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南方都市报》）
一、学宫卧碑的碑文
谁古时候不“洗脑”，不“禁”这“禁”那，给读书人的自由更多，思想活动空间更大呢？读一读学宫里的“卧碑文”就明白了。
民国以前，各府各县，都有“学宫”和“文庙”，二者其实是同一组建筑。在“大成殿”之东为“明伦堂”，是生员（秀才）听讲的地方。堂前都立有一块“卧碑”（宽度比高度大的碑），上刻晓谕生员的文告十三条，明代原有六条，清顺治九年又加了七条。明代的头一条是：
国家明经取士，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四书五经等课，令生徒诵习讲解。其有剽窃异端邪，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
就是，书只能读四书五经，而且只能按照程朱的注释来理解发挥。如果接受了“异端邪”，文章做得再好也不行。第二条是：
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骂詈官长，为首者问遣，尽革为民。
就是，读书人只能读死书，绝不能“言下利病”，即议论国家政治。若敢到政府机关找麻烦，立即开除；聚众闹事，则要充军问罪。在这方面，清朝又加了三条，一是：
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
重申不许找政府的麻烦。二是：
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皆须诚心听受。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更加严厉地不许关心政治。三是：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集会结社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全都没有，想要，就得治罪。
所有这一切，都详细记载在商衍鎏著《清代科举考试述略》这本书里，还有照片。
“一·二八”时骂胡适，他劝学生要安心读书莫上街游行，是帮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其实胡适只不赞成学生“纠众扛帮，骂詈官长”，并不反对“言下利病”也就是批评国家政治，也不曾“黜革”过学生，更不要将其“治罪”了。洋博士比起专制政府来，还是多了些宽容，讲一讲民主的。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杨钧谈字画作假
杨度从捧袁世凯做皇帝到入共产党搞情报，可称政治变色龙。他的弟弟杨钧却并不热衷政治，而是一个以书画鉴赏见长的文人，所著《草堂之灵》多谈识别假字画之不易，如：
沈石田（按即明代著名画家沈周）晚年收买己画，伪者亦收之，莫能辨也。可见赏鉴亦非易事，己作尚不能定，而况他人乎？而况不能数见之古人乎？
自己买回自己画的画，连假的也买回了，辨伪确实不易啊！又：
何蝯翁（按即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于裱店见钱南园字，徘徊良久，甚为赞许，即与以六十金，令其速装。后加细审，竟为赝迹，惭愤交至，寸裂投字簏中。名人失足，便成笑柄。
书法大家竟也难辨前人书法的真假，难怪“惭愤交至”，要将花六十金买回的假货撕成碎片。
最有趣的是“记房山”一条。房山即元人高克恭，是和赵孟頫齐名的大画家，所作《春云晓霭图》，《江村销夏录》曾予著录。辛亥以后，李梅庵以“清道人”之名在上海鬻书作画，名重一时，偶然发现了一幅《春云晓霭图》，以为是见诸著录的真迹，遂购以入藏。杨钧见影印本后，觉得笔法稚弱，布局不当，似非原本。在长沙与叶德辉讨论，叶遂告知此事本末：乾隆年间苏州王氏以四百金得《春云晓霭图》，由裱工张姓以白金五两买旧纸半张，裁而为二，以十金属翟某临成二幅，又以十金属郑某摹其款印，一归毕涧飞，一归陈右铭（按即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梅庵所得即毕涧飞本，皆所亲睹云云。
李梅庵名瑞清，清末做过江苏藩台，办过两江师范（即后来中央大学、如今南京大学的前身），清亡后着道士装，称“清道人”，为民国初年海上第一书画名家，居然也将摹本看成真迹。杨钧于是知“经古今人所谓巨眼者，亦未必尽可靠也”。但梅庵死后，友人为营葬事，出售此画，因其名见著录，又经名家收藏，仍然卖得了数千银圆。《草堂之灵》叙述此事，文末遂云：“伪房山不负真梅庵矣！”半是调侃，半是感叹。
如今书画拍卖盛行，有点“名气”的书画家都成了“所谓巨眼”，四处请了去“鉴定”，“一经品题，身价十倍”的例子触目皆是。其实“鉴赏亦非易事”，何况如今的“鉴赏”早已成了商业行为。
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三、角先生与肉苁蓉
性用品商店陈列的商品中，最易识别的便是供女性*的器具。这东西我们古代叫做“角先生”，清朝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刊行的《林兰香》便写过：
京师有朱姓者，丰其躯干，美其须髯，设肆于东安门之外而货*焉。其“角先生”之制尤为工妙。闻买之者或老媪或幼尼，以钱之多寡分物之大，以盒贮钱，置案头而去。俟主人措办毕，即自来取，不必更交一言也。
东安门外大街是北京的一条主要街道，“置案头”就是摆在柜上。这明在一百六十多年前，“角先生”便已在此公开发卖。而“买之者或老媪或幼尼”，还有那“不必更交一言”的交易方式，也大有性统计学和性商业史的研究价值。havelk ellis得好：“人的正常欲求，以使其满足为佳。”若不得满足，自寻出路也应被理解。“角先生”只在东安门外有卖，而且未必价廉，有钱的老媪幼尼可以去那里*，乡下人就只好就地取材。明朝人谢在杭所著的《五杂组》曾记云：
肉苁蓉产西方边塞土堑中及大木上，群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鳞，其形柔润如肉。塞上无夫之妇时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阴气，弥加壮盛。采之入药，能强阳道，补阴益精。或作粥啖之，云令人有子。
我孤陋寡闻，无论是鲜活的还是制成了药材的肉苁蓉都无缘见识。但《汉语大词典》卷八中有一张图，圆柱形茎顶端密集的花序呈半卵圆状，若真“柔润如肉”，倒还罢了；而其“皮如松鳞”，则简直像虎鞭上的倒刺，真够那“无夫之妇”消受的。至于它是“群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可能是据《本草纲目》而言，但《纲目》讲的原是活动话：
弘景曰：“（肉苁蓉）代郡雁门属并州多马处有之，言是野马精落地所生。”大明曰：“生勃落树下并土堑上，此皆非马交之处，陶误耳。”颂曰：“旧是野马遗沥而生，今西人云大木间及土堑垣中多生，乃知自有种类；或疑其初生于马沥，后乃滋殖，如茜根生于人血之类是也。”
茜根色红，便生于人血：苁蓉能壮阳，便生于马精，其实都是想像之词。《本草》将肉苁蓉列为草部，《大词典》也它是草本植物。“塞上无夫之妇时就地淫之”，草本植物又如何经得起时时折腾？“一得阴气，弥加壮盛”大概也不会是事实。周作人过：
写自然事物的文向来不多，其佳者更难得。英国怀德（gilber hie）之《自然史》可谓至矣，举世无匹。在中国昔日尝有段柯古的《酉阳杂俎》，此次则此《五杂组》，此二者与怀德书不能比较，但在无鸟之乡此亦蝙蝠耳。
这段话也可以代表我的意见。古代中国文人科学精神缺乏，信古书信传胜过了信观察信实验，但像谢在杭这样能够将士大夫讳言的事情记述下来，对于想要了解古代人们生活的后人而言，其贡献也就远胜于做八股写颂圣诗文的学者了。
二○○六年四月四日
四、那些话不要讲了
前人笔记不仅多有史的价值，写得好的还有文的趣味。其实笔记作为一种文体，到现代亦并未消亡，周作人的《茶话》可比《老学庵笔记》，汪曾祺的《五味》可比《山家清供》，张中行的《流年碎影》也差不多可比得《西湖梦寻》。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则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史料笔记。刘氏一九五三年才去世，书一九六〇年才出版，董必武题记谓其文字“甚可喜，亦可观”，确实如此。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清廷预备立宪，派端方、戴鸿慈等大臣出洋考察，到了美国旧金山。刘成禺是端方任湖北巡抚时送出的官费留学生，算是端的门生，此时正在加州大学肄业，又在《大同日报》上撰文宣传排满。端方遂令驻旧金山总领事钟某到报馆，要刘前往相见。《杂忆》所记钟、刘对话和端、刘对话，都十分精彩，摘抄如下：
予（刘成禺自称）曰：“端方是钦差，我是主笔，两不相关，何故见他？”钟曰：“端大人你是他的学生，凡是他的湖北学生，都来见过，就是你一个人未去，派我来，务必挟你同去。”予曰：“报馆事甚忙，容迟时日。”钟曰：“有汽车在门，你不去，我不能回去交差。”予曰：“出报稿尚须整理二时。”钟曰：“我坐候二时。”
事毕同去，端、戴皆在。端介予告戴曰：“此是我学生。”指戴曰：“此是戴少怀尚书。”问予近况毕，曰：“你是我的学生，何以不来见我？”予曰：“予在报馆，卖文为学费，白日读书，晚上作文。”端曰：“我未来金山，即读汝在《大同日报》所作之文，我语汝，从今以后，那些话都不要讲了。”予曰：“我不知所讲何话。”端曰：“就是你讲的那些话。”予曰：“没有讲甚么。”端曰：“就是你讲的那些话。”予曰：“我并未讲甚么话。”端曰：“你自己还不明白，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讲了。同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此次考察回国，必有大办法。老弟，再不要讲了。”临行，端又曰：“我忝居老师，你屈居门人，你给我面子，那些话此后都不要讲了。”
未几，金山大地震，端由欧洲惠金五百，函附湖北回电原纸，由（留学生）监督周自齐手交。其回电为梁鼎芬覆电，电文云：“请刘生湖北官费，此乱党也，已禀南皮（湖广总督张之洞）作罢。”而端方口中所谓“那些话”，盖排满论也。
看来端方为了使刘成禺“那些话不要讲了”，曾打电报替刘再“请”官费，南皮（张之洞）在湖北却没有应允。接到湖北回电时，考察团已到欧洲，端方便从那里给刘汇来五百两银子，名义上是地震救灾，实际上则是封口费。刘成禺的口却并没有被封住，宣传排满的“那些话”仍然在讲。但直到晚年写《杂忆》时，他对端方的态度仍然比较客气，比对张之洞客气得多。
大臣反复叮咛“那些话不要讲了”，甚至不惜“惠金五百”：青年学生银子笑纳了，“那些话”照样讲，对施惠者则仍不无好感。
二○○六年六月二日
五、聊以为引睡之媒
清人田雯在《古欢堂笔记》中极力反对写长文，他对长文章总是望洋而叹，只能“聊以为引睡之媒”，就是将其当作催眠药。对此我亦有同感，尤其是在翻阅报纸时。
文章的短长当然不等于文章的好坏，但报纸并非书刊，更非典籍，乃是快餐式的读物，新闻也好，评论也好，都得在一两分钟内看完，副刊文字也不例外。即是长篇连载，每切的“豆腐干”亦宁勿大，还须首尾相应，精彩迭陈，《阿q正传》和《奥列佛尔》正是好例。若《尤利西斯》那样好多页不用一个标点的高文，则宜印成厚本，供人细读深思，而不必登报，这也绝不会妨碍劳伦斯和狄更斯一样成名。
我并不“逢长必反”，在这里的只是报纸，因为版面有限，所以不能不“短些再短些”，这和古时的笔记很有点相同。笔记或记叙，或议论，也有“纯文学”的抒情，字数多半只有三五百，很少上千。报纸计算稿酬的方式也最好改一改，由按字数改为按篇数计酬。如果老按字数算，《世新语》和《陶庵梦忆》的作者，一篇顶多卖得百十元，只怕也不会向报社投稿。
田雯字纶霞，自号山疆子，是康熙时德州人，曾督学江南。他的笔记编在《古欢堂集》里，卷五有一则云：
元人修宋史，如反贼李全一传，凡二卷六万余字，虽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何，起没何地……朱子作《张魏公浚行状》，四万字犹以为少，流传至今，盖无人能览一过者，繁冗故也。南丰“为人后”“救灾”等议，谁能记诵之乎？予资钝下，读书最难，所谓“一传未终，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屡过，几不辨其偏旁”也。见文之繁冗无体要者，望洋而叹，聊以为引睡之媒而已。
“聊以为引睡之媒”，这话在这里，确实胆够大的。因为的朱子即朱熹，南丰即曾巩，都是大权威；却老实不客气把他们的文章成是安眠药，王婆婆的裹脚布看来真的使山疆子恼了火。
大凡享有盛名的作者，这盛名便是高其声价的招牌。如果只认招牌不认文，贸贸然奉之为圭臬，让他们在版面上当大地主，亲近后才发觉全不是那么回事，这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就会比被迫去改不通的文章更烦人，也无怪乎山疆子要生气。
朱熹四万字的文章找不到，找到了也没勇气读。《元丰类稿》架上倒有一部，《为人后议》和《救灾议》都在第虽然不特别长，也同样无法读下去，因为实在太乏味。看来“繁冗”虽是毛病，更要命的却是“无体要”也就是没写好，读者不喜欢读，不太长也就觉得长了。
山疆子还过：“《新唐书》索然无味，不及《旧唐书》远甚，直废之可也。”这就不是比文章的长短，而是比文章的好坏。报纸副刊应该多发短文，其实这短文也首先得是好文章。即拿唐宋八大家来，《石潭记》和《杂四》当然最好，就是长一点的《读张中丞传后叙》也还会有人看；至于《张魏公浚行状》和《为人后议》那样的长文，硬要让人读，那就真只能“聊以为引睡之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