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见到的罂粟花都是红与紫的，却不知这个世上竟还有白罂粟。
一
十年前的冬天，快过春节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压得整个连队没有一条可通行的路。我是从雪窝里趟过去的，鬼哭狼嚎般的老北风把人的骨髓都吹凉了。我跌跌撞撞地爬上那白雪覆盖的高坡，如果不是出气口插着几束挂满白霜的高粱秸，你根本就无法找到这倒霉的菜窖。
“狮子头！”我爬下那嘎吱嘎吱的木梯子，冲着那黑咕隆咚的窖里头喊道。雪地上刺眼的阳光使我一时什么也看不见。
“狮子头！”我扯着嗓子喊。
没有人答应。整个菜窖没有一点儿声音。风在头顶的旷野上尖叫着，而这里，却寂静得如同一座墓地。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慢慢看见那狭长的地面上，堆放着的一排排整齐的大白菜。白菜显露着淡淡的绿色，散发着一种略带潮霉的气味。几盏昏暗的油灯发着微弱的光，照着木柱子的影子。我脊背上感到一阵阴森的凉意。
“狮子头！”我想起了我口袋里的电报。
过道那头，传来的响动，一个影子慢慢朝我走过来。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如果不是他的一双脚在移动，我真会以为自己大白天遇上了一具僵尸。他在离我不远的柱子下站住了，戴着一顶秃了毛的尖顶山羊皮帽，一双大棉上缠着绑腿；油亮的、肥大的棉裤，以及一件瘦小的旧棉袄裹着的弓起的背，使他的整个身子变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形状。他那黄瘦的脸、干枯的皮肤、瘪塌的嘴、僵硬的下巴，使人怀疑他是否具有生命。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因为他一直低头瞅着地上。
我的头皮不由倏地一麻，心里骂了一句：
“二劳改！”
“买脆（菜）？脆（菜）都是上好的……”他讷讷地说，依然没有抬头。
我听出来，这是个广东人。
“什么‘脆’不‘脆’，我找狮子头！”我嚷嚷着。
他微微抬起头，慌张地看了我一眼，默默回转身，朝黑暗的过道走去。说实话，跟这么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呆在这四下无人的地下，真得有点儿胆量呢。这个农场的前身是个劳改农场，“文化大革命”中，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有些人老家在城市，不愿回去挨斗，就留了下来，在农场干着最苦最累或是技术性较强的活儿。我们管他们叫“二劳改”。
他提着马灯，在前面走着，犹如一个恍惚飘摇的影子。在这个影子里是否曾经有过灵魂呢？我想。即使有过，现在大概也早已死去了……
他在菜窖的尽头停住了脚步，战战兢兢地把马灯略微举高了一点儿，仿佛害怕那微弱的光亮会照见自己的丑陋。
我听见了一阵肥猪酣睡似的呼噜声。在这与世隔绝的菜窖里，自然不怕妨碍了任何人，灯光照着地上的羊皮袄中裹着的一张胖圆的脸。
我用脚踢他。这个“狮子头”，没死没活地向连长请求来看菜窖，原来是这么个美差。让人家替他干活，他睡大觉。他学会雇工了；可雇工还得花钱呢！
他不情愿地坐起来，揉着红红的眼睛，是夜晚打扑克熬的。
“啥事？搅了我的好梦！”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和一封揉皱的信递给他。说实话，不到这种万不得已的地步，我是决不会找“狮子头”的。他是我初一时的同班同学，后来留了级，我初中快毕业时，他初一的期末考试才头一回及格。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却“能耐”起来了，一夜之间戴上了手表，骑上了“飞鸽”。有一回还跟我夸耀“破四旧”时他亲手打死过一个地主婆。去年秋天我下乡到了这农场，人地生疏，也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个他，好夕也算个熟人。虽说他干活不咋的，又懒又贪，但比起那些耍嘴皮、搞小汇报整人的人，总还强那么一丁点儿。
我在他身下那羊皮袄里坐下来。刚要开口，听见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点儿的响声，好像是那老头在整理菜垛。
我有点儿不放心，努努嘴，说：“他……”
“没事，他敢么！”“狮子头”打了一下呵欠，晃晃乱蓬蓬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