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为此大伤脑筋，工作地点离家太远的难题已经迫在眉睫。他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又住在遥远的乡下。无奈之下，他在里斯本市内的波尔多大街找了个公寓搬了进去。工作地点离家近，有事立刻可以赶回来。这就是我刚刚访问过的那座公寓，对阿蒂娜来说，那是她最后的家了。
幸运的是，他们搬到里斯本市里以后，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好像是里斯本大学的科斯塔教授，通过政界关系跟相关部门打过招呼的缘故。里斯本大学的权威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搬到波尔多大街的公寓后，阿蒂娜在保姆的监护下，终日坐在轮椅上，一个人呆呆地望着远处的大西洋打发日子。就这样，十年如一日。布鲁诺觉得，她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唯独能够每日眺望大西洋，或许是对水、对游泳，仍心存怀念。假如让她重新回到水里，也许能够唤回她生存的意欲吧。
布鲁诺把阿蒂娜带到了他工作的体育大学游泳池，他选的是周日，学生们不上课，游泳池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给她换好了泳装，让她静静地进到游泳池中。
然而，阿蒂娜在池中形同走路，无论怎样都游不起来。而且，她看上去有些怕水。等她适应了一会儿，布鲁诺托起她的腹部，让她开始慢慢游动，她就照样做着。让她配合手脚动作，她就吃力地爬泳起来。
放开手后，阿蒂娜依然照样游动着缓缓前行。看到这里，布鲁诺松了一口气。尽管没有以往的速度，游泳她还是记得的。她还有希望，她还可以找回生活的乐趣，她还可以让世人惊叹欢呼，她还可以像美人鱼一样重现昔日的风采。
这时候，布鲁诺听到池边有人喊他的名字，是主任教授在喊他。看到阿蒂娜自在地游着平安无事后，他才离开妻子登了岸。教授是来找他续签书面合同的。布鲁诺甩甩双臂上的水，在合同上签了字。教授拿着合同走了。布鲁诺回头一看，水面上没有了阿蒂娜的身影。他定睛一看，阿蒂娜已经沉入了池底。
他一头扎入池中，极速游去，潜入水底，把妻子架出了水面。此时的阿蒂娜已经灌了一肚子水，看上去奄奄一息。他赶紧喊回还没有走远的教授，让教授叫救护车，自己则拼命地做起了人工呼吸……
我手持花束，从椅子上站起来，双目依然凝望着大西洋，慢慢地在草坪上踱着步，眼下的红瓦屋顶也在慢慢地移动着，但远处的大西洋依旧浩然如常。
真是让人吓出一身冷汗，阿蒂娜捡回了一条命。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如何游泳。当年杰出的游泳健将、被赞誉为“美人鱼在世”的阿蒂娜，如今在游泳池里险些淹死。看到这一切，这位曾经与她朝夕相处共同拼搏、陪着她登上世界泳坛、看着她勇夺金牌的丈夫兼教练，心中作何感想，人们不得而知。
其后又发生了多次类似的事情。总之，阿蒂娜活下来了，但是她只能过着终日在阳台上坐着轮椅眺望大西洋的生活了。亚美莉也只能被送进养育院了。既要照顾不能自理的母亲，又要照顾吃奶的婴儿，任何一位保姆都很难做到二者兼顾。同时雇佣两位保姆，又没那个经济能力。布鲁诺参与照顾，就必须辞职，就会断了收入。权衡利弊，布鲁诺也只有把亚美莉送进养育院了。
布鲁诺很顽强，他的坚忍令人敬佩，要是换了我，恐怕早地就挺不住了。阿蒂娜终日一言不发，坐在轮椅上，慢慢老去。她吃饭时，嘴边总是搞得一塌糊涂。同时她还被剧烈的头痛折磨得痛不欲生，每天两次呕吐。她的大小便也根本无法自理，试过几次让她自理均告失败，搞得厕所里一片污秽。
她偶尔想开口说话，那就是要骂人了。她骂得最多的，当然就是那位科斯塔教授。阿蒂娜咬牙切齿反复念叨，要与他同归于尽。
布鲁诺默默地陪着这样一位病人共同度过二十年，这的确令我由衷地敬佩。我在想，这一切与其说是缘于他对阿蒂娜的深爱，不如说是一种敬畏。布鲁诺也曾经是游泳选手，虽然成绩没有特别出众，但比一般选手游得快。
然而，阿蒂娜的游泳速度远远超过他。当时，没有人能超过阿蒂娜，她轻而易举地登上了世界之巅，一时间，她在世界体坛简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作为拼尽全力而自认望尘莫及的人，心中往往对获胜者由尊敬衍生成敬畏。奥运会的领奖台对布鲁诺本人来讲，永远是虚无缥缈的梦，可阿蒂娜却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登上它。
二十年来，布鲁诺的艰辛和忍耐，始终支撑他的是那种敬畏心，外人是无法理解的。作为教练而言，他完全将自己置之度外，为自己敬畏的人无私地奉献服务。这一切虽苦犹荣，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会到吧。
女儿亚美莉像她母亲一样，在养育院里长大。高中毕业后，布鲁诺把她接了回来。一家三口开始在波尔多大街那幢公寓里生活，布鲁诺细心地向女儿介绍了照顾母亲的种种方法。
女儿也挺出息，考入了国立福祉大学，为了更好地照顾好母亲，她专门选修了护理学。正在一切出现转机本该如释重负的时候，她父亲出状况了。布鲁诺因身体崩溃而倒下了，长年的劳顿导致疾病缠身。其间，他的父母也相继离世。他把照顾阿蒂娜的护理任务都委托给了女儿，自己找了一处很小的公寓，搬了出去。人的忍耐是有限的，他想一个人单独静一静。
布鲁诺或许是因为身心疲惫，打定主意不想再回到妻子的身边了。但当他听女儿说，阿蒂娜每次听到那首《偷洒一滴泪》就会被感动得落泪后，他也开始每周回去探望一次，替换女儿，让她也借机休息一下。女儿心存感激，父女关系也相当融洽。
布鲁诺很留意保持与女儿的和睦关系，常常一起进餐，或一家三口外出郊游。进入手机时代，父女俩立刻买了手机，一旦母亲有异常，女儿就会立即给爸爸打电话。爸爸也会火速赶来处理。
但他从不在波尔多大街的住所留宿，一处理完，他必定会乘上二十八路电车，返回十分钟车程外的那所小房子。
这期间，布鲁诺已经不再从事和体育有关的工作了。他从前就对修缮皮面旧书颇感兴趣，又从一位叫乌格的匠人老友那里得到了真传，就开始干了起来。后来，两人合伙开了一间仅有两米宽的“乌格-布鲁诺旧书修缮店”，小本生意惨淡经营，勉强糊口，也算过得去。
接回亚美莉之前，布鲁诺有个相好的情人，后来分手了，他独自一人过日子。由于身体不佳，连小店的活儿也不能全都打理了。
这种状态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开头，布鲁诺已经五十岁了。世人自不待言，就连里斯本的市民也早把当年那位叱咤风云的杰出游泳健将阿蒂娜·希尔娅忘得一干二净了。
女儿亚美莉一直独身，眼看也接近三十岁了。她一天到晚忙于照顾残障的母亲，根本没时间出去约会。
年过半百的布鲁诺，身体每况愈下。他心里明白，肺癌细胞正迅速繁殖转移，吞噬着他。只要剧痛还没有袭来，这一切他全不介意。然而，正在此时，又一波打击正悄悄向他袭来。
6
此刻，科斯塔教授正在悄悄地打探阿蒂娜·希尔娅的术后情况。他让丈夫带着妻子前来里斯本大学就诊，看到病人没来，他又派了年轻的医生到亚莱家询问情况。
他们大概是想确认病人术后的情况，然后在学术界发表论文。但是现在事与愿违，结果不如人意，教授是不会发表开颅手术的结论的，但有关阿蒂娜性欲亢进的症状已经在多篇论文中发表过。
有的美国学者读完论文提出了异议和反论。这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南希·弗娅教授。她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她否认阿蒂娜的症状源自性欲亢进症。异议的根源在于，美国是个提倡自由的国家，而葡萄牙则是崇尚性道德的传统国家，两种道德观念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弗娅教授内心感到羞耻，因为她本人也患有此症。烦恼过一阵子之后，教授毅然决定二〇〇〇年的暑假，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去。她飞来了里斯本，到波尔多大街访问了阿蒂娜。
她得知了阿蒂娜的悲惨现状，通过和亚美莉谈话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询问了布鲁诺的工作地点，然后乘上二十八路电车，找到了那家“乌格-布鲁诺旧书修缮店”。布鲁诺刚好在店里，教授亮明了身份，便在店里角落的第一个小桌旁坐下，攀谈起来。
以下是弗娅教授讲述的当时谈话的情况。当时的布鲁诺给人的印象是，满头白发，形容消瘦，沉默寡言。听说这位不请自到的弗娅教授是专程从美国来的血流控制内科学的教授，布鲁诺感到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措。
弗娅教授开始介绍起来，这种不为人知且非常特殊的病症，在世界上其实并不少见。她把自己难以启齿的患病感受告诉了布鲁诺。过去，她对性兴奋和性刺激完全没有感觉，一次偶然获得了快感，则一发而不可收，经常体验到一天上百次的性高潮。
这种病症，一般患者都是秘而不宣。因为患者是女性，这种病症往往难以启齿，又不愿跟医生讲，因此，越搞越糟，一旦被外人所知，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误解和非议。
听到这里，布鲁诺开始隐隐地预感到教授的突然造访预示着某种不祥之兆。他一下子变得脸色灰白，这让教授感到愧疚和不安。以下这些是弗娅教授告诉我的。
在性观念相对开放的美国，近年来的报告表明，被这种病症所困扰的女性，其实在世界上为数不少。这种病的病症逐渐为人所知，但原因方面，却出现了好几种假设和病例。
“这是种什么病？”布鲁诺发问道。
弗娅教授点点头，说明道：“这种病，英文全称是Persistent Sexual Arousal Syndrome，简称PSAS（持续性性唤起症候群）。目前在医学界并不怎么为人所知，仅局限于研究，在道德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往往不被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被世俗所认可。”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病？病因又是什么呢？”布鲁诺继续刨根问底。
“这种病最初的病例报告是由英国圣玛丽医院大卫·高梅医生提出的。世界上广为人知的性功能障碍，常常指性冷淡，而与之相反的是，在完全没有性刺激因素的环境里，性快感来临并长时间或频繁持续。
“拿我本人来说，有时做了一半家务突然快感来临，甚至有时正走着路也会一下子来临，令人又尴尬又苦恼。享受高潮本来是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却练就了掩饰快感的一套办法，因为有时我一天能来上百次高潮。
“乍听起来，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却给一些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带来了莫大的精神痛苦。有时一项聚精会神的工作会被突然打断，有时正跟别人认真地谈着话，身体突然震颤起来，令对方也感到疑惑，这对患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痛苦，自尊心会受到严重伤害。患者即使是居家的主妇，日常做家务也会受到影响。快感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来临，对女性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屈辱和折磨。
“再比如，患者开车或乘电车时，身体受到外力震动，情况会更糟糕，患者简直可以说是痛不欲生。因为驾车时发病极其危险，所以患者坚决不能驾车。另外，一旦发作丑态百出，周围的人会叫来警察或医生，就更麻烦了。患者声名狼藉，就不可能在原来的社区居住了，会被社会所唾弃。以我为例，有段时间，我连外出都心存恐惧。
“可这一切跟谁讲呢？人们会误认为那种事何乐不为，结果也只能忍气吞声。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又难于启齿，不好意思看大夫，只能把自己的性高潮全部掩藏起来，顶多和丈夫交流一下，这就是世俗的陈规，换言之，这才是所谓的妇道或修养。
“像我这样，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和别人谈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已经结婚生子，上了年纪了。可如果搞错了谈话对象或场合不对，往往会被误认为是荡妇或是卖淫女。世俗的观念根深蒂固，简直是顽固不化。”
布鲁诺听着听着，觉得感同身受。他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冲击，自己的人生，妻子的人生，天旋地转崩塌下来，把他卷入了无奈和无助的深渊。
“这种病与性兴奋导致的生殖器充血以及性冲动毫无关系。它会突如其来，给患者带来强烈的持续的性快感。它与性行为过剩，对性的好奇心超强，生活淫荡，被男人过分开发等等之类的理论也没有关系，与道德败坏更是无关，纯粹是一种生理现象。对这种病，如果用道德标准或者时下的世俗观念来衡量的话，得出的结论可就大错特错了。”
布鲁诺听得面色苍白目瞪口呆。
“这种病的发病原因说法不一。有的报告说是曲唑酮的副作用引起的并发症，停药后症状就会消失。也有的研究人员说，女性长期性欲缺乏易引发此症。也有报告说，长期服用SSRI类抗抑郁药的患者，一旦停药易发此症。
“发病原因众说纷纭，治疗方法也无从谈起了。这有待于今后的科学研究，而且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但是也有简单明了的病因，例如我，就是骨盆血管异常，导致阴蒂周边分布的血管异常发达。最后，我是外科手术治愈的。”
布鲁诺听罢深受打击，同时他也在试图为自己辩解。弗娅教授的这番解说他完全理解，但对科斯塔教授给阿蒂娜所作的处置，如果追究他做丈夫的责任的话，也是他自己决定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造成今天这种无法挽回的局面，他难辞其咎。他的这种心态也是常人可以理解的。
布鲁诺又谈起阿蒂娜常常表现出的暴力行为。他提出了疑问，这种病无法解释那种暴力行为。问得倒也有道理，弗娅教授点头称是。她接着说：
“我在高中时期喜欢读《解剖学百科》，最让我爱不释手的书是《现代临床精神医学》和《神经精神医学》。做姑娘的时代，我没有读过流行的恋爱小说，更别说那些黄色小册子了，我压根儿就没读过一本。上大学时，难耐的快感袭来的时候，我曾经挥掌击断过拖把杆儿，也曾经飞脚踢坏过吸尘器。
“这种病带来的快感是强烈的，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能够使人停止思考无法行动，更有甚者，快感一周不退，只能躺在床上，不能行动半步，连自己的身体也无法控制，有时小便失禁，有时痛哭呻吟。
“最初未谙性事，难以宣泄，也不知如何才能填平欲壑，无处发泄，有时欲火一下子就转变成了强烈的怒火，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欲火焚身难以忍受，得不出答案就更加义愤填膺。”
“这么说，阿蒂娜的症状也是这个原因？”布鲁诺迫不及待地问道。
“阿蒂娜是奥运会金牌选手吧？她当然有着不亚于男人的体力。”弗娅教授接着说，“就连我这个从幼儿园时代就不爱运动，参加运动的时间总是能省就省的弱女子，也能一掌击断一根拖把杆儿，足见袭来的快感之强烈，根本无法自控。一旦发作，患者就像这种疾病的奴隶一样，任其宰割，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你也咬掉过恋人肩上的肉吗？”布鲁诺问。
“强烈的性高潮瞬间，人是没有意识的。”教授答道。但是布鲁诺看上去似乎没听懂。
“到医院去咨询的时候，你知道我鼓起了多大的勇气吗？一向文静的女子，诉说自己难以启齿的性隐私的时候，一旦为人所知，周围人就会避之不及，将其看成一个花痴色情狂。对其厌恶的程度如同中世纪魔鬼判决的对象，众人同仇敌忾，将之处以火刑。
“这种病如果用道德标准来衡量则更是天大的罪过。在崇尚道德的国家里，施以开颅的脑白质切除术是最合法的火刑，是最理想的审判结果。”
见过弗娅教授后，布鲁诺受到的打击简直无法形容。当初被里斯本大学神经科的那帮权威们给骗了，他一想起来就懊恼不已，造成现在这种无可挽回的状况，他实在难辞其咎。
一味虔诚地盲从于道德而导致的这种愚昧的大错，不仅使百年一遇的天才运动健将终生坐在了轮椅上，而且，她对丈夫布鲁诺的一片挚爱也被践踏了。
阿蒂娜的疯狂发情，并不是被周围那些对她垂涎三尺的男人们所挑逗的。她只对布鲁诺求爱不止。发病后，她不能自控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和当初他们相识时是一样的，是天真无邪的。但她以往的那种令人可敬可爱的人格，现在却已经荡然无存了。
阿蒂娜只是患有PSAS病，根本不是精神异常，也不是色情狂，更不需要做那个该死的开颅脑白质切除术。
这么说来，自己犯下了天大的不可饶恕的罪过，葬送了葡萄牙的骄子，而且手段之残忍天理难容。
但是，事到如今，无论怎么批判谴责也已是徒劳。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之前，院方也不是没有解释。只不过，自己听信了科斯塔教授说手术后症状会得到改善云云。可他根本没有说，术后会出现癫痫，伴有剧烈头痛。他更没有说，病人将讲话困难，牙龈红肿，无法行走，伴有呕吐、排泄困难等等症状。如果早被告知术后可能出现这些副作用，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在那张该死的同意书上签字。
其实，令布鲁诺痛苦不堪的岂止这些。实际上，内心深处时刻折磨他的是自己肩头被咬伤的隐痛，以及那种被恐怖彻底摧毁的畏惧感。当时，他与其说是为救阿蒂娜而头脑冷静，不如说是被她的暴力所慑服，或者说惊恐至极产生了愤怒。时过境迁，这件事却一直在折磨他。
布鲁诺想，这一切都是爱情的因果报应，自己也认了。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呢？今后该如何生活下去呢？怎样做才能偿还阿蒂娜的爱呢？然而，接下来，最后的事件发生了。
7
六月十二日，是里斯本港一年一度的节日圣安东尼奥节的前夜。这一天，波尔多大街所属的拜沙区，街巷里人头攒动，人们摩肩接踵，一直闹腾到深夜。第二天十三日才是真正的节日，但前夜的街道上已是人山人海，嘈杂异常。
这个节日源于当地渔民们为祈求渔业丰收而举行的祈福仪式。这一夜，里斯本的打鱼人把自己捕获的沙丁鱼用盐烤制，供大家品尝。所以，这个节日也称作沙丁鱼节或里斯本节。节日的前夜，主要的繁华大街上摆满了摊位，家家都烧起木炭，把沙丁鱼抹上橄榄油和柠檬汁，边烤边卖。
女人们则叫卖着可爱的香草小盆景。盆景是用纸做的，里面夹着写有爱情诗句的小纸片。女人们向路人兜售：“您喜欢哪首诗？”
市民们品尝着盐烤沙丁鱼，就着番茄和彩椒做成的沙拉，喝着葡萄酒，通宵达旦不亦乐乎。这一夜人们无所顾忌尽情狂欢。
不过对年轻人来讲，节日更具新意。他们把这一天当成了表达爱情的情人节，还特地把这个前夜称为“恋人节”。这一夜，里斯本的恋人们互赠礼物，单身者则边往画有圣安东尼奥头像的箱子里投硬币，边向这位爱的守护神祈祷，期待早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尚未表白的年轻人，无论男女，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心上人表达自己的爱意。圣安东尼奥会制造出爱的奇迹。
十三日结婚的恋人们会得到里斯本议会的赞助，从报名者中抽取十六组，入选者的婚礼场地费和服装费，甚至新婚旅行的费用均由议会承担。
节日越办越大，如今游客不仅来自周围的城市，有的来自西班牙，甚至更遥远的异国他乡。这个城市从前夜开始就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
大街的拱门上装上了五颜六色的彩灯，又挂满了无数的彩色气球，姑娘们穿着盛装穿行其间。
自由大街挂起了各种彩带，姑娘们组成的盛大游行队伍绵延不断，载歌载舞，这里成了不夜城。
里卡多·科斯塔如今已经升为里斯本大学的名誉教授，里斯本大学也成了葡萄牙最具实力的精神医学重镇。就在二〇〇一年六月的这个夜晚，圣安东尼奥节前夜的电视节目里，科斯塔就脑白质切除术的有效性做了一个特别节目。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精神医学界的趋势倾向于否定以脑白质切除术为代表的外科处置方法。科斯塔教授在葡萄牙尚属老权威，但在国际上已经成了过气的人，他和该手术的发明人埃加斯·莫尼斯一起，连同他们倡导的精神外科治疗体系，都遭到了人权组织的强烈批评。这次，色厉内荏的科斯塔教授依然气宇轩昂地为自己雄辩。
他大讲了一通对危重精神病患者实施外科手术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就像当年他对布鲁诺的说辞一样，千篇一律。他继续宣讲他的那套陈词滥调：这种手术治疗方法，能使七成患者的症状得到改善，使他们以乐观的性格回归正常社会，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这其中包括那些急于治愈的抑郁症重症患者和那些一般焦虑症患者，以及那些有严重暴力行为危害社会的患者等等。他们其中不乏教育家、科学家，以及各类专家学者。
这时，主持人提出了问题：“请教授解答：当今世界上，有人认为精神外科时代已经过去，也有很多国家对精神外科予以否定。您怎么看？”
教授言辞犀利地反驳：“这是一种偏见，是那些无视现状的人的偏见。他们把精神病院看成收容所予以否定，把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人放出来任其胡作非为，严重危害了正常社会人们生活的权利。”
“这些手术七成成功了，那也就意味着有三成失败了，是吗？”主持人继续发问。
这时，教授的情绪显然有些激动，他强烈地反驳：“不是！我是说，七成患者术后性格明显改善，变得积极乐观，另外的三成患者性格变得过度沉稳，他们不善言谈，但内心里独自享受着改善后的欢愉。他们只是缺乏语言表达的积极性而已。”
“而且，他们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全部施术患者中的一成，对这种手术治疗方式颇有微词，这个我们也知道。换句话说，那是扭曲了的私怨的产物，实际上患者的状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他们体会到了轻松快乐。手术前他们是同意的，而且他们都签了字。手术后，他们的症状明显好转，却谎称没有效果，演起了哑剧。”
这档节目是预先录制的，阿蒂娜和女儿亚美莉可能也看到了。就在当天晚上的十点十五分，阿蒂娜用自己私藏的手枪击中了自己的心脏，自杀了。
阳台之下的波尔多大街上人声鼎沸，时而传来几声年轻人的尖声怪叫，时而传来二十八路电车隆隆的噪音，电车跟在人群后慢慢地爬行。喧嚣不断充斥着房间。
亚美莉到一个路口外拐弯的格拉萨路上，为母亲和自己买了两人份的盐烤沙丁鱼。一路上她使劲儿在人群中挤着，好容易才回到家。她感到有些筋疲力尽，准备到家先歇一会儿，这时她发现了已经死去的母亲。她慌忙扔掉手中装满沙丁鱼的纸盘，惊呼着一头扑到母亲的遗体上号啕大哭。回过神儿来，她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由于满街是人，警车根本派不上用场，骑自行车也无济于事，警察们只能乘着二十八路电车赶赴现场。阿蒂娜住的地方离车站有段距离，警察只好向电车司机出示了证件，要求把电车停在事发地点的楼下，他们一路跑着上了楼。勘查的警员来得稍迟一些，他们也是用同样办法赶来的。警察们的脸上都多少带有些红酒的醉意。
当年在葡萄牙泳坛昙花一现的天才游泳健将，就这么坐在轮椅上，静静地离开了人世。阿蒂娜·希尔娅的荣光已经化为遥远的记忆，赶来的警察当中，没有人了解她的全盛时期，没有人看过慕尼黑奥运会的现场直播，甚至没有人知道阿蒂娜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