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旗班”知名度的越来越高，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优秀群体受到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瞩目。
时间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腾飞，国际地位更加日益提高。
一天，一个上海的工程师来天安门看完升旗仪式后，当场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认为，以我们国家现有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地位，应该把代表国家形象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搞得再隆重一些。他还认为，与建国初期相比，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修建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相比之下，原有的旗杆和国旗基座也就与周边环境不成比例，应该修建新的旗杆和基座。这个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工程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进设想。
其实，这位上海工程师的想法，也正是武警部队各级领导和“国旗班”战士的共同心愿。
早在1987年，大家就提出改建广场旗杆和基座的建议。但由于天安门广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1988年，“国旗班”副班长孙会军又对升旗仪式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他建议三人升旗小组中擎旗手两侧的护旗手由腰间佩戴手枪改为怀抱冲锋枪。1990年，已经升任为副大队长的原“国旗班”第一任班长董立敢也提出了要扩大国旗升降仪式的设想。
真正促使这件事情发生质变的起因是因为一封信。这是一封由江苏省的一位叫李玉坤的人大代表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信。李玉坤在这封信里阐述了国旗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详尽地描述了他对该进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一些设想，同时也对广场上旗杆及基座急需改建的客观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李玉坤之所以对国旗的事情这么关注，其间还隐藏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当年的各大报纸都曾经刊登过这则故事：
1985年6月，李玉坤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时的老师，美籍华人罗斯·卡尔女士身患癌症。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带着三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子女回祖国观光。他们在古城江苏如皋住了一周。临回美国之前，罗斯·卡尔女士一心想找一份珍贵的礼物送给子女做永久纪念。这位身居异国的炎黄子孙为子女选中的礼物是代表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旗——五星红旗。
但遗憾的是罗斯·卡尔跑了十多家商店，却没有找到一个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后来在李玉坤的陪同下，他们终于在一家小商店里找到了三面小国旗。如愿以偿的罗斯·卡尔手捧国旗，热泪盈眶，吻了又吻，然后郑重地将红旗交给三个子女。她再三嘱咐三个子女：“这是妈妈送给你们最珍贵的礼物。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你们永远是炎黄子孙，这国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见此情景，李玉坤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
后来，担任如皋市丝毯总厂总工艺师的他到美国考察。考察期间，他看到美国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到处都插着美国的星条国旗。
李玉坤在信中写道：“与之产生强烈对比的是，那年国庆节，我带着孩子跑遍了整个如皋城，也没看到一面悬挂着的五星红旗，这实在是令我感到不安。”
于是，李玉坤提笔疾书，就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及全国范围内悬挂国旗等问题写出一份议案。
李玉坤的信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不久，他就收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寄来的信函，信里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向中央领导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
回信充分肯定了李玉坤议案的重要性。
信中写着：“据我们调查，世界各国对象征国家的国旗、国徽、国歌，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而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因此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会同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
1990年6月28日。全国人民久已盼望的《国旗法》正式颁布。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
李玉坤的名字从此就与《国旗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国旗法》颁布之后，自然加快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改革的步伐。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武警北京总队的共同努力下，有关部门批准1991年2月23日开始改建国旗旗杆和基座。
在国旗旗杆和基座的改建问题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时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天安门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杨登彦。整个改建过程中，杨登彦起到了有力的协调作用。
社会各界人士也对改建国旗旗杆和基座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首都钢铁厂踊跃请缨，主动包揽了旗杆及基座的修建任务。从原材料到施工，一切都是无偿的。一流的材质，一流的工艺。所有这些，体现出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旗乃至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无限敬仰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