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春天，我从大陆漂洋渡海到台湾，到二〇〇九年正好届满六十年。六十年一甲子的岁月，我在台湾生活、弘化，但是台湾的本地人一直称我是“外省人”，是“大陆和尚”，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台湾人”。倒是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当我再度回到阔别整整四十年的故乡时，乡人称我为“台湾来的和尚”，他们也不认为我是“大陆人”。甚至半个多世纪以来，我走遍世界各国建寺弘法，也没有人承认我是“美国人”、“澳洲人”或“欧洲人”……所以后来我就自诩做个“地球人”，我认为：“只要地球没有舍弃我，我就做个同体共生的地球人吧！”
对于“地球人”的思想，我可以说自小有之。小时候虽然个性内向、闭塞，不敢离开家门太远，但心里对于自己因为出生在扬州，因此被局限为我是“扬州人”，就感到心不甘愿。我总觉得自己的脚步应该走出去，因为地球在我的脚下，地球上的道路是无止境的，我不走，太辜负地球的慈悲了。
后来出家，从禅门的典籍中看到“临济儿孙满天下”这句话，更加激起我无限的壮志，我立誓要圆满临济祖师的弘愿，要把佛法传遍世界各地，所以行脚地球更是分内的事了。
这份理想与愿心，照说在我到台湾两年后，正式走上弘法之路开始，应该就很有机会借助佛教的因缘，到世界各国参加会议，展开国际弘法。但命运就是不能那么顺利，因为当时主持佛教会的长老，处心积虑地不让我有机会代表佛教会参加国际会议。
在那个时候，每回我申请参加国际会议时，送审的资料总是被“中国佛教会”的主事者搁置。他们不帮我送件，我拿不到护照，自然也就出不了“国”。由于他们一再打压我，多次让其他国家的大德为我感到不平，所以一九七四年在越南召开的世界佛教社会服务大会，主办单位特别指名邀请我参加。但是当我兴高采烈地从高雄坐了一夜的火车，赶到台北参加会议时，一位长老看到我，赌气地说：“如果你去，那我就不去！”
我当下回答他：“老法师德高望重，应该前去，我不是那么重要，可以不去！”
他即刻说：“那你就退席！”
于是我再一次失去在地球上行走的自由！
虽然我很愿意为佛教会所用，很希望代表佛教会出境参加会议，宣扬佛法，但碍于相关的法令及佛教的规矩，我都不能超越，只有看着别人一批一批地周游世界，而我就只能像只井底之蛙，待在台湾一角。好像别人就如“天龙搔首摆尾乘云去”，而我却如“虾蟹还在努眼睛”，徒叹奈何！
后来我向“内政部长”邱创焕先生建议，台湾应该开放观光，给海岛的居民增加开拓视野的机会，培养面向世界的国际观。没多久，“内政部”果真颁布了这条命令，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让社会开放，必定还有其他许多的因缘，不过有了开放观光的政策，周游世界就不再是梦想了。
刚开始，我应海外信徒邀请，多次到印度、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弘法，但都只限于在亚洲地区行走；眼看着当时社会上的许多青年，他们在基督教的因缘下，在国际间风云际会，而我也只有慨叹：一佛的化世，他们的对象都是三千大千世界；难道现代佛教的弘化，只能在一洲一国之间来去而已吗？
直到一九七六年，我才有了远渡重洋的机会，也由于这一次的因缘，我和西方国家的接触往来便开始密切起来了。
我先是应邀在美国哈佛、耶鲁、康乃尔、史丹佛、柏克莱、夏威夷等各个大学讲演，继而认识了一些美籍教授，如夏威夷的恰博（Dr. David ell, Uy of Hawaii）、康乃尔大学的约翰·麦克雷（Dr. John R. Mell Uy）、耶鲁大学的外因斯坦（Dr. Staein, Yale Uy）等，都和我时相往来。甚至我把柏克莱大学的兰卡斯特（Dr. Lewis R. Laniversity of ia, Berkeley）请到西来大学当校长，也因此我在美国东部、西部往来就更加频繁了。后来甚至更拓展到南美洲、澳洲、欧洲等，如巴西的圣保罗大学、澳洲的邦德大学、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等，我都曾经应邀前往讲演。
于此同时，佛光山也顺应各地信徒所请，陆续在五大洲创建了二百余所道场，于是我的弘法脚步便随着“佛教国际化”而走向全球。尤其自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在美国洛杉矶国际音乐中心成立后，更让我的弘法足迹不断踏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我一年又一年地远到巴黎、多伦多、洛杉矶、澳洲等地，主持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甚至前往莫斯科、瑞典、丹麦、冰岛，成立各地区的佛光协会。记得有一次，我在半个多月的弘法行程里，从台北出发，经过东京、莫斯科、巴黎、苏黎世、柏林、伦敦、纽约、多伦多、温哥华，然后再到美国洛杉矶。一路上从亚洲到欧洲，再到美洲，每到一地，除了关心佛光会的会务以外，还要主持佛学讲座、皈依三宝典礼，以及到各别分院察看工程、与徒众倾心座谈、到信徒家里佛光普照等。
由于经常云游世界，有时一觉醒来，一时也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甚至不禁怀疑：我究竟是哪一国的人氏？所幸我天生有一个很好的性格，就是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不管在哪个地方长住或暂居，我都有“回家”的感觉。我在台湾时，总说：我要回台北普门寺；从台北到高雄，又说：我要回佛光山。甚至说：我要回美国、我要回澳洲……我发现自己每到一地，都把当地视为是自己的家乡，我睡得安稳，吃得自在，所以我是最标准的“地球人”！
我不但到每个地方都很欢喜，真正做到“处处无家处处家”，尤其在洲际间穿梭往来，往往一下飞机就必须开始密集的弘法行程，根本不能有“时差”，也不管什么“温差”。所以后来我又发现，要当一个“地球人”，“能早能晚、能冷能热”，甚至“能饱能饿、能有能无”，都是不能不具备的基本能力。
其实，人本来就要随遇而安，要能随缘做个地球人。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如果都能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家，那么世界就是自己的；如果有隔阂的客居感，自然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我觉得世界到处都很可爱，都可以为家，所以有一次高希均教授说：“当大师以愈来愈多的时间在海外传播人间佛教时，他就愈来愈是个地球人了。”
由于经常在地球上行走，接触的人多，所以结的缘广，交友也就日益广阔。例如，我与印度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Prime Minister of India）、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Malaysiaer Mahathir Mohamad），都有过交往，我与澳大利亚悉尼市副市长曾筱龙（Henry Tsay Lord Mayor of Sydney）、巴西圣保罗州联邦警察总监Dr. Francisco，也成为朋友。甚至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大文豪索尔仁尼琴，以及被誉为“五百年一大千”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居士，都曾到佛光山参观访问。乃至圣彼得堡大学的陶奇夫（E.A.Torov, St.Petersburg State Uy）、斯大里宁、索罗宁（Solonin）等教授，他们都是圣彼得堡佛光会的创会人，目前索罗宁正应邀在佛光大学执教。
此外，我与各国的佛教界人士，更是结下深厚情谊。例如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冢本善隆、中村元、水野弘元、水谷幸正、镰田茂雄、平川彰等人，我和他们都是相识多年的好友；曾任日本佛教会国际部部长的岩本绍典，以及日本曹洞宗馆长丹羽廉芳，都和我成为莫逆之交；乃至韩国的真彻法师、菩成长老、月下长老等人，也都是相知相惜、交谊深厚的好朋友。
此中，月下长老是通度寺的退居老和尚。通度寺具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韩国三大佛寺之一，因为收藏有佛陀的袈裟而享有“佛宝寺”之美名，与被誉为“僧宝寺”的松广寺及“法宝寺”的海印寺齐名。早在二十多年前，月下长老就曾多次率团到佛光山访问，后来更于一九八二年与当时只有十六年历史的佛光山结为兄弟寺。
十六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具有一千二百余年历史的松广寺传统讲院，也与佛光山丛林学院缔盟为兄弟院。到了二〇〇三年，海印寺与佛光山缔结“文化交流协议”。甚至泰国的法身寺，也于一九九四年与佛光山结为兄弟寺，当天有二十多万人观礼，共同见证了这个为南北传佛教交流开启新页的历史时刻。
由于我经常与各国佛教互访往来，因此也与当地的一些信徒结下法缘，例如韩国金贞希小姐，她在我到韩国弘法时结了缘，二十多年来，每逢过年，她都特地从韩国到佛光山拜年。再如泰国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秘书长帕洛普居士，一晃数十年，我们的友谊也从来不因时空阻隔而有距离，他与夫人不但经常配合我的行程，到世界各地拜访我，有一次还特地带了六个朋友，专程搭机到香港，只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又飞回泰国。前不久他的儿子结婚，更是一再邀我前去为他的儿子证婚，我也不得不随顺人情，满其所愿。
除了和佛教界人士往来之外，我一生倡导“融和”，尤其积极致力于“宗教融和”，所以多年来也经常在世界各地与各宗教进行互访、交流。例如，一九九七年二月，我应邀到意大利拜访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后来又再拜访本笃十六世，一方面促进宗教交流，同时共同祈求世界和平。
我也曾在巴西圣保罗的SE大教堂，与天主教枢机主教（Dom Claudio），针对宗教在二十一世纪应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贡献，进行一场“宗教对话”。
尤其二〇〇一年，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之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及时发起一项“宗教对谈”，希望通过宗教交流，共谋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们邀请我到该校大礼堂，与天主教瑞恩神甫（Father Dr. Bill Ryan）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Dr. Wa），就着“宗教如何面对全球化”的问题，进行对谈。
对于宗教之间，我一向主张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互相尊重、互相来往。尤其现在举世都在倡导世界和平，宗教更应该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把“有容乃大”的胸襟，从宗教之间推展开来，进而影响社会各个团体，这是宗教界的责任，也是宗教对现代社会应该提供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