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父亲讲，我们村是个大家庭。朱、马、王，以我们朱家最大，占了一个村的三分之二，马和王仅占三分之一，村名便以朱姓开头，叫朱家坡底。实际上，马家和王家与朱家都有联姻关系，朱家的女儿嫁给马家和王家，王家的女儿嫁给朱家和马家，马家的女儿嫁给朱家和王家。
祖上就是一家人。三代内不能和亲，才开始与外村人通婚，三代外，都还是尽量选择本村人。我老姑就嫁给马家。
人员关系的变化，也引起居住环境的变化。高墙大院是朱坡底最兴盛的时期，我老老爷爷是领头羊，生了五个男丁，盖了一进五院房子，一个儿子一个院，老大最里，老五最外。除最里院南房多三间，其余一个院十间房，东房三间，西房三间，北房四间，分于大门两边。连接北房和西房、东房的墙，与房檐一样高。
我老爷爷排行老三，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有六个孩子，老院住不下，为了将来，就在村东头，仿照老宅，盖起一进六院房，我爷爷成家后，分在三院，我母亲嫁过来，住进东房。几个院慢慢都住上了人，只有四院已经分出去了，我母亲没见过人。
我父亲借着夜色，一连跨过三个大门，竟然没有人发现，进了自家的院，才算踏实了许多，见到我母亲，躺到炕上，心才算放到肚子里。
我父亲在家猫了三天，才想到一旦需要远走他乡，他乡在哪里？
想了三天，只有太原。
太原不是太远，但对我父亲来说，就当时的交通状况和交通工具，确实有点太远，可除了此地，没有能容得下他的地方。
为什么是太原？
四院住得是二爷爷，我爷爷排行老四，二爷爷常年累月，在外面做生意，继承了我老爷爷经商方面的衣钵，我爷爷是医术，大爷爷是银匠，三爷爷是木匠，五爷爷、六爷爷种地，在村口喊不让我父亲回去的是五爷爷。老爷爷是做木匠起家，出外面做生意，又学会银匠和医术。
二爷爷家的孩子比我父亲大一岁，七岁前一直在一起玩，八岁他跟着二爷爷走了，这一年我父亲的母亲去世，也跑到我老姑家，不再回家，从此，两个人再没见过面。
二爷爷落脚在太原，是老姑告诉我父亲的，二爷爷报平安的信件，曾经让她的孩子到太原发展，后来他的小儿子真去了太原。
二爷爷人好心善，和我爷爷关系也好，二爷爷的孩子又和我父亲小时候是玩伴，虽记忆不深，想见了也不会太生疏。主要是太原足够远，日本大扫荡与太原不会同步，应该能躲过去，还不会连累别人。
我母亲也给我父亲准备好了足够多的炒面，就是玉米炒熟了，磨成粉。她自己也给自己找到了退路，给别人家当佣人。其实是我姥姥给她找的，怕我父亲东窗事发，日本人发疯波及到她。常建勇说不准到时也会撕下伪装，把孔夫子的道德论抛到九霄云外，与日本人亢斜一气。至于我爷爷，闲云野鹤一个，早与我父亲断了关系，全村人都知道，倒不别为他担心。毕竟是父子，我父亲还是很想见他父亲一面，也可能这一走，就是永别。不过，事与愿违，他没见上，我爷爷一直没回过家。
我父亲没化妆，在自己村和相邻村，开始活动，揭露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事实，宣传八路军的政策，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和日本人斗，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我父亲活动了不到三天，日本人就得到消息，常建勇我父亲出来活动第一天他就知道了，只是他按兵不动。可日本人坐不住，让日本人化装成老百姓，开始抓捕我父亲。
我爷爷到县城给日本人看病，无意中听到日本人谈话，说发现了通缉犯，派人化装成老百姓去抓人。
大爷爷在县城开有银匠辅，给有钱人打制银制品，光顾的日本人也比较多，我爷爷给日本人看病，就是我大爷爷介绍的。
“你看看派谁告我那臭小子，日本人化装成老百姓，去抓他了。”我爷爷放下药箱，对我大爷爷说。他敢肯定日本人是抓他儿子，是因为日本人从不发通缉令，抓人，杀人，烧村，无所顾忌，人们躲都怕避之不及，谁愿招惹这样的疯子，偏偏他儿子就敢，还让日本人发了通缉令，听说他快把肺气炸了。可事情已经发生，也无可奈何。现在亲耳听到日本人要抓人，那能不急，他又不想见我父亲。恰好他也需要和大爷爷说说病人的病情，托大爷爷通知，自是再好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