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六、汉字与中国文化
语言是从猿到人的标志，文字则是从野蛮到文明的标志。我们的汉语和汉字，无论从历史的悠久来看，还是从使用的广泛来看，都称得上是全球第一。这块金牌，别人想夺也夺不走。
四大文明古国加上古印第安都是文字起源地，但是汉文以外的其他古文字都已经死掉了，没有人再使用它们，没有人能认识它们，除了屈指可数的研究人员。
如今的伊拉克人、埃及人用的是阿拉伯文，印度人用的是印地文和英文，墨西哥和秘鲁用的是西班牙文。只有我们三千年来一直在使用汉文；汉字拉丁化既已不再提起，看来今后也还会继续使用下去。
殷墟出土的甲文，“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仍然一看就能明白。甲文的字形跟简化汉字虽有差异，认起来却并不比书法家的狂草更难；对于爱玩图章的朋友们来，更不费吹灰之力。
有次看电视，正在讲英国保守党，偶来的一位中学生忽然道：“一个党连名字都不会取，为什么要叫保守党？”其实，“保守”并不完全是贬义词，汉字三千年来一直在用，便是它保守性强的缘故。
汉字很能保守它自己的特点，由象形、指事到会意、形声：门中进来马即是“闯”，屋里养了猪（豕）便成“家”，“有木也是棋，无木也是其，去掉棋边木，加欠被人欺”，几百个单音字可以组成成千上万字、词。比起别的文字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汉字所用的字数总是最少的，这更是它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和优点。
所有古文字最初都是象形和指事（结绳也是记事），而且最初都不规范；汉字却早早实行“书同文”，规范起来了。威尔斯《世界史纲》，汉字的“结构过于精细，格式过于死板，用法过于麻烦”，这也是强求统一和规范的结果。人们要熟练掌握如此繁难的文字，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高的智力，于是便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只有他们才能役使文字。而他们在役使文字的同时，自己也不可避免地为文字所役使。
别的古文字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因为写的人较多，有时还分属不同的族群，操着不同的语言；人们求简求快，楔形文字便逐渐变成为一种音节文字，埃及石碑上复杂而富于装饰性的图案文字也逐渐变成了音符——字母。结果全世界的文字（包括借用汉字偏旁作字母的日文）都成了拼音文字，除了汉文。
“书同文”的汉字，对于“大一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人叫faher、her，德国人叫vaer、uer，法国人叫père、ère，听起来的差别，远于北京人叫爸、妈，下江人叫爷、娘，广东人叫老爹、老母。如果书不同文，燕赵、吴越和南粤，又如何可能成为“一家”呢？
中国的面积和人口约等于欧洲，如今欧洲有三四十个国家，和春秋时的中国差不多；是要建立统一的欧洲，但一部宪法在一个国家（爱尔兰）全民公决中被否决，便只能作废，统一谈何容易。
正因为统一的文字有利于文化的统一和思想的统一，有利于君王一统江山，掌握汉字的士大夫自然会也不能不用它为君王的统治服务，并且谋取本身的利益，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士大夫阶层的出现，本是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但“他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文字和文字格式，胜过集中于思想和现实，尽管中国相当太平，它的人民的个人智慧很高，但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看来却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威尔斯《世界史纲》），这又是汉字和汉文化保守性带来的坏处。——“保守”虽不完全是贬义词，但也不完全是褒义词呀！
汉字与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千字文所能罄。因为看了威尔斯的书，想到了这些，才胡乱写了这一篇。我总以为，汉字的特点所由形成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以及它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保守性的好坏两方面，的确是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大问题。
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七、为武侠话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跟歌女歌郎一样上“流行榜”，个个司空见惯。有人见榜上题名鲁迅排到了金庸的后面，却为之忿忿不平，这实在大可不必。
讲起“流行”来，正经文字从来是不如通俗作品的。“负鼓盲翁”的唱词，流行到了“满村听蔡中郎”（陆游诗《舟游近村舍舟步归》）的程度；读过蔡中郎“青青河边草”（《古诗十九首·饮马长城窟行》）的人，满村里却未必能找出一个来。就是鲁迅本人，千里迢迢从上海寄往北京去给老母亲看的，也不是自己新出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而是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和《美人恩》。
张恨水的书没怎么看过，前些年去美国，陪朱纯在波特兰久住，那里图书馆的中文书不很多，金庸却不少，于是便借看过好些。有本写“神龙教”和那教主夫妇的，讽刺和谴责的目标显然，倒算得有心之作，实在比吹捧秦皇汉武的“主旋律作品”还要好点。
认真考究起来，头一个写“侠以武犯禁”的作家应是司马迁，《史记》的故事实在比后来的武侠更精彩，人物个性也更鲜明。法国大仲马人称“讲故事的大师”，他的《侠隐记》由伍光建（君朔）用《水浒》式的白话译出，也真比得上《水浒传》。有这些“典型在夙昔”，武侠尽可入文学殿堂直起腰杆，怕只怕自己不争气，毫无思想，一味胡扯，那就只能让人瞧不起。
时不爱看言情，武侠则是有看便看，不分好坏。好书且不必，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三十年中一直被取缔的《施公案》、《彭公案》、《江湖奇侠传》这些书，亦未尝对我无益。黄霸“八大拿”，拿的全是杀人强奸、绑票勒赎、为霸一方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正是如今“严打”的对象。那时偏要骂他是官府爪牙，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骂来骂去，岂不骂到公安武警头上来了么？
《江湖奇侠传》中桂武招亲后，想带着妻子离开强盗窝，只能一道门一道门凭本事打出去。守头道门的是侄辈，略微动手便过了；二道门由同辈人把守，交手一番也过了；第三道门上是长辈，那就打不赢，幸亏岳母娘手下留情，才抱头鼠窜而出；第四道门上横着老祖母的铁拐杖，两口就只能跪下磕头，苦苦哀求了。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比九斤老太的故事生动多了。
武侠写门派，写斗争，毫无例外，徒孙总打不过徒弟，徒弟总打不过师父，太老师、祖师爷一出场，胜负便立决了。等级之森严，权威之绝对，服从之自觉，叛逆之不能幸免，均可于此中见之，“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哲学之精义亦在斯焉。这种阅读文化大概确实有它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才能在“流行榜”上居于高位。
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八、衙门口的戒贪碑
王平的照片拍得和他的文章一样好，不久前游开封，在仿古新建的“开封府衙”前，他见到了刻在石碑上的四句话：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难欺。
将其拍成照片，在杂志上登了一版，还建议“现在政府部门的大院里，都竖上这样一块石碑，让贪官们每看看这十六个字，也多少心存敬畏”。
王平的用心是好的，但他的建议即使能被采纳，我看亦未必收效。
上面四句，是从五代十国时后蜀后主孟昶的“戒贪碑”（《全唐文》题为《戒石文》）中截取的，原文有二十四句，见《全唐文》卷一百二十九，兹节录如下：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
………………………
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
下民易虐，上难欺。
朕之爵赏，固不逾时。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民父母，莫不仁慈。
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看得出这是孟昶在“戒”他的百官：应该满足于爵赏和俸禄，民膏民脂不要无止境地榨取，“上难欺”，怕遭报应啊。用心亦不可谓不好，但是“戒”住了没有呢，当然没有，孟昶称“朕”也只称到四十六岁，后蜀为宋灭亡，他便称不下去了。
宋朝统一了中国，太宗皇帝从孟昶的二十四句中“拿来”四句，颁行下，刻石立碑，永垂诰戒。此举堪称漂亮，不像后来的僭主寡头，刚刚夺权成功，便忙着铲碑换匾。也可能是他对赵家统治的合法性还有自信，故不必急于抹杀前朝功德，大树自己威风吧。其后黄庭坚又会写字，所书碑文各地争相摹刻，成为北宋官衙一景。但朝廷想“戒”的事情还是“戒”不了。宋人笔记《瓮牗闲评》记有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则黑色幽默，便是在上面四句的后面各加上一句，成为这样八句：
尔俸尔禄，总是不足。
民膏民脂，越吃越肥。
下民易虐，来了便捉。
上难欺，他又怎知。
用来形容《水浒》《金瓶梅》中一干鸟官岂不正好。
只要“下民易虐”的状况不根本改变，民膏民脂之被贪官“越吃越肥”即无法避免，“戒”是无论如何“戒”不了的。虐民者谁，官也，一切由官作主，下民就“易虐”了。要使“下民易虐”变成“下民难虐”，只有先将“官主”改成“民主”，靠宣示“上难欺”是没有用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难道会跟王平好心希望的那样，看到衙门口的戒贪碑便“心存敬畏”么？
二○○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九、要当清官不容易
赵力行君写了本新书《当官不容易》，我没当过官，缺乏亲身体会，但从杂览中得知，当官的人若要当清官，尤其是要当一个敢于和贪官作斗争的清官，委实是不容易的。
《履园丛话》、《归田琐记》都记载过“下第一清官”张伯行的事迹。清康熙时他做江苏巡抚，严拒下属送情送礼，传檄公示道：
一丝一屑，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拒一分，民受惠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而且到做到，谁知却惹恼了同城的总督噶礼。
噶礼为满洲亲信，习惯贪污受贿，张伯行要当清官，很碍他的事，便不断向皇上打报告，张“专事著书，猜忌糊涂，不理案牍”。康熙四十九年江南乡试，噶礼伙同考官贿卖举人，得银五十万两，张伯行接到举报，上疏参他。他却抢先出政治牌，反告张包庇戴名世《南山集》一案，奏云：
《南山集》刻板在苏州印行，伯行岂得不知？进士方苞以作序连坐，伯行夙与为友，不肯捕治。
都是要杀头充军的罪名。
督抚互劾，朝廷不得不派大员来查，噶礼有钱有势多方活动，张伯行一贯清廉不会交际。于是认定：贿案虽然属实，其罪只在考官，噶礼应予免议；张伯行虽与戴案无涉，参噶礼却是“妄奏”，当革职赎徒（罚款抵刑）。幸亏康熙想做明君，想保清官，另派人来复查，“复谳仍依原议”。这下圣心不悦了，谕云：
噶礼屡疏劾伯行，朕以伯行操守为下第一，手批不准。此议是非颠倒，着九卿詹事科道察奏。
发动群臣来评判噶、张的是非功过。但察奏的结果，仍是“互劾失大臣体，皆应夺职”。
皇上明明讲了“此议是非颠倒”的重话，为何还不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还要混淆是非，各打五十大板呢？岂不是俗话所“贪官人缘好，人人都愿保；清官自管清，个个都不亲”的缘故么，要当清官委实不容易呀。
但康熙毕竟可算是位明君，他需要保全“下第一清官”。噶礼政治上整人得利，利令智昏，又揭参江宁知府陈鹏年《重游虎丘诗》为“诽谤”，想再制造一桩文字狱转移视线，并立功补过。这回他却打错了算盘，康熙正在为群臣不明是非生气，遂谕云：
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又欲害之……互劾之案，大臣往谳，皆为噶礼所制。尔等应体朕保全廉吏之心，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
张伯行始得留任，噶礼则终被革职。几年后他谋杀母亲未遂被赐死，则是别一案件，与张伯行无关了。
这是二百九十多年前的事情，如今已经没有皇帝，靠圣子“保全”是难得了。清官贪官则总还是有的，我耳目闭塞，只能从报纸上找例子。督抚（省部）级的贪官至少有一*，其制造“政治大案”的手法亦仿佛噶礼乎。清官如张伯行者则尚未找到，希望他再“不容易”也要坚持下去，总得让我找到才好。
二○○八年十月二日
十、神鬼也分官大
旧中国实行“官本位”，不仅活人归大大的官管着，死人也要归大大的“官”管着，这就是大大的庙里的神，到土地庙里的土地菩萨，大到玉皇殿中的玉皇大帝。
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中，曾记述他道光九年在杭州十五奎巷读书时，见巷中有座神庙，供的神是行刺秦桧的“殿前校”施全。庙中香火盛，收入多，管事的人觉得校官衔不高，不够风光，便派人到江西龙虎山师府，花三百两银子为神捐了个伯爵头衔，于是按伯爵的规格标准，大办赛会，大出风头，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
陈氏还记述道：神驾出行，经过别的庙时，例须投帖问候。《精忠岳传》中“泥马渡康王”的泥马也成了神，庙号“白马明王”，并且有了姓名曰赵骏。既然成了王，爵高位尊，过别的神庙时所投拜帖便自称“愚弟”（清朝的习惯，上级对下级，或同级相对，才能自称为“弟”）。有次过康王庙，庙里的管事却出来拦着骂道：“尔神乃是吾神的坐骑，怎可向吾神称弟，无礼太甚，非罚不可”，闹出了一场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