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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了下地活动的能力。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这里也可能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站。我非常感谢你报道了我们国旗班，也感谢你知道我的名字。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什么时候你去天安门广场，代我看一眼国旗，在国旗升起的时候，替我向国旗敬个礼。如果有可能，再代我去国旗护卫队看看新战士，向他们问好，也向我过去的老战友问好。
再见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国旗！
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
我已不能握笔，这封信是由我口述，请人代笔写给你的。
收到陶维革的这封信后，《人民日报》记者傅昌波既感动又焦急。他立刻要通了武汉市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电话。当他了解到陶维革的病情趋于稳定之后才松了一口气。傅昌波的同事们也对陶维革的事情很关心。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要把陶维革接到北京，让他再看看国旗，看看战友。但医生在电话里告诉傅昌波，说陶维革目前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长途旅行。大家只好放弃了这一打算。傅昌波和同事们一商量，决定代陶维革去天安门，在国旗升起的时候，替他向国旗敬个礼。
1995年3月17日凌晨。傅昌波和《人民日报》团委书记唐宁一起来到了天安门。武警天安门支队副政委郭占斌也闻讯赶来。
赶上寒流，天气有些寒冷，但傅昌波看到广场的旗杆周围早已聚集了上万人。他们有的仰望旗杆，有的遥望天安门城楼，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那庄严、神圣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
旗杆的东面，有一大群排着整齐队伍的小学生。他们迎着寒风个个精神振奋。傅昌波和一个叫李丹的小同学交谈起来。傅昌波这才知道这些小学生来自天津。为了看升旗，同学们半夜就从天津出发了。当李丹知道傅昌波是受一个身患重病曾经在这里升过国旗的叔叔之托而来时，惊讶的睁大了眼睛。傅昌波给同学们讲了陶维革的事情。同学们都围了过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都被陶维革的事情感动了。带同学们来的校长肖慧云对傅昌波说：“记者同志，请一定代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向陶维革同志表示问候，就说远在千里之外，有一群天真的孩子，还有孩子们的老师祝他早日康复！”
在旗杆的北面，来自辽宁的一位老同志告诉傅昌波，说他们一行10人明天就要去加拿大了，这次出国时间很长，今天是专程来看升旗的。
国旗护卫队指导员谢辉在升旗前就来到了广场上，向傅昌波介绍了新旗杆的情况。
6点20分，随着升旗手的振臂一挥，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傅昌波本来想代替陶维革向国旗敬个礼，但考虑到自己不是军人没穿军装，在郭占斌副政委的提议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国旗护卫队员刘静。
刘静对着正冉冉升起的国旗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一边的傅昌波右手抚胸，面对东方，代表陶维革，也是代表他自己，向国旗行注目礼。
升旗仪式结束后，傅昌波又来到国旗护卫队的驻地。当他问几名新战士知道不知道陶维革时，大家都频频点头，他们不光知道陶维革是湖北黄冈人，还知道他在部队时的感人事迹。一个新战士还告诉傅昌波，陶维革的事迹已经被载入到武警部队编著的《天安门前橄榄绿》一书中。
傅昌波还见到了陶维革的老战友。说起陶维革，他们都称赞有加。指导员谢辉告诉傅昌波，说陶维革是个不笑不说话的人。窦海舰则说陶维革代人真诚、热情。史涛说，他完全能够体会和理解陶维革对国旗的一片真情，那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