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好的外语教学法”是一个大家、特别是那些希望孩子不再受自己当年学习之苦的中国父母们苦苦追寻的答案。中国流行的外语教学法，很大程度上还是受细节语言描写和反复操练以形成习惯这样的做法所左右，背诵结构主义代表教材《新概念》的风气到现在都还很盛。更为先进的交际法很早就进入了中国，可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不是很适应，教学中交际多半流于形式，学生甚至长时间停留在自我介绍的“交际”水平。国外最新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又过于集中到在英语国家的新移民孩子的英语学习方面，对目前国内的少儿英语学习没有太直接的关注和指导。应用语言学界现在的共识，是不再去追求所谓的“最佳”方法，而是要根据学习者个人的实际情况，综合各家方法之长，帮助学习者发展自己的学习策略。作为最了解自己孩子的人，父母就更应该站得高一点，多了解一些相关的外语教学方法的真相，广泛接受各家之长，回避不同方法的短处，帮助孩子在英语上更高效率地成长。
第一节 哈佛博士想去卖药：天下有没有“最好的”外语教学法？
第二语言，不论是学还是教，没有所谓的“最佳”方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一个方法只能适合某一个群体的学习者的某一个学习阶段。
二十多年前我远涉重洋到了美国的 UCLA 攻读应用语言学的博士学位。出国前，我在国内从事第二语言的教学，当时一方面苦恼于面对的教学方法闭塞而且落后，另一方面纠结于自己连一门第二语言都不过关，还天天在那儿教别人怎么学这样一个矛盾，所以当有幸被专业排名全美第一的 UCLA 应用语言学系录取以后，我真是雄心勃勃，一心想去学到最好、最先进的第二语言教学方法。
我在校时候的系主任在领域内也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博士。他年轻时选的专业是俄语，雄心壮志，认为在那个美苏争霸的年代，如果能够同时精通英语和俄语就可以走遍天下了，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后来因为做和平军志愿者去了中东，他在那里的工作是教英语，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国后就在第二语言教学方面继续深造了。有一个学期他给我们上一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课，某一天，他一走进课堂就做了一个“郑重宣言”：“我想去卖药！”
他想卖什么药呢？他说，最好有个“动词药”，多少钱一盒，再有个“名词药”、“发音药”、“语法药”等，反正一个语言学习者想学多少第二语言，就来买多少药好了，药到病除，岂不是皆大欢喜！
是什么事情刺激了他跑来说这么一通？原来，在来上课之前，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话的人是一名律师，情绪非常激动，说自己在学韩语，可是两三年了就是学不出来，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学习第二语言的最好办法 ：“你们是UCLA，你们的专业是美国最著名的，我就专门查到系主任的电话，你一定有办法，请告诉我最好的办法！”
是呀，这个最好的办法不正是我不远万里跑来想学的东西吗？而且当时课堂里在座的同学起码有一大半也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
系主任接着说在电话里问了对方都试过了什么方法，对方回答说是上了各种课、试过不同的教材和软件、请过家教、找了韩裔的女朋友、半年前卖掉了房子把家搬到韩国城去了……
系主任说 ：“真是佩服您的这股劲头，但我能告诉您的就是，学习第二语言不存在‘最好’的办法。您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据！请想一下，周围学习第二语言的人，大概都会有上了不少课、学了不少教材的经历，可是有几个能够找到说那门语言的女朋友，又有几个能够下得了决心卖房子搬家呢？您都做到这样了，还不能到达学习的目标，哪里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呢？”
敏于思考的系主任于是坐在办公室里想这个事，怎么才能最好呢？就是能有一批“动词药”、“名词药”，吃了就灵，那就一定是最好了。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专业的告诫”：最好我们能够率先研究出这些药，获得专利，这样就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不然如果别人拿了专利，全世界买得起的人吃了就都学会第二语言了，我们语言教育这个行业的饭碗就要消失了。
这可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寻求“最好的”外语学习方法是我们领域里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因为专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美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加州政府，在需要做一些跟教育决策相关的研究和教师培训时，往往会立即想到我们系。一些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机构也会慕名派员前来交流和接受培训，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科院就跟我们有一个联合培训项目，留下了很多与中国学生学英语有关的研究成果。人们到这个专业里最权威的地方来寻求“最佳”的英语教学法，那么“最权威”的答案是什么呢？
因为要不停地举办这一类的教学法培训课，我们系几乎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第一课和最后一课都采用“什么是最好的第二语言教学法”这个题目，直接就奔着这个最受关注的话题去了。
在培训的第一课亮出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为来参加培训的多半都是有教学经验的专业人士，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都能提出一个两个好方法，可是同样基于他们的教学实践，学员们又可以对其他同学建议的方法指出局限和不足。这时负责培训的老师就要引导指出，没有所谓的“最佳”方法，每个方法都是有利有弊的，要懂得其中的利弊，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地综合使用。在我们的专业圈子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反复被提到。
我的导师委员会的一位主席，当时已经是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太太了，主讲了一场培训课，规模比较大，听众有两百多人，其中一名学员指出了一个叫作 TPR的方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直译 ：完全肢体反应法）是最好的第二语言教学方法。TPR 是个很特殊的语言教学法，它通过语言指令让学生做各种肢体反应，比如说到“左”就伸左手或是向左转，这时要学习的语言直接和学习者的肢体动作对应，免去了中间媒介语言的使用，学生学习得快，而且参与程度很高。但批评的意见就说这个方法对成年人不好使用，或者班级大了会调动不开。于是主讲教授就开始调动在座的两百多名成人学员，通过“左”、“右”、“一”、“二”这样简单的指令，短短一分钟内就把大家调动到了教室两边的墙边上。当时调动的场面太大，连教学录像都没有能够有效地记录下来。
学员们都是调动过语言课堂的内行，大家事后津津乐道的是教授对课堂的控制能力。实际上，示范对课堂的控制和 TPR 方法的使用只是次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她要去论证怎么看待一个教学法的利弊。TPR 的局限在于人类语言的表达能力远远超过肢体的表达能力，不是所有语言内容都能够或都适合由肢体反应来表达的。她问，如果让你们做“痛哭流涕”，是不是两百个人就在这里大哭呢？
如果做“若有所思”又怎么办？所以这个方法更适合语言和逻辑能力比较弱的儿童或是初学者，同时还不能指望学生在一节课里从头到尾都在那儿蹦蹦跳跳。最好的使用方法是在课堂里穿插应用，比如一个小时的课上到一半时，就安排五到十五分钟的 TPR，活跃气氛、换换脑筋，这样才是一堂组织成功、时间利用率高的教学。
根据培训课时安排完成了针对具体教学法的学习之后，结业前“什么是最好的第二语言教学法”这个题目再次出现，这一次一般是让学员做一个结业的团队项目，若干学员分成一组，准备一个二三十分钟的示范课，同时说明使用的是什么教学法、为什么在这个教学设计中使用这个方法、该方法的利弊各是什么。培训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希望学员心里能够有底气，所有曾经有过的教学法各有利弊，绝对不存在所谓的“最佳”方法。一个成功的教师、一个成功的课堂，关键就是对各种方法进行有机理解和综合使用，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地开展教学。
有关第二语言，不论是学还是教，没有所谓的“最佳”方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一个方法只能适合某一个群体的学习者的某一个学习阶段。像那位搬到韩国城去的律师一样不懈地追求“最好”的方法，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本能行为，无可非议但是需要有正确的引导。可是如果一个教学群体或者一名教师，笃信或是渲染某一种教学方法是“最好”的方法，那他们不是在专业上无知，就是受其他利益所驱动了。更要命的是在中国英语学习的大环境里，任何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使用的是“最好”的英语教学法。如果我们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冠以“最好”的外语教学法多如牛毛，还可以变相宣传为“本市最好”、“针对儿童最好”的教学方法，甚至还有的用行政领导的表态来证明自己是“最好”
方法的。在这样的复杂环境里，做父母的就需要大致了解一下关于教学法的科学知识，不再轻易地被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方法所“忽悠”，这样才能确保孩子脚踏实地而又快乐自信地学习。
第二节 我们应该了解多少外语教学法？
线条粗到了极限来看，外语教学法的历史只涉及三个占过统治地位的流派，就是大家差不多都知道名字的“语法翻译法”、“听说法”和“交际法”。当前美国最流行的英语第二语言教学法是“交际法”发展到现在的一个分支，叫作“内容交际法”。
既然英语学习是一个漫长的、科学的过程，父母在带着孩子学习的过程中，就难免会碰到不同的教学法以及对不同教学法好坏的评价。这些教学法出现的时候，还往往伴随着大量生僻的术语，让人觉得挺权威的，所以好些时候就算弄不大明白也不好明说出来，结果助长了更多半生不熟的术语满天飞，弄得那些教学法更神秘、更难懂了。
要系统地了解一遍各种成型的主要教学法，还不算那些多如牛毛、昙花一现，甚至由某个个人或公司来命名、在小范围内使用的方法，已经是相关专业研究生一学期的课程了，普通的学习者或父母们本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过细关注。不过现在中国有一个实际情况，就是父母们为了孩子的成长承担了不少应该由学校或社会去做的教育工作，可毕竟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又没有机会像专业的外语从教人员那样，在大范围、多年头的教学实践中去积累比较全面的经验，所以大家投入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学来的东西，往往局限在其他父母们针对自己一个孩子的成长所作出的经验总结上，而这一类的总结几乎就跳不出经验主义的框框。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很多有局限的经验在一定的网络圈子里会慢慢变成众人的共识，成了“真理”，更容易让新来取经的人们陷入到局限中去。在这样的背景下，粗线条地了解一点外语教学法，就能给好学的父母们带来新高度和新视野，至少能让他们大致判断一个做法是否符合外语教育科学的大方向，能够意识到一些经常接触到的做法、流行的说法和一些反复碰到的困扰问题，比如像“要不要做汉语翻译”、 “要不要纠正孩子英语的错误”、 “是否应该听力先行”等，它们背后其实都有教学法原理和心理学机制存在，周围的直接经验其实都在这些科学原理的范围之类，没有必要盲目迷信或膜拜。
那么应该了解多少外语教学法呢？
线条粗到了极限来看，外语教学法的历史只涉及三个占过统治地位的流派，就是大家差不多都知道名字的“语法翻译法”、“听说法”和“交际法”。这一节里对外语教学法的介绍不去过于追求滴水不漏的严格分类和历史评判，各主要教学法的中英文名称和简单评介放在了书后的附录（《主要外语教学法一览表》）里，有具体需要时可以参考查阅。
“语法翻译法”是人类第一个明确形成流派的外语教学法，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完全统治了西方世界的外语教学。这个方法把语言当作知识看待，把语法和单词孤立出来学习，用母语讲解和注音，主要的练习手段就是母语和外语之间的互相翻译。中国学校的英语教学至今都明显地留有这个方法的痕迹，究其根源应该是当初照搬苏联教育体系的结果。而孤立学习语言点、把语言当知识死记、搞英汉互译练习还是目前许多中国人在做的事情，只是躲在了一些先进、时髦的外语教学法的招牌后面。
“听说法”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在美国，随着“二战”的来临，因为军方大量需要外语人才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由美国政府牵头组织了大范围坚实的理论研究，应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科研成果，形成了非常详尽的操作规范和步骤，出版了大量配套的教材、视听材料和教师及学生用书等教辅，到了五六十年代，完全占据了美国外语教学的统治地位。
“听说法”所依据的“当时最先进的”语言学和心理学科研成果，也正是我们中国现在还在当作“共识”的一些东西。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种方法详细描写语言的内容结构，把要学的外语和母语作详尽对比，并依据对比中出现的语言要点编写教材，希望通过这样严格的语言控制来减少或避免学生出现错误，进而提高学习效率。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方法主张语言是一种行为习惯，不能作为知识来学习，而要通过反复的外部刺激来达到熟练。在中国，巴甫洛夫的那个给狗喂食，狗形成条件反射流口水的实验，还是被人们认为是学习外语的心理学基础。许多教学包括我们许多爸妈的操作，就是在按照条件反射理论，鼓励学习者做出的正确反应，立即惩罚错误反应，希望最终形成正确的语言习惯。学语言要反复操练，甚至于背诵，是好多中国人现在还在笃信和执行的做法。
“听说法”在英国有一个近亲流派叫作“情景教学法”，它和“听说法”唯一的不同，就是把要学的外语放在交际情景里，而不是放在对话中来展现。以它的代表教材《新概念英语》为例，对语言内容——包括词汇和句型等在数量、使用频率、出现的顺序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学习方法上也是主张反复操练最终变成习惯。这也正是《新概念英语》在中国多年来经久不衰，甚至于有些卖书的介绍就直接把它当作背诵的典范教材来宣传的根本原因。“情景法”基本上就是当代中国英语教学的主流方法了。
需要明确提醒的一点是，这些在我们好多人意识里觉得天经地义的做法，包括针对语言结构反复操练、纠正错误、最终形成习惯的做法，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退出了外语教学法的核心舞台。在美国，“听说法”已经成了第二语言教学领域里的忌讳，提到它都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现的。并不是说又诞生了一个多了不起的方法取代了它，而是当初使得它无比强大的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被摧毁了。
划时代的观点来自人类人文科学的第一人、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晚期提出 ：语言是规则控制下人类大脑的创造性行为，既不是叠加出来的知识，也不是熟能生巧的习惯。我们要特别注意“创造性行为”
这个表达，它在低幼的孩子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从我们自己孩子的母语成长过程会很容易观察到，孩子的语言显然不是通过学习和操练巩固下来的“知识”
或“习惯”，儿童会说出他们从没听过的句子，其语法能力远远超过来自环境的输入和学习。父母对于孩子语言错误的纠正都在语义和概念的层面，几乎不会去计较孩子语法的对错，显然孩子也不会因为对于错误的频繁纠正而养成正确“习惯”。
这样，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外语教学法就扬弃了针对具体语言点重复操练的做法，转入了学习者中心论的时代。外语教学法从此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一下子出现了很多方法，完全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不过这些新出现的方法大致都可以纳入“人本主义教学法”的大旗之下，它的主线就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交际法”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