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三年上溯至一九八九年，那么这其间逝去的四年已经成为了过去，成为了历史。
历史犯起“各”来也是会“秋后算账”的。
张曼新早在一九八九年做的一件事，意想不到地在几年后“东窗事发”。与他打过交道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某银行副行长王佐和信贷股股长以及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等四人以“收受外商贿赂罪”锒铛入狱，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从而变成了阶下囚。
他们曾在法庭上大喊冤枉。
他们请的律师认为，张曼新曾给他们的三万元是他们劳动所得。
他们的亲属心急如火地专程跑到深圳，找到张曼新母亲周雪影，声泪俱下地哀求务必请张曼新从匈牙利回国救救他们。
这时，远在万里之遥的张曼新，正全身心地操持“华联会”的事儿，整日忙得几乎脚跟儿不沾地。但是为了这几个朋友的命运，他料理完一些急需料理的事情，还是决意回国。
“老张头，你不能回去，公安部门会以行贿罪把你抓起来！”妻子朱宝莲担心地劝告张曼新。
“爸，弄不好您真是会自投罗网的！”儿女们也不无忧虑地晓以利害。
但是，张曼新情真意切地说：“过去这些朋友都帮过我们，今天他们遭了难，我是当事人，不回去帮助他们澄清事实真相，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出头之日呢？再说，他们自己毁了，还会毁了好几家人呀！”他说到这里，宽慰地对妻子和儿女们讲，“你们都放心吧，我回去以后会见机行事的。”
于是，张曼新于一九九三年从匈牙利回到银川，住在了内蒙饭店。
张曼新刚到内蒙饭店住下，张家口市某银行那落难的四个人的律师的电话便接踵而至。他告诉张曼新，该市检察院将派人到银川来找他。
“他们来找我还想了解什么？”张曼新问。
“他们可能是想进一步叫你说明给王佐等人的钱的真实背景。”律师答。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匈牙利不是已经以书面材料加以说明了么？”张曼新感到了事情的复杂性。
律师答：“他们可能依然认为你是有意行贿吧。”
张曼新听了律师的回答，心里为之一震。看来，这件事情的确不是那么简单。说不定，自己会遭不测呀！
但是，司法部门办案不是重事实、重证据么？
这件事情的原委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呀！
那是一九八九年初，经过“文革”浩劫后的中国大地万物复苏。随着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日趋繁荣，人民群众对生活多元化的追求如饥似渴。其中女人们对金银手饰的需求宛如大旱中喜逢甘霖，迫不及待地争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当时有的银行，为了招徕群众的储蓄，想方设法从香港等地购进金戒指和金项链等，规定存够多少额度的款才卖给一个金戒指和一条金项链。
一时间，凡是能购到黄金手饰的银行便立刻炙手可热，为购买黄金手饰的存款者趋之若鹜。
在这个独特的经商机遇中，已获得国外身份的张曼新便大有了英雄用武之地。
那时，24K的黄金手饰在香港是每克约一百元人民币，银行购进价一般每克约一百一十五元至一百二十元人民币，市场上每克售价为一百四十元人民币。
恰在这时，他认识了两个关键性的人物。
一个是深圳沙头角中英街香港某金行的邓先生。
一个就是张家口市某银行的副行长王佐。
香港某金行的邓先生是卖家，张家口市某银行副行长王佐是买家，张曼新就充当了带有国际性质的经济人。
这样，一桩贸易就运作起来了。
香港某金行的邓先生感谢张曼新为他打开了在大陆的销路，提出从营业额中给他提取佣金。张曼新认为国际经济人收取佣金，属正常的商业惯例，便来者不拒。
张家口市某银行副行长王佐感谢张曼新为促进国家货币储备、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张曼新对于这种精神的褒奖也依然接受。
从这一点，就可以分出经商者的档次。
精明的商人既赚到钱又不犯法。
鲁莽的商人赚了钱却犯了法。
愚笨的商人赚不了钱又犯了法。
张曼新既赚到了钱又不违法还得到褒奖。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不久，张家口市某银行为了促进本市的储蓄，特地将张曼新请到张家口市。
张曼新来到张家口市，立刻成了各个银行心目中的“大熊猫”，如同“国宝”似的。大家争相请他吃饭，恳切希望他帮助订购黄金手饰。
张曼新一来能从香港某金行的邓先生那里拿佣金，二来又是在支持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