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孚洛克·蔼理斯
现代的斯干狄那维亚国民所占的地位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国民所占的地位相像得很。他们所用的是一种变态百出的国语，世人只在当它们作蛮语看待，因而对这一个民族，也只在当他们作幼稚的无邪的民族看待。可是事实上在他们的中间却有许多热烈的文艺活动的渊薮在那里；曾创制出了许多他们所特有的清新犀利的写实小说：此外他们还有能将伟大的文学作品上演的剧场的设备，对于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燃眉的急问题都在舞台上予以解决，所以富有历史的过去和文学的传说的挪威之变为这文艺运动的重要中心，和一位挪威国民在今日竟成了一个在条顿民族的艺术界是可以继承歌德的欧洲的大文豪而出现，原是当然的事情。
或者是表现阴郁和快畅的两极端的俗乐，或者是发达到高度的文学，总之无论对于哪一种挪威艺术，若想了解的话，我们非先要把生产这民族的国土的特性了解了不可。在有些最特异的地域内，这国土里是一年只有一日一夜的——夏季是永久被暖日所蒸晒，树木芬芳的一个长昼，一年的其余的部分，就是黑暗和凄惨的一个长夜了；这是一个处在欧洲文化的极北点的国土，在它的边境上现在还有那些古代的大神道们在那里栖息；而且依育那斯·黎（Jonas Lie）说起来，这还是一个现今也还在把侏儒（elves），幻仙（fairies）和人鱼（mermaids）等当成驯豢的日常家畜看的国土呀。像这样的一个四周的环境，对于这民族的精神气质，当然是有重大的影响的。如像勃咸龙生（Björnson）的作品《越过了伊扶内》（Over Aevne）里的一个人物之所说——“在这国土的自然界里，有些怪异之处，在挑引出吾人的奇特的地方来。实在在这国土里的自然本身，是超出乎寻常之外的，我们在冬天，一冬差不多全在夜里；夏季呢，一夏差不多全在日里，因为白天晚上，那太阳总是在地平线上不会下山的；在晚上，你可以看见太阳被海里起来的雾帐所遮；看起来它总老要比平时大到三倍乃至四倍。并且海、天、岩石上的色光的变幻，也是层出不穷，从烧也似的最显的红色会渐渐变到最淡最柔雅的黄色乃至白色！还有北极光（northern lights）在冬天照射入天空的颜色里，充涵着比较有制抑的种种奔放的空想画形，只是不绝地在动摇，不绝地在变换！此外还有另外的自然的奇观哩！成千成万的海鸟之群，数哩连续着的游鱼阵队！从海里突然跃起的直竖的危岩！这些直立的高岩，和平常的山阜截然不同，大西洋的巨浪洪涛，常在它们的脚下咆哮汹涌。所以居住于此的民族的理想观念，当然也准此而变幻莫测。你且听取他们的故事和传说的种种花样吧。”
挪威人的性格里的矛盾之点显著得如此之甚，致使大家推测，想这是由于互异的各人种的混淆掺杂在一起的缘故；挪威古传说（old sagas）中的碧眼金发，沉默深刻的挪威古种，现在是在（尤其是在北部）被皮肤苍黑，眼睛褐色，性格脆弱，而想象力很强，兼带有神秘的倾向的拉泊兰特人（the Lapp）和（大抵是在东部）见事敢为，精力旺盛而常是脚踏实地的芬兰特人（the Finn）所参化改变了。
不管它怎样，总之在挪威的诗人和小说家中，种种相反的矛盾性质，常会很显著地集合会聚在一身；奔放怪异的想象，会和致密的写实主义与爱好自然之心并立在一处；对神秘主义与象征的倾向，会和健全的自然主义相邻接的。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种特性各自不同地结合在易卜生的身上，在勃咸龙生的身上，在育那斯·黎的身上，在克衣兰特（Kielland）的身上。在勃咸龙生的那种男性的力量和宽仁的热情之中，时时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影响显露出来。思想致密纤细的育那斯·黎呢，是深切的国民性的代表。克衣兰特是一个技巧最纤丽幽雅的写实小说家，可是在他的根底里却有一种对弱小被压迫者的同情的阴暗底音可以听得出来。凡以上的这些作家，以及其他的各群小作家之中，在英国最被人知道的只有一位，就是他也只有他的少作，尤其是以他的那部最有味的农民小说《亚儿内》（Arne）的缘故，被我们所称颂而已。在德国则斯干狄那维亚的小说家戏剧家早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以他们的很完美而容易得到的翻译本之故而通国皆知了。况且我们英国的人种与语言和这一个北国更密接在一起；在我们的国土内还有许多散在的很容易辨认的斯干狄那维亚的地名和斯干狄那维亚的殖民地在，又在殖民地的方言之中，还有许多为英文文语里所不用的纯粹斯干狄那维亚语混合在里头。所以我想我们英国人对这一个同族类的北方民族的社会史，政治史，文学史的不关心，大约是不会长久继续过去的。
当一千七百二十年的前后有一位丹麦的船长名彼得·易卜生（Peter Ibsen）者，从末恩（Moen）岛迁渡到白尔干（Bergen）岛上，住下了。他和一位从他的同一乡里移住过来的德国人的女孩儿结了婚；这就是诗人易卜生的高祖父母（great-great-grand-parents）。彼得·易卜生有一个儿子，名亨力克·彼得生·易卜生（Henrik Petersen Ibsen），他也是一位船长，和一位名文楷·狄辛敦（Wenche Dischington）的归化挪威的苏格兰人的女孩结了婚。这一位亨力克·易卜生在斯克英（Skien）市住下，生了一位和他同名的儿子，娶了一位德国女人为媳。这三位易卜生，都是以航海为业的。亨力克·易卜生之子，即我们的这位剧作家之父，名克努特·易卜生（Knud Ibsen）者，也是和他的父亲一样，娶了一位德国产的女子为妻，名玛利亚·康乃利亚·亚儿登白耳克（Maria Cornelia Altenberg）是一位从水手而改业为商者之女。
这一个血族系统，是大有可注意的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出易卜生的父系母系之中，大抵是属于德国系统的，而在他的德国和丹麦的血统里，却很有趣的还有一条苏格兰人的血液在流着。他的对于哲学的抽象论的倾向和迈往的热诚，与他的那种北国人所特具的想象力的混在，可用这一个德国和苏格兰的血统关系来说明的。他的那种一面是孤立的，而一面又是世界共通而无国界的奇特的态度，也可以以此来说明。还有他的作品在德国，何以会受这样热烈的欢迎而何以又会这样容易的德国化，并且在我们英国，他的作品虽则是刚在被介绍进来，又何以似乎对我们是可以给与我们以很深的印象的样子等理由，全可以以这血统的关系来予以说明的。
易卜生的母亲，有一种怕羞、沉默和孤独的天性，她把这些气质遗传给她的儿子了。她的女儿中的一位，叙述她的性格说：“母亲是一位静默的，可爱的妇人，对于父亲和我们子女们，是以全身的爱来供奉的，实在是我们家庭中的一个灵魂主脑。她常常在牺牲她自己。在她的身上没有一点苛刻的地方，没有一点可以非难的地方。”他的父亲乃具有豁达的气质，善于交际，在朋友之中颇有声望，可是也不免为人所惧怕，因为他和他的儿子一样，有一种辛辣的讥讽之才，有时候也许毫不客气地来运用这种才气的。
克努特·易卜生的长子亨力克于一八二八年三月二十日生在斯克英，斯克英是约有三千材木客商在居住的一个繁盛的小都市。剧作家自身在他的由耶格（Jäger）氏第一次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我是生在市场当中的，一个当时被称作斯笃克曼家（Storkman''s House）的屋里的。这屋的对面，是有很高的台阶和很大的高塔的教会堂。教会堂面的右首是市的示众枷台，左首是市政厅，拘留所和疯狂院。市场的第四面的地方，为中学校和小学校舍所占去，教会堂却很宽广地矗立在中央。这就是显现到我眼前来的最初的世界的光景。全部都是房子；也没有青青的草地，也没有田园味的开朗的景致。”小孩亨力克接受他最初的有意识的深刻印象的地方，是在这教会堂的高塔之内。乳母带他上了高塔，擎他起来给他看塔外的世界（在底下的母亲正是慌急得不得了），这一个从上面看下来的新奇的景象，他从来还没有忘记过。易卜生更进而在叙述那阴郁的市政厅内和那个多年不曾用了的示众枷台对他所显的魔力，这枷台系由一枝有大人身体那么高的红褐色的木柱所造成，木柱头上有一个本来是黑漆的圆形木瘤附在那里，可是年代久了黑漆退了，这木瘤当时由他看起来，真像一个人头人面，木柱之前系着一条铁锁链，铁锁链内有一个铁环，仿佛像两只小小的手臂，你若一言怒恼了它，它就会向这小孩子的脖子上扑捏起来似的。那个市政厅呢，也和教会堂一样，前面是有很高的台阶的，底下是有横木遮挡着的窗户设在那里的牢狱：“在这些横木档的里面，我常常看见有许多的苍白而阴惨的面容。”那个疯狂院，在那时候仿佛是已经没有疯人收容在那里了，可是当造设的时候却是实际上为封锁病人而设的。这疯狂院也是用横木档遮住，可是在这些横木档后的小窗户上全是些有筛也似的小孔的铁板。这一个地方据说是从前有一位被烙印印过的著名的罪犯的住所。
我们的这位剧作家的这些早年的印象——教会堂的高塔，示众枷台，有横木档的锁窗，苍白憔悴的囚犯——实在是很有趣味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些印象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易卜生剧里的阴郁悲惨而又完全带有人间性且富于思索的性格。这些印象也可以帮我们解释何以在易卜生的剧里，会没有如在勃咸龙生和育那斯·黎等的作品里一样时时给与一种柔美奔放的气味的海洋和森林等背景的缘故。是一个活跃的商业中心点，而同样又是一个热烈的宗教生活的中心点——因为斯克英市是当时敬虔主义的宗教势力的中心——的这个小都市，正是像在《青年同盟》（De Unges Forbund）和《社会柱石》（Suminfundets Stoetter）里所描写给我们看的地方一样，实在是一个《勃兰特》（Brand）的著者的最适当的出生地方。
克努特·易卜生是属于斯克英市的贵族阶级的，他家里是该市的社交生活的中心点。可是到了亨力克八岁的时候，这事情就完结了，因为他的父亲破了产。这不幸事件结束之后，一家就搬到市外的一间小房子里住着，在那里过的那种俭约的贫苦生活，实在是和从前的豪侈生活成了显著的对比。这境遇的急变，和因此而来的乡下小都市的社会缺陷的看破，当然在易卜生的性格开展上有绝大的影响。在这一个时期里，他的很强的个性也渐渐地露显出来了他并不和别的小孩子们一样地游戏的；当这些孩子们在庭前跳跃嬉戏的中间，他就退到一条通厨房的窄道上的小栅围之中，对那些小弟兄们的不意的侵入在遮拦抵御。在这里他在作守卫者，不但夏天是如此，就是深冬的年底，也是如此的。这岂不是很明显的么？易卜生在他的幼年时代已经达到了斯笃克曼（Stockmann）在最后达到的那种堂堂的孤立与对同市市民的反抗之点了。他的姊妹中的一个曾经记述过这样的一段事实，她们为想激发他从这退守之所出来参加她们的游戏，老是用了石块和雪球掷打他，但到了他再也不能抵抗过去不得不降服的时候，因为他在各种游戏里实在无一技之长，所以总只是马上退回到他的房里去的。在这房里的他的重要消遣之一似乎是读书，耶格氏在保证着对我们说，他在许多年数以后，在他的一篇近作戏剧《野鸭》（Vildanden）里，使那个多情易感的人物海特味歇（Hedwig）小姑娘所讲的话，实在是有许多儿时的回忆藏在里头的。那戏曲中一位名格来葛斯（Gregers）者问海特味歇说：“那么你在读那些书的么？”“那当然，我若能够读的时候。不过那中间的大部分是英文书，我却读了不懂。可是我能看书里的插画。有一本很大的黑色的书，他们叫它作哈利生（Harryson）的《伦敦史》（History of London）的；那大约是百年前的古书吧，中间却有许许多多的画。开卷第一，就是一张死神和一个铜壶漏钟与一位少女的画。那实在是很讨厌的。不过还有许多各色各样的画，如教会堂、城堡、街市，和在海上行驶的大船之类。”他也喜欢拿铅笔和绘具箱来玩。这中间他就进了学校，修习了寻常的课程，学了些拉丁文；当时他对《圣经》里的教训谈似乎是特别感到趣味的样子。十四岁的时候他受了坚信礼，于是他出世成名的时候，就来到在他的眼前了。
在这一个时期里，他想成一个画家；于是他就以满腔的热意从事于画画，他对于画的趣味，从没有失掉过，所以从来对于文艺复兴期绘画的搜集，竟成了他晚年的重要趣味的一个。以当时他家里的财产状态而论，他的这一个作画家的志望当然是不能成问题的奢望，所以他终被送往了格离姆斯塔脱（Grimstadt）的一家西药铺里去学徒弟。当时的格离姆斯塔脱是约有八百住民的一个小都市。据耶格氏说，这一家药铺，是那小都市里的高等游民们于晚上聚集起来议论各种时事的集会之所，所以在我们这位将来的戏剧作家的修养上，这药铺子显然是一个重要要素。在《喀悌林那》（Catilina）第二版的那篇有趣的序文上，易卜生自身也在那里叙述他在那小都市里所经过的五年间的发达开展。他不愿意成一个卖药商人，他只想做一个学生去研究医学。同时他的诗的雄心和一八四八那多事的一年，终于在这一个缄默孤独的小孩心里，唤起了他对外界世相所抱的健全的趣味。
正是当他在预备进大学的入学试验而在读《沙鲁斯脱》（Sallust）和《西赛罗》（Cicero）的中间，他的处女作《喀悌林那》的构想成了，就在半夜里他写成了这篇戏剧。以两位热心的少年朋友之助，这篇悲剧印成了书，卖去了三十几册——本来朋友三人，打算以卖这书所得的利益作为旅费来东方旅行的，可是结果如此，他们的计划就不成了。现在易卜生已经到了二十二岁的年纪了，他为想在海耳脱白耳格（Heltbarg）氏的学校里继续他所修过的学业和入大学之故，就到了京城克利斯底亚那（Christiania）。这一位海耳脱白耳格氏在当时对一般青年似乎是很给与了他们些有刺激的影响似的。在这都城里易卜生才和勃咸龙生及育那斯·黎和其他许多后来各变得很有名的人们订了交。勃咸龙生对于当时这位年青的朋友给他的印象，后来在有力的两行字里缩写着说：
“紧张的，瘦瘦的，石膏颜色，
在丰美的和煤样黑的髯后的亨力克·易卜生。”
易卜生的一生的事业生活，现在是到了确定的时期了。在克利斯底亚那做了几篇未成功的文学试作，最后就把学医学的志愿抛弃，到了一八五一年，那个对挪威的近代精神会给与以许多艺术形式和热力的有名的提琴家奥来·蒲勒（Ole Bull）氏，在他新近建设在白尔干的国民剧场里给与了易卜生一个位置。他的试作的手腕，又因帮剧场写了数篇不曾在他戏剧集里印出来的初期剧本而得到了训练之功；并且和莎士比亚与摩里埃尔（Moliére）有些地方是在同一情状之下，他在这里得了许多剧本形式的舞台技巧上的好经验。到了一八五五年他的学习时期可以说是完毕了，他创作了一篇《欧斯屈拉脱的因艾夫人》（Fru Inger til Oestraat），是一篇有大大的精力和集中力的散文历史剧。一八五八年他和一位白尔干的宣教师之女苏珊那·托莱生（Susanna Thoresen）结了婚，这宣教师的继娶夫人名马格大伦·托莱生（Magdalene Thoresen）的，是一位有名的女作家。同时在这时候他被任为克利斯底亚那的挪威剧场的舞台督监，这一位置，在他之前，是那一位以《浔奈凡·怎尔拔干》（Synnoeve Solbakken）一作而创始了挪威的农民小说的勃咸龙生在那里充任的。到了一八六四年后，已经有了一点资金了，易卜生有了想离开他那闭塞的与他不大相合的故国环境的意思，以后他就往罗马，往伊西亚（Ischia），往掘雷斯屯（Dresden），往其他的各地方去住了，但是大抵总以住在明显（Munich）的时间为最多，平均每两年写一本戏剧。一八八五年他又回了挪威。时间替他报复了少年时无人晓得他的仇恨，这时候他到处都受了热烈的欢迎。在掘郎脱海衣姆（Drontheim）的一个工人俱乐部里他作了一次可注意的讲演。他说：“光是德漠克拉西（democracy）是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非要有一种高贵的贵族性引到我们的生活里来不可。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门阀和财产的贵族性，并且也不是智力上的贵族性。我所说的是人格的、意志的、心灵的贵族性。只有这个可以给与我们自由。我只期待着从两个团体里会有这一种贵族性的德谟克拉西出来给与我们一般民众——就是从我们的妇女团体和工人团体里。现在正在欧洲酝酿着的社会革命，大抵是系于工人和妇女的将来的。这就是我的全希望全期待集中的地方；我的一生的精力，也只想为此而工作。”据说易卜生在他的私人谈话里，是以社会主义者自任的，虽然他从来不会和任何一定的社会主义学派表示过明确的同一之点。
他的身体的外容，身材是短小的，可是给人的印象很深，是富有精力的样子。他的额角特别的广阔高大，眼睛是小小的，精明的，蓝灰色的，“对于凡百事能够都透视到底的样子。”他的紧紧包住的嘴，和一位他的邦人所说的一样，是有“坚强的意志力者”的特征。总之是一张令人注意的颜面，洞察明快，和一种坚决的意志毅力，这是谁也看得出来的明显事实。这颜面确和一般典型的“清秀，放纵，憧憬，怀疑的艺术家的面貌”大异其趣。若在中世纪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的那些有名的外科医生中间有这样的面貌，因为他是一位很巧妙而大胆地用了那外科小刀解剖入了社会痼疾的中心去的作家，这也是很相当的面貌。在日常社会里虽则他常喜和一般平民交谈，易卜生却是一个谦逊而沉默的人，他的日常谈话大抵是关于平常琐事的话；据人家说，“他所谈的话真像批发商家所谈的一样。”
易卜生的戏剧（除有两三篇不曾印行者外）为便利起见可以分成三个种类，但这分类当然是很粗略的分法，因为各类都是互相混淆的；易卜生的艺术的开展原是渐进的也是互相衔接着的——第一，是大抵以散文写成的历史和古传的戏剧：少作的《喀悌林那》（千八百五十年写成，但后来又修改过的），是有它的独得的地步的，却含有其后的大多数作品的萌芽在内；《欧斯屈拉脱的因艾夫人》，一八五五年，是一篇技巧圆熟的准乐剧；《怎尔蒿格的飨宴》（Gildet pao Soalhaug）是一八五五年写的一篇十四世纪的史剧，一八八三年再版的时候，曾附有说明这剧的来历的一篇叙文；《海耳艾兰特的武士们》（Haermaendene paa Helgeland），一八五八年，是古史《伏儿桑喀萨喀》（Volsunga-Saga）的巧妙的翻案剧，但为想使味肯（Viking）时代的人情世相表现得更活跃一点，将年代降下了一点；《僭主康古斯爱姆尔奈》（Kongsemnerne），一八六四年，是以十二世纪的挪威史作为材料的剧本，《皇帝和加利利人》（Keiser og Galilaeer）于一八七三年完成，但系数年前开始制作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