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当时帝王后妃们的游乐生活，如《明皇击梧桐图》、《明皇纳凉图》、《明皇按乐图》、《明皇斗鸡射鸟图》、《武惠妃舞图》、《唐后行从图》等，从现存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中 可见其艺术风貌。文献记载吴道子、陈闳、韦无忝等曾合画《金桥图》,描绘唐明皇封泰山及随从队伍,更是极为宏伟的创作。中唐时周□画贵族子女，丰肥□丽，反映了时代的审美俗尚。他的画衣纹劲简，色彩柔丽，细致地描绘了贵妇人薰茶、游春、凭栏、揽照、吹箫、按乐等闲适生活及孤独空虚甚至带有伤感的精神状态，在挖掘刻画人物的内心情感方面更趋深刻。韩□等人则善画文人学士的生活景象。
描绘田家风俗的绘画也开始出现，隋代田僧亮以画田家著名，阎立本曾画田舍屏风十二扇，韩□画《田家风俗》、《村社》、《丰稔》等，但此类作品皆未见流传，仅在敦煌莫高窟大型经变画中尚可见有不少描绘农业耕作等的画面。
山水画 表现自然山川大地之美的山水画在隋唐时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种，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稚拙状态而趋向成熟。隋及唐代前期的山水画中常穿插神仙内容及贵族游乐，多以青绿赋色，纤丽而富有装饰性。隋代展子虔擅长“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传为他所画的《游春图》以纤美的笔致和青绿设色，成功地画出了春山春水的深远广阔和贵族士人骑马泛舟游乐的场景，予唐代山水画以深远影响。初唐人物画家阎立本等虽以人物画为主，但也承绪前代山水画而有所建树。然而山水画的显著提高是在盛唐以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继展子虔之后将青绿山水画提高到新的阶段。李思训的山水画“笔格遒劲，湍濑潺缓，云霞飘渺，时睹神仙之事，□然岩岭之幽”，被誉为“国朝第一”;李昭道则“变父之势,妙又过之”，所创《海图》为人称誉，他们的青绿山水臻丽而富有情趣，被后人奉为典范。以画人物道释驰名的吴道子在山水画上也有突出贡献，他“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从而开创了豪放壮美的山水画新风格。他曾奉诏在大同殿画四川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与以前李思训用“数月之功”画的山水壁画迥然不同，但二者“皆极其妙”。因此，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山水之变，始于吴而成于二李”。盛唐时以山水著名的还有王陀子，“善山水幽致，峰峦极佳”，“绝迹幽居,古今无比”,时与吴道子并称。又有卢鸿隐居嵩山，谢绝征召不愿出仕,善画山水树石,曾画《草堂图》以明志。郑虔工诗，善书画，尤长于山水，被唐玄宗誉为“郑虔三绝”。诗人王维也以山水著名于当代，“其画山水树石，踪似吴生，而风致特出”，晚年隐居蓝田，曾画《辋川图》，表现其所居庄园的优美景色，他的破墨山水尤为后人称道，他在山水画中更多抒发了以隐居
山林为乐的志趣。中唐以后，破墨山水的成就较为突出。王宰画山水“出于象外”，他“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经深思熟虑反复酝酿后方下笔作画，唐人记载他画的临江双树松柏“上盘于空，下着于水”，“达士所珍，凡目难辨”，具有高雅的情趣。张□善画水墨山水
树石，尤善以秃毫挥写，传说他能手握双管，同时画出枯荣不同的树，“生枝则润含春泽，枯枝则惨同秋色”，画山水则“高低秀丽，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吼”，富有艺术感染力。他曾著有《绘境》一篇，述作画要诀，惜已失传。当时另一位以画树石著名的画家毕宏向他请教画法，他答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言简意赅的阐明了山水画创作中主客观的统一，在描绘自然形象的同时强调画家主观思想情趣的表达。中晚唐之际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有项容、杨炎、顾况、刘商等，另有王墨善泼墨山水，酒醉后以墨泼于绢上，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画为山石云水风雨云霞；又有李灵省善画山水树石,皆一点一抹便得其象,而形象情趣颇足;他们都不是按常法作画，因而被视为逸格。专长楼阁的画家有尹继昭，曾画《姑苏台》、《阿房宫》等，界画作为专门题材，尹继昭是重要的先驱者。晚唐时荆浩隐居于太行山，善画北方山川的壮美景色，开启了五代山水画的新阶段。唐代山水画多表现全景式的大山大水和松石平远，创造并发展了青绿、破墨等表现手法，形成了多种风格，反映了贵族士大夫的不同阶层的思想情趣。山水画不仅绘成屏风卷轴，而且也较广泛地装饰于宫殿、厅堂、寺观的壁画，专长山水的画家也相继涌现，显示山水画开始在民族绘画中占有重要地位。
花鸟画 花鸟画在隋唐时代也已成为独立画种并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描绘动植物形象的图像早期多见于工艺品装饰，汉代常表现祥瑞图像，魏晋以后，已有人画蝉雀等禽鸟虫兽。隋唐时代由于贵族美术的发展，花鸟题材多流行于宫廷及上流社会，用以装饰环境及满足精神欣赏需要，如初唐贞观时，太宗与侍绣泛舟春苑池，见□□戏水，乃召阎立本图写；高宗时，薛稷以画鹤著称，尝创六鹤屏风样，当时秘书省壁上就有薛稷画鹤及郎余令画凤凰，被誉为绝艺。德宗时边鸾善画折枝花鸟，“下笔轻利，用色鲜明”，能“穷羽毛之变态，奋花卉之芳妍”,当时新罗国进献孔雀，诏令边鸾图写其貌,翠彩生动，得婆娑之态。唐代皇室贵族官僚士人善花鸟者颇多,汉王李元昌善画鹰鹘,滕王李元婴、李湛然以画蜂蝶禽花著称，开元时户部侍郎冯绍正尤善画鹰、鹘、鸡、雉，玄宗时太常卿姜皎亦善画鹰鸟，同州澄城令白□画鹰鹘“嘴爪纤利，甚得其趣”，又有协律郎萧悦善画一色竹，颇有雅趣，武后时工部郎中殷仲容画花鸟妙得其真，“或用墨色，如兼五采”，可见在富丽工致的花鸟
画发展的同时，已出现用水墨描绘花鸟的表现方法。花鸟画在佛寺壁画上也时有出现，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载:唐末刁光胤入蜀,就在大圣慈寺炽盛光佛院明僧录房窗傍小壁画四时雀竹及三学院大厅画花雀两堵，滕昌□也在大圣慈寺画天花瑞像，至于殿堂障壁屏风以花
鸟为装饰就更趋普遍了。今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壁画六扇花鸟屏风，每幅都画水禽及花卉，天上还点缀飞鸟。日本正仑院所藏对鸟纹夹缬屏风装饰画两只长尾鸟对啄一蝶，背后有花一株，两花旁有蝶飞舞，鸟草夹缬屏风也用多色染出花、蝶、鸟雀等，造型生动，具有较
强的装饰性，是研究唐代花鸟画极为宝贵的资料。正是唐代花鸟画技巧上的不断探索和提高，才为五代两宋花鸟画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
壁画 壁画艺术在隋唐时达到极盛。当时宫殿、衙署、厅堂、寺观、石窟、墓室都有壁画装饰。唐代壁画继承汉魏的传统又有巨大发展，壁画题材由图绘人物及佛道故事扩大现山水、花竹、禽兽等方面，内容及技巧上均大大超过前代。
隋唐在长安、洛阳营造的宫廷殿阁，极为壮丽，为适应政治需要及美化环境的要求，其中大都有壁画装饰。唐太宗时阎立本奉诏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图》（即《凌烟阁功臣图》）,表彰开国的功臣勋将。玄宗时,李思训、吴道子先后在大同殿画四川嘉陵江山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各具不同的风格。从唐人诗歌里还可见当时以画鹰、狮、鹤等飞禽走兽来装饰厅堂的现象，画鹤名家薛稷在长安、成都等地厅署壁上都曾画鹤，韦偃曾应杜甫请求在成都堂壁上画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