“皇上对江南富贵人不满意，我们早晚会遭殃，得早些设法退避了。”于是将产业交别人经营，自己带着家眷离家出游。果然不出两年，朝廷开始打击巨商大贾，江南富豪连他弟弟在内，都被没收财产，发配充军，他却得以幸免，平安到老。死后入土，他也不以财货陪葬。于是张紫琳发感慨道：“嘻！象以齿焚，翠以羽戕，万二之智，胜万三远矣。”
商人并不问政，也不治文，却能从皇帝一首诗中看出杀机，忙找退路，沈万二敏感和理解的程度，确实不低。至于弟弟沈万三，比起哥哥来就差远了，虽然积极响应号召到南京投资建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开酒楼四座，捐修了从洪武门到水西门的城墙，结果还是抄了家被遣送往云南，须知当时云南乃“极远烟瘴之地”，可没有通航通车开放旅游啊。
朱元璋统治下，并未禁止经商发财，但即使发了财，有了钱，仍然作不得主，不仅作不了国家大事的主，也作不了自己命运的主。万二能关心京城的动态和皇上的想法，及时趋吉避凶，这可不是谁都做得到的。
二○○五年九月五日
四、读《檀几丛书》
《檀几丛书》不是一个人的著作，而是《幽梦影》作者张潮和《今世》作者王晫合编的一部品集，广义上也可以算作笔记一类。所收的大都是游戏文章，不谈义理考据，也不求经世致用，只追求一点生活趣味，或者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总体上，比起现在的消闲读物尤其是“流行节目”来，高雅得多了。
所收游戏文章，有的也可以引起人们思考，如二集第三十三卷的《鸳鸯牒》一篇，为新安（歙县）程羽文所作，开列古来著名女子婚姻有“彰彰缺陷者”三十六人，为另行择配，各下一牒。序引明人谭元春之言，谓“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扳住，不能成对，赍情以死，乃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这几句话，便是本文旨趣之所在。
有的牒文写得颇有点意思，如“班氏昭渊深典瞻，宜正配郑康成，六经为庖厨，百家为异馔”。游戏文章以正经语气出之，打趣仍不失大方，读之不禁莞尔。又如“蔡文姬灵心慧齿，辱迹穹庐，宜续配祢正平，以胡笳十八拍，佐渔阳三挝鼓，宫商迭奏，悲壮互陈”。也使人觉得痛快。因为董祀之于文姬，正如张汝舟之于李易安，都是“齐大非偶”，曹孟德胡乱主婚，真该让祢衡来击鼓再骂他一通。
此外如以甄氏配陈思王，“慰此洛神痴赋，蒲生怨诗”，也算符合后人的心理预期。以王昭君配苏武，“旄落毡残之余，咻琵琶一曲，并可了塞外生子一案”，则似乎有些牵强。以谢道韫配潘安仁，“一则风高林下，一则美擅车中，移花就柳，端不恨壤王郎”，那就太低估了咏絮的高才，难道她看重的只是能逗得女人们“掷果盈车”的白脸么？
作者的本意也许真想为佳人求佳偶，但以氤氲使者自居，各下鸳鸯牒有时便成了乱点鸳鸯谱。最荒唐的是以武则配曹操，想让魏武帝代替唐高宗，“锁之铜雀台中，无使播秽牝晨”，无论时空颠倒挪移做不到，男性中心的嘴脸暴露无遗，“戏”便成为胡了。
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五、读《苌楚斋随笔》
《苌楚斋随笔》印成于一九二九年，作者刘体信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当过文史馆员，到一九五九年才去世，却是典型的满清遗老。所记江阴秀才赵彝鼎殉清事，谓其“视死如归，撑拄纲常，有功名教，死诚有重于泰山者”。并抄录其绝笔联二首，其一云：“一秀亦君恩，愿作圣清之鬼；五经由我读，岂为革党之民。”其二云：“岂不知匹夫匹妇之为谅；但唯愿作忠作义有斯人。”自跋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使人不可以汉（族）外视我君为满（族）也，故我欲以任之。”立场观点，可谓鲜明。
对这些我并不特别感兴趣，感兴趣的倒是刘体信大骂程羽文作《鸳鸯牒》，是“帝王后妃亦遭轻薄”，又骂序文引谭元春谓“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为“倡乱导淫”，甚么“当诛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以保存名教”。这名教是什么呢，就是赵秀才为之而死的三纲五常，也就是专制宗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鸳鸯牒》的反名教倾向，明显是受了晚明思想潮流的影响。
“国之将亡”，王纲解纽，思想解放，文体解放，因此才出现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新派文人，谭元春即其一，他们便是《鸳鸯牒》作者和《檀几丛书》编者的前辈。礼崩乐坏，名教式微，于是“帝王后妃亦遭轻薄”，忠臣义民对此痛心疾首，新派文人则拿来开心，保皇与造反的区别于是乎见。刘体信公然自称保皇派，所以才怒斥袁李钟谭等“亡国之音”，《鸳鸯牒》即其遗响，故谓“其流毒下，深入人心，以致祸乱相寻，明社以屋。其流毒比之张献忠李自成，奚啻千万倍；不待张李作乱，明季之人，心亡久矣，虽欲下不亡，得乎！”
究竟是因为晚明文人的“亡国之音”流毒下，才把明朝弄得亡国了呢？还是明朝的统治腐败堕落，所标榜的“名教”早成了一副蛀空的假面具，这个国早就“将亡”了，于是才有人赞美“文君奔相如”，致使“帝王后妃亦遭轻薄”呢？读了《苌楚斋随笔》，觉得这个问题真该好好想一想。
二○○五年九月十九日
六、最早的照相
《思益堂日札》的作者周寿昌是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后来做到了礼部侍郎，著作弘富。《日札》主要是一部读书笔记，卷九《广东杂述》篇中，却记述了照相术最初传入我国的情形。如今老照片吃香，民国时期照的相都成了“历史文物”，晚清时期即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更成了凤毛麟角。《日札》所记却是道光丙午年（一八四六年）时的事情，据浅陋如我者所知，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照相的记述了。
人们知道，照相术是一八三九年在法国发明的，一八四〇年纽约开了全球第一家照相馆。我国第一代摄影家郎静山，珍藏过一幅一八四四年的石牌坊照相，据是“欧洲人在中国境内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船泊岸边时在船上拍照的”，但未明牌坊所在地，想必总是五口通商中的某一处口岸。
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时，我见过不少国人对海外新奇事物的记述。林一八四七年在纽约接触过照相机，所著《西海纪游草》称之为“神镜”，“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顷刻留模，余详其法”。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斌椿首次出访欧洲，在那里进照相馆照了相。张德彝当时作为随员，其《航海述奇》中记述照相的情形是：“令人端坐不可稍动，对面高支一镜匣，相隔十数步。匠人持玻璃一方，入一暗室，浸以药水，出时以青毡遮之，不见光亮。仍放于镜匣内，向人一照，则其影自入镜矣。”这时药剂的光敏性差，所以人须端坐不可稍动，但已经用上玻璃湿片，并可“印成数纸，装潢成页”。
周寿昌在张德彝之前二十年“薄游粤东，淹留三月”，记下了在那里见到的“画照法”（实际上应称“照人像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从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晴有日。”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照相的实录。“和药少许，涂四周”的“药”是原始的液态感光剂，得临时配制，感光很慢，故须趁“晴有日”，而且“必辰巳时”（上午九十点钟），还得让人“面东”（朝向太阳）“从日光中取影”，再等待“有顷”，“神情酷肖”的“照”才能照得出来。
《思益堂日札》刊本加有注：“今照相法国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其制药必自外洋，镜亦如之，有高下数等。”此时周寿昌已到晚年，他死于光绪甲申年（一八八四），正是在这一年，美国人发明了乳胶干片，照相术遂从“由湿到干”进而“由硬到软”。而“湿法照相”从道光末年传入粤东后，经过咸丰、同治两朝，到光绪初年已传遍各省，“国人皆能之”。可见生活享受方面的新事物，在中国推广的进度，其实并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