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朱鲔让人把自己捆起来，一个人到汉军营中投降。刘秀不但没有任何责罚之意，而且还亲自给他解开了绳索，并且封他为平狄将军。天下统一后，刘秀也没有像有的帝王那样战时笼络人心，秋后再算账，而是继续相信朱鲔，任命他为少府，传封累代。
刘秀对待朱鲔的态度起了明显的积极效果，很多敌对者见刘秀对于杀兄仇人尚且能委以重用，就更没有忧虑了，纷纷前来投靠。
刘秀是一个顾全大局不记小怨的人。对兵败求降的人，刘秀从不用诈。当他攻打王郎的时候，王郎不支，派大将杜威请降，杜威提出投降的条件，请刘秀封王郎为万户侯。刘秀说：“顾得全身可矣。”当刘恭替刘盆子乞降的时候，问怎样对待刘盆子，刘秀说：“待以不死耳。”明明白白，毫无欺饰，如此深得人们的称赞。
刘秀这种正大光明的做法，王夫之非常称赞，他说刘秀以大义为重，不行权术，比唐高祖李渊诈许李密投降而后逼其复反而杀之，要高明得多。
靠“君子之量”赢得人心
古代成大事者无论是治国还是平定天下，都是讲究以德为本，施仁义于天下，不急功近利，不求之于诡诈，体现出一种大丈夫的气质。他们首先在君臣之间讲究仁义，推心置腹，结以恩泽。对人民则讲究恩德，以民为重，取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这是成大事男人道德修养的必备素质。
《东周列国志》所描述的脍炙人口的“绝缨会”，就是说明楚庄王的将帅气度，非同凡响。故事讲的是，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平定反叛之后，设宴招待群臣，名日“太平宴”。当时楚国文武百官俱来赴席，喝到日落西山，兴尚未已。庄王命掌灯继续欢饮。当大家带几分酒意时，庄王叫出许姬为大家敬酒。突然，一阵风吹灭了堂烛。席上一人见许姬美貌，趁灯灭之际，暗中扯她的衣裙，拉她的手。许姬倒也厉害，她左手绝裙，右手顺势将那人帽缨揪了下来。许姬取缨在手，趋步走到庄王跟前，附耳奏说：“我奉大王命敬百官酒，其中一人无礼，乘烛灭，强牵我袖。我已揽其缨在手，大王快命人点烛，看看是哪个小子干的！”庄王听罢，急命掌灯者，“切莫点烛！寡人今日要与诸卿开怀畅饮，大家统统绝缨摘帽，喝个痛快。”当文武官员皆去缨之后，庄王才命令点烛掌灯，于是，那个调戏许姬的人便被遮掩过去。
散席之后，许姬不解地问庄王：“男女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况且我是大王的人。您让我给诸臣敬酒，是对他们的恩崇。有人竟敢当您面调戏我，就是对您的侮辱，您不但不察不问，反而替那小子打掩护，这怎么能肃上下之礼，正男女之别呢？”庄王笑着说：“这你妇人家就不懂了。你想想，今天是我请百官来饮酒，大家从白天喝到晚上，大多带几分醉意。酒醉出现狂态，不足为奇。我如果按你说的把那个人查出来，显了你的贞节却冷了大家的场。让群臣不欢而散，那可不是我举办这个宴会的目的。”许姬听了庄王的分析，十分佩服。从此，后人把这个宴会叫做“绝缨会”。
调戏君王的宠姬，无疑是对君王的羞辱。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谁要是犯了这方面的罪过，在劫是断难逃脱的。楚庄王能原谅属下的不轨，还想设法替他打掩护，确实有胸怀和肚量。
楚庄王作为一国之主，同这位传说中的宰相一样，他之所以“绝缨”，主要是基于策略上的考虑。权衡利弊，顾全自己和宠姬的脸面同巩固政权、建立霸业比起来，前者事小，后者才大。因妇人之见而失去群臣的拥戴之心，那是得不偿失的。
楚庄王这一招，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后来，楚师伐郑，前部主帅襄老的副将唐狡，自告奋勇率百余人充当先锋，为大军开路。唐狡力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使楚军进展顺利。庄王嘉奖襄老，襄老说，这是副将唐狡的功劳。庄王要厚赏唐狡，唐狡不好意思地说：“我怎么还敢讨赏呢！‘绝缨会’上牵美人的罪犯就是我！蒙大王昔日不杀之恩，今日才舍命相报。”楚庄王感叹：“如果当时明烛治他的罪，今天怎么会有人效死杀敌！”
历史上，大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雄略之主，一般都具有超人的战略远见和博大胸怀。例如，春秋时期的首霸齐桓公，刚即位时不计管仲一箭之仇，毅然接受鲍叔牙的推荐，任命管仲为相；唐太宗李世民在夺得政权以后，不计前怨，重用以前的政敌魏征，把他提拔为宰相，视为明镜。可以推断，管仲权倾朝野，对齐桓公岂能不殚精竭虑，肝脑涂地？魏征得遇明主，岂能不尽心尽职，为“贞观之治”贡献聪明才智？同样，楚庄王能顺利平定内乱，复取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与他的宽宏大量、善于笼络部属不无关系。
当然，对所谓的胸怀肚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不论是哪个人，谁能做到襟怀豁达，待人宽厚，谁就能较容易地获得人和之利，把各方面的人团结在一起。《水浒传》里的宋江，只不过是位文才武略平平的县衙小吏，然而在他周围却聚集了那么多奇才异士，干出了一番烈烈轰轰的事业，主要原因也是他的“君子之量”赢得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