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寒假如期来临了，这是于梓良在王叔家度过的第三个新年。
他始终融入不了这个新家庭。来到这后，除过和左邻右舍简单地打过几声招呼外，他不认识村里的其他人。每次经过村口的那半分钟，对他来说是最尴尬的，村民们用异样的眼神盯着他，他用余光小心翼翼地扫视着他们。未等他走远，他们就在身后窃窃私语。在他们眼中，他肯定是地地道道的“拖油瓶”。
都二十多岁的人了，早到了自力更生的年龄，竟然不知羞耻地当起了“拖油瓶”——他一想到这个词就全身发怵。
他回过自己村，那个以前和他们家关系不错的桂英婶，在菜市场门口当众嘲笑他：“我看你妈平时挺正经的，想不到最后还是找了男人，现在你跟她天天吃香的喝辣的，一定很开心吧！看你都长胖了，精神了，婶子替你高兴！哈哈！”
周围的人闻言都笑开了。当时于梓良的拳头握得紧紧的，真想往面前这个女人脸上招呼，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怎能和一个无知村妇一般见识呢？他不自然地苦笑两声，说了句“桂英婶，有空来我家玩”，便匆匆离开了。
他脆弱的心灵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他心想：人怎能这样，比狼都狠毒？父亲还在镇上任职那会，桂英婶对他可亲了，逢人就说“我们家良良日后肯定会有大出息的”，现在想起她当初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样，简直丑陋到了极点。他从未奢求别人能给他雪中送炭，但也希望别在他的伤口上撒盐。
在公交车站牌下等车时，他碰到了幼时的玩伴俞波。他热情地向俞波打招呼，俞波嘴唇微微抖动了一下，说：“哦，原来是梓良啊。”边说边递给他一支烟。
梓良说：“我不会抽。”
俞波说：“该不是看不上我的烟吧？”
“哪的话，我真不会抽。”
两人沉默了一小会，尔后俞波开口了：“梓良，依我对你的了解，你是绝对不会走这条路的，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别人不知道你于梓良，我还不知道呀，你不愿意干的事，就算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你也是不会妥协的。”
俞波说中了，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倔强起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梓良依然保持沉默。
俞波继续说：“梓良，你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说你的吗？说你攀龙附凤！”
梓良还是不作声。
俞波接着说：“你为什么不说话，难道真被他们说中了？……哎，算我看错你了，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说完，俞波上了辆面包车，车子“嗖”地奔驰而去，将梓良远远的抛在了后面。
他一天之内连续受了两回打击，真是哭笑不得。桂英婶是这样，他的好朋友俞波也是这样。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难道真的是他做错了，以至于所有人都可以踹他一脚？
如果他不和母亲一起去住，别人就会指谪母亲“哪有这么狠心的娘，将孩子扔下，自己跑去享福”；如果他和母亲去住，别人就会指谪他“都读大学的人了，还要跟在老娘后面，真是丢他们老于家的脸”。无论如何，都会引出一个“不道德”的结论。所以他不想向任何人解释，对于他们早已认定的事，解释显然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甚至根本不需要听什么解释。
他原想身边的人多少能理解他，但是他错了，他们和他之间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甚至将他置于了“敌对势力”。
他想，我真是一个贪财之人吗？明显不是。他的学费有一部分是王叔出的，但他口头保证了，一旦参加工作就将钱还上。
正月里，家家户户做客忙，于梓良却是个例外。那些旧亲戚他很多都断了联系，只有母亲娘家那边的还在走动；而这些所谓的新亲戚，他不愿意交往。他也曾想努力地融入他们，但始终隔着点什么。梓良明白，自从他母亲嫁到这个家来的第一天起，他们娘俩就处于一种劣势。
他窝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王叔总是让他多出去活动，和村里人熟络熟络，但他没兴致。他整天整夜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不停地看书，因为他知道，只有书才不会嫌弃他。书柜里、写字台上、床边，满满当当全是书，夜里他常常是枕着书进入梦乡的。
于母戏言：“你今后干脆讨书作老婆得了！”
梓良回道：“那谁给咱们老于家传宗接代啊？”
于母将掉在地上的那本《沉思录》捡起来，“真想不通，专业书你都看不过来，读这些闲书有用吗？”
“谁说没用？妈，就拿你手中的这本书来说吧，它就非同寻常，这是温家宝总理最喜欢读的书，他都读了有一百遍了呢！”
“你小子学会撒谎了，就这书，还是温总理爱看的？人家总理那么忙，大小事务一箩筐，哪有功夫看这些书？”
“妈，我骗你干嘛，你看看书的背面。”
于母看完，确认梓良所言非虚，“既然这样，那你看吧，早点休息。”
她退出去后将房门轻轻地掩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