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副科长肖茹挨了打之后，小海和副科长肖茹走得更近了。杨秀丽看在眼了，喜在心头，看来小海的入党和提干有希望了。
这时全国的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机关单位除了要参加必要的革命活动外，按照上级要求，每周三下午都要集中进行政治学习，而综合科每次政治学习都要从批判臭老九笔杆子孙文静开始。
孙文静的父亲以前是京都大学著名教授、经济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京都大学任教，发表过许多论文，出版过多本书籍，在经济学界很有声望。孙文静子承父业，也跟随着父亲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且小有成就。
革命运动开始后，孙文静的父亲被戴上了里通外国，资产阶级臭老九的帽子，下放到关中来当老师。
受到他父亲的牵连和影响，孙文静也被当做了专政对象，被夺去了研究和教学资格，调到了后勤处，进行下放改造。
周三下午，在综合科的小会议室里，一张长条形的小会议桌两头坐着科长胡正和副科长肖茹，其他人分坐在两边。
科长胡正首先发言：“同志们，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硕果累累，我们也不能落后呀，我们要端正思想，紧跟形势，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身边做起，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下面请孙文静同志发言。”
孙文静谦卑地站起来说：“同志们，同胞们，我对我父亲当年没有积极从事革命工作而去国外留学深表歉意，对我父亲回国后一心从事经济研究而缺乏革命斗争思想和革命热情进行严肃而深刻的批判，对我没有及时和我父亲划清界限进行深刻地反省，请同志们严格批评监督，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说完，孙文静低着头坐了下来。
田飞接过话：“我觉得孙文静父亲当年到美国留学主要是受到当年国民政府的腐败所影响，当年国民政府腐败盛行，一片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校也随便收费，乱收费，导致学费高企，教育质量却越来越差。高昂的学费致使多数的穷人都上不起学，而那些有钱能上得起学的富户和达官贵人又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越来越差的教育，于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奸商，地主就一窝蜂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念书。
孙文静父亲的家人也受了这种环境的影响，把孙文静的父亲送到了国外，这需要进行反省和批判。
当然孙文静的父亲和其他贪官奸商的子女肯定有所不同，其他贪官奸商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国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转移非法资产，大量的民资民膏被转移到国外供其享乐，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而孙文静的父亲能够回来，证明其不是贪官污吏的后代，也非奸商子女，没有非法财产可以转移，应该受到表扬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