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称人为“有情众生”，情爱是生命的根源，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依“十二因缘”的说法，人因为有情爱，所以轮回生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爱的升华是慈悲”，慈悲是诸善之王，是佛道的根本，所以佛教并不排斥感情，而是主张要用理智来净化感情，用慈悲来升华感情，用礼法来规范感情，用道德来引导感情。
佛教鼓励夫妻之间要相亲相爱，亲子之间要互敬互谅，朋友之间要互助、扶持、惜缘，进而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亦即将一己的私爱，升华为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因此，佛教的僧侣即使“割爱辞亲，舍俗入道”，但并非无情；出家虽然舍弃世俗情爱，但因信仰、理念上的共通，让彼此在法上互相提携，这份“道情法爱”比起一般世俗的情义，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佛门里，寻常的日子同道之间并不时兴口头上的嘘寒问暖；即便是和信徒来往，也只是代表常住出面接引信徒，照顾信徒，彼此纯是“道情法爱”，而不建立私人之间的往来关系。这种净化的感情看似无情，其实更为隽永。
对佛教的待人接物，云门禅师曾有极为恰当的两句偈：“莫嫌佛门茶饭淡，僧情不比俗情浓。”这是说不要嫌弃佛门中没有人情味，僧情虽然没有俗情浓厚，但是佛门重视的是“道情法爱”，如果你懂得在法上论交，在道上往来，就会发现其实是“俗情不比僧情浓”。对于这句话，在我初出家不久，便深有体会。
记得七十年前，我在栖霞佛学院就读时，有一位甚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合尘法师，虽然年轻，但因他对学生极为慈悲、爱护，全班学生都很尊敬他，我和他之间更有过一段深厚的因缘。原因是在我刚出家的最初几年，母亲几乎每年都到寺院来看我，我一见到母亲，内心就感到不安，于是怨怪母亲：“您又来做什么？”
我把这种心情抒发在日记上，合尘法师看了以后，写了一封信给我，他怪我这么想是错误的，他说：“你的家人来此探访，就是常住的客人，你不需要介意。”
这一番话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老师，因此非常感念他的爱护。直到一九四九年我决定到台湾之际，也是他主动跟家师要了二十个“袁大头”给我，并且和家师陪着我，三个人共进了一顿晚餐。这在我的参学生涯中，自认为是最为荣幸的事。
只是到了台湾之后，一道海峡隔绝了两岸，彼此就好比“天人永隔”，音讯全无。后来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批斗，饥饿时只靠捕捉青蛙、蛇之类充饥，想当然尔必定受了许多苦难。这时正值我在美国创建西来寺，落成之后特地为他办签证，邀请他和雪烦、明旸、惠庄、真禅、圆湛法师等过去跟我有间接师生之缘的长老，一起到美、加观光，以感念他当初厚待我的情谊。
合尘法师老来安住在上海龙华寺，那段期间往返大陆不便，我只能按月寄一些医疗费及零用金给他，聊表心意，也回报当初的恩惠。尤其有一次得知他重病，我特地托人把别人送我的一株长白山野参转送给他。事后他请人带信给我，说这一株野参的赠与，让他又多活了几年。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两岸互通就往生了，所以我们自从那次美国一别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相较之下，同样在大陆一别六十几年的学长智勇法师，我与他在二〇〇八年九月，还能有缘得以再见，就让人感到无比的欣慰。
智勇法师是比我大两岁的学长，但他的学问、能力，尤其口才、梵呗唱诵、佛学造诣等，都远远超乎我多倍以上。他长于文笔，每个月所写的文章总不下数万字；他的一手草书，龙飞凤舞，有胜于书法专家。他不但文才超群，而且身怀绝技，虽没有飞檐走壁的武功，但与他较量臂力，十人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在我年轻刚进佛门时，简直视他为天人，对他非常崇拜，不但以他马首是瞻，并且待他确如师长一般地做到“推衣解食”的地步。他为人非常严明、理智，有正义感，有承担力，对我们一些小学弟严格要求，甚至不假辞色，但都无减于我们对他的崇拜。
我们先后进栖霞佛学院就读，后来他先升学到焦山佛学院，偶尔跟我通信，寄来的都不是薄薄的一封信，而是厚厚的整本笔记本，总是洋洋洒洒数万字，淋漓畅快地大谈他的理想与见解。
到了一九四三年我正式接到焦山佛学院录取通知时，他却遭到院方勒令退学。原因是他不满当时的副院长，每天日记里写的都是“副院长哲学”。有一天日记被副院长看到了，在当时那个时代，当然容不得一个学生对师长冒犯，因此就将他开除了。
当时焦山佛学院是一所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人人都想挤进去就读，但是智勇法师却“求仁得仁”。其实在他的学习生涯中，被开除几乎是家常便饭，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后来我到宜兴白塔小学当校长，他从上海应邀而来，协助我教授小学。这份工作对他而言，自然是“大材小用”，不过我们并不以职位论高低，只想一起为佛教的理想奋斗，所以就合编《怒涛》月刊，但其实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由他执笔，我只是附和而已。
一年后，由于国共战争的烟火蔓延到当地，我们生活其间感到难以平安。所幸我们编的《怒涛》月刊，发行之后拥有一些读者，其中南京华藏寺的住持荫云和尚，看了杂志后很是欣赏，因此把寺院交给我们管理，由智勇法师担任住持，我在他手下担任监院。不过因为我长得比他高大，经常出面接待十方，外人往往误认为我是住持。智勇法师对此一点也不计较，反而对我说：“干脆你来当住持好了！”
我们进住华藏寺之后，便着手于佛教改革复兴运动，和一些从事经忏的旧僧展开一场奋斗。原本以为可以轻易整顿成功，但事实积弊已深，旧僧的势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瓦解的，加上时局愈来愈紧张，到处战云密布，智勇法师于是起意要组织“僧侣救护队”来救济伤亡的军民。原先预计招募六百人，但经过四处奔走，结果也只找来三百人左右。
后来不知怎么的，他打了退堂鼓，想要放弃。这时我说：“怎么可以，你已经筹备那么久了，怎么能放弃？如果你不做，就由我来做！”
当时我已担任华藏寺住持，因此作了这样的决定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了现华法师来当住持，接着联络孙立人将军。当时孙将军远在台湾的凤山，担任第四军官训练班的班主任，他很快回复说，如果我们能到台湾，他会全力支持。
就这样，我带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智勇法师则留在大陆，没想到这一别，彼此断绝音讯往来达四十余年，直到两岸可以互往，我才开始打听他的住处。但由于出家人没有家庭，离开寺院就不知下落，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追查后，才得知他曾入伍从军，参加“抗美援朝”的行列，受了很多委屈，所幸人还健在，而且已在郑州第九中学教书，正要转到大学任教，于是我就约他到香港见面。
想到暌违数十年，本以为现在的智勇法师应该又长进了许多，事实却是“雪泥鸿爪”，他对往事都已不复记忆。我们谈到童年，说起当初的老师，他都没有印象，不过对我这个人和他的友谊，多少还有一些回忆。想到苦难的时代，尘世岁月洗尽了人间的思想、智慧，也不禁让人感叹、痛惜。
后来我经常周济他，资助他的生活，这么做并不是施恩，只是想到“管鲍之交”的情谊，当得知他的生活穷困时，只想略尽绵薄之力，给予一些赞助而已。但毕竟他是个有着崇高人格的人，尽管我对他表达一些意思，他不会面露欣喜之色，也并不太表示有什么需要。
二〇〇八年九月，河南平顶山中原大佛落成开光，我应邀前往参加，在郑州通过宗教局安排，和他得以再度相见。只是当时人多，时间也很匆促，我们匆匆一会，一起吃了一顿晚餐之后，就又相互道别了。想到他当初从江苏如皋，离乡背井远赴中原郑州，当中的遭遇一定比我到台湾更辛酸。再一想到我们从年轻时就相知相惜，患难与共，到最后一刻都没有相互舍弃，世间还有什么比大乱世里的友谊更珍贵的呢？
在我的同学当中，煮云法师与智勇法师同乡，他们同为江苏如皋人。有人说“江苏泰州出和尚”，泰州的和尚多，而且很团结，对如皋的和尚偶尔也能接纳，但扬州和尚则经常被他们排挤。我是扬州人，可是智勇与煮云法师都待我很好，我们三人就如结拜兄弟一般。
煮云法师大我八岁，是个说故事的高手，经常讲说七字段、十字段的小书，而且成篇的语句都能背诵流利。由于他的身材魁伟，我们都喊他“大个子”。但不知什么原因，在同学当中他并不太受大家的尊重，学院师生似乎都很鄙视他，我想大概是由于贫穷的缘故吧！不过虽然我也一样贫穷，却并没有感觉人家对我有所轻视，这应该与我对物质的需求不多、对物欲淡泊的生活态度有关。
记得有一次，家师送我一个热水瓶，我接到后一点也不觉得特别欢喜，反而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师父要给我热水瓶呢？我又没有热水可装，要一个瓶子做什么呢？平时即使想喝水，也是走到哪里有水就喝一点，并不会刻意拿着瓶子装水来喝。所以师父送我热水瓶时，让我感到受宠若惊，难以想象，心里一直不敢接受，觉得此瓶虽然难得，总是累赘，要它何用？
可是煮云法师就不这么想，他见了热水瓶羡慕不已，甚至看我不用就拿了去，每天带着瓶子故意在人前走来走去，到处找热水，借机向同学炫耀，有时即使在学院里，也要拿出来使用。
有一天，热水瓶被热水炸破了，他一看，这下还得了，如果要买一个赔我，他是怎么也没有能力的。我看出他惊慌失措的样子，就说：“坏了就算了，有什么关系？”一句话总算解除了他的窘态。
煮云法师曾在普陀山闭关，当时我和智勇法师在南京华藏寺发起新佛教运动，他特地从普陀山到南京来襄助，其他还有能培、松风、松泉法师等一些年轻人，也聚集在一起参加我们的新佛教运动。当煮云法师到南京时，正是我们受到挫折之际，每天只有稀饭糊口。吃了一个多月的稀饭后，他大概见我们实在没有条件，就又回普陀山去了。
后来我到台湾，来年（一九五〇年）他也从普陀山到了台湾，最初担任军中布教师。刚开始大家听他讲讲佛法也蛮好的，久了之后就觉得没趣。他自己也觉得一个僧侣在军中终非长久之计，因此就离营不再归队，军中也没有予以追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之后他来找过我，然后就到后里怀德堂挂单，并且收徒纳众，慢慢和佛教界有了因缘，就到各地去传教。
几年后他在凤山落脚，每次上佛光山，我都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由于他平时做人一向有“上中前”的性格，一些同门如悟一、妙然、心悟法师等人，就发起组织一个“煮云法师训练班”，要我当班主任，负责纠正他的习惯。
虽然在生活习惯上煮云法师有些不拘小节，不过他很喜欢讲故事，满肚子的典故逸谈；由于我爱听，他也更喜欢讲。有一次我们到南投鱼池乡布教，晚上住宿在靠近山边的一户农家。乡下地方没有卫生设备，房间里摆了一个尿桶，臭气四溢，熏得我们难以入睡，我就叫煮云法师讲个故事给我听。
他讲了玉琳国师的故事，当时我对他说：“我会把国师的高行发表于杂志，让大家共享，一定不辜负你讲故事的辛劳。”不久之后，我根据煮云法师提供的四分之一以上的资料，把玉琳国师的事迹编写成书，陆续发表于《人生》杂志。在出版后，一再被改编成广播剧、舞台剧、电影、电视剧等。像上海沪剧团改编成舞台剧在台北红楼演出；金国集团、台湾电视公司也都曾将其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尤其八十年代，由“中国电视公司”勾峰先生拍成三十集的连续剧《再世情缘》，在华人的世界里广受欢迎。
我在编辑《人生》杂志时，煮云法师把布教的点滴写了一篇《叫化子传圣旨》，相当幽默风趣。我觉得他有写作的天赋，于是鼓励他继续写作，后来出版了《普陀山传奇因缘录》《佛门异记》《煮云法师讲演集》等。一九五三年，他创建凤山佛教莲社，经过十余年，又在台中创建清凉山。在他圆寂时，适逢我在美国西来寺闭关，无法返台祭奠。想到我们整整四十五年的同参道友，遽尔西归，只能写一副挽联，遥寄对他往生的追思，联语说：
你我同戒同参同学同事同弘佛法人称同兄弟；
相互忍苦忍贫忍谤忍难忍气吞声谁知忍会离！
早期佛教界里少有写作人才，我除了助成煮云法师写文章之外，寿山佛学院的学生心悟、心忍法师，也在我的鼓励下，相继出了很多佛学著作；甚至鼓励圣严、真华法师在《觉世》上发表文章，并交给三重文化服务处，由慈庄法师替他们出版《戒律学纲要》《佛教制度与生活》《佛教实用法》《参学琐谈》等，煮云、真华和圣严法师都成为佛教畅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