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向于梓良暗示过好多次，要给他找个继父。
他能理解，母亲这几年一个人将他拉扯大挺不容易的。她想找一个男人的理由很简单，唯一的儿子即将去遥远的东北念大学，将来连个说话的人儿都没有；等梓良工作后，势必常年在外打拼，万一她有个病痛谁来照顾？
况且，寡妇门前是非多，梓良妈早已领教了谣言的厉害。有个老伴，可以相互扶持，总是好的。
母亲温和地征询他，你同意吗？梓良说，我没有什么不同意的，只要你认为好就行。母亲又说，他将来一定会对你好的。梓良说，对我好不好不重要，关键是对你好。
那个男人是母亲打牌时认识的，在镇中心开了爿服装店，三年前他去城里进货，由于天黑路滑，满载货物的面包车撞上了石墩，妻子当场死亡，他幸运地捡回一条命。
男人第一次来他家时，西装笔挺，皮鞋闪闪发亮。这个和新中国同龄的男人，脸上写满农民的朴实，又不乏生意人的精明。他拍拍梓良的肩膀：“你就是阿良吧，长得真精神。”
梓良仍旧在读他的《青年文摘》。母亲见状示意道：“阿良，叫王叔。”梓良叫了声：“王叔好。”
男人从皮夹里抽出五百块钱，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取悦梓良，并当着母亲的面对他说：“我以后对你就像亲生的一样。”梓良没想要，母亲在一旁说这是王叔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
他从男人手中接过见面礼，心情变得莫名的沉重。
一个月后，母亲和王叔去镇上领了证，照片上她的笑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甜蜜。通知了几家临近的亲戚，在王叔家里摆了两桌丰盛的酒席，权当完成了婚礼。
母亲选择再嫁，周围许多人是颇有微词的。但幽默的王叔说：“结自己的婚，让别人说去吧。”
母亲走后，家中只剩他一个人了。
每当夜幕降临，一种无言的孤独感便会跃上他的心头。
他们家族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辉煌史，远近几个村子里都有着很深的威望；由于那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他们家族才逐渐走向没落。然而当改革之风吹到他们村时，他的那几个叔伯们靠着雷厉风行的手段，又很快成了村里的成功人士。
在他孩提时代，他们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老老少少将近二十口人，好不热闹。后来，他的这些叔伯们都在外面造了大洋楼，他家也搬到镇上去了。那片房子曾经是他们家族辉煌的象征，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过去式；仿佛一位濒临死亡的老人，瘦削的身躯在秋风中飘摇。
他意识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孤儿，内心的苦楚在午夜梦回时一拥而上。暑假，他在水泥地板上铺一张竹席，点一盘蚊香，将吊扇开到天亮，勉强可以打发漫漫长夜；楼上极度闷热，无法入睡。难熬的是寒假的夜晚，阴冷的风从木窗洞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缝隙中灌进来，他盖了两床厚实的棉被，还是不停地哆嗦。母亲偶尔来一次，给他带点食物，或者来打扫卫生，拆洗被褥。
除夕之夜，人家都团团圆圆共享天伦之乐，他却一个人在冰冷的家里守岁。他在废弃的铁锅里生了火，以此来驱散身上的寒冷。外界的热闹似乎是为了衬托他的孤独，没人同他说话，他只能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终于有一天，母亲正式向他发出了“邀请”，面对母亲殷切的眼神，他内心的倔强被打败了。只要母亲能开心，他住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此，梓良就要搬到王叔家去了。
临走前，他抚摸着家里的每一件物品，家具、电器、衣物都能搬走，但搬不走的是记忆。在读初中以前，他过着令所有小朋友们羡慕的生活，后来父亲患了绝症，家里的钱全扔进了医院，还欠了一屁股债，连大洋楼都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镇上的杀猪汉孙大胖。梓良从初二开始重新住进了闲置多年的老屋，如今他将要永远离开这了。
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老屋的人，它最终难逃坍塌的命运，他成了这块土地上最后的坚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