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很难过很麻木，我终究还是要收拾心情的，不管怎么样，回学校再说吧。
十天之后，我收拾东西回学校。
我在上海听到的第一句上海话是公交车上的报站。感谢考虑周到的中英沪三语对照，我在重复多遍后终于复述出了最后一个。
我问我姐：“‘遐呀’是‘谢谢’的意思吗？”
我姐点点头。
“那是不是普通话里所有的‘’都读成‘’呀？”我试图用北方方言的逻辑解读上海话。
我姐偏着头想了想：“也不全是，比如螃蟹的蟹就读‘’。”
“哦……所以你们把螃蟹叫‘’咯？”
我姐哭笑不得地敲了一下我的头：“就叫，螃个鬼哟。”
我对上海一直有傲慢与偏见。傲慢来自于大都市与小市民之间乐此不疲的互相鄙夷，而偏见则得益于郭敬明多年前对上海不遗余力的妖魔哭诉。印象中的上海所有建筑皆百层以上，人们西装革履面色冷酷，小姑娘们骄矜又高傲，整个城市被钢筋水泥照映得终年闪烁，通宵娱乐至精疲力竭。
然而等我第一次接近南京路商圈时，映入眼帘的却是口音各异的游客争相和“南京路步行街”的石头合影。绷紧的神经大大方方地轻松下来，放眼望去，时装名表专营店的玻璃外墙光鲜亮丽，但夹杂其中的鲜肉月饼上海酸奶店也毫不违和。冷气吹得太足，正好拐进间隔的小巷里看看二楼晾衣杆上大肆飘扬的衣物；傍晚时分，依然有老太太四处赶来，动作惊人整齐地跳几首广场舞，轮滑的中学生不断挑战危险动作，路人瞩目皆暗暗期待下一秒人鞋扑街。
我大抵也理解了初见都市繁华的年轻作者，局促且稍怀嫉妒地把一座城市臆测成完全妖魔化的心情。然而我看到的上海，却是真真切切又普普通通的一个城市，居民要工作亦要在茶摊边摇一摇蒲扇，打扮艳丽的年轻女孩子大包小拎逛罢，又嬉闹着去蛋糕店买几块小方。
这样看来，上海便可爱极了。
我姐安置好背了30公斤行李的我，便雀跃着要带我去外滩。
“管你后来怎么逛，刚来上海，总要看看东方明珠的嘛。”
也是，在外地看到所有上海的，几乎都戳着一根三角电视塔。爬上观景台看到江对面百闻终得一见的楼群时，我不由得惊叹道：“原来东方明珠是粉色的啊！”
然而后来却鬼使神差地每天都要见一见它。在人民广场吃完海底捞，顺着街暴走消食，抬头一看，东方明珠；四川中路上寻访美术馆，一路老房子无数，欣喜着举起相机，发现房檐间又藏着一杆东方明珠。最后一日看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位置也在黄浦江边，遂投降般举手放弃，然而却只看到对岸红通通的中国馆，转体一圈也没看到电视塔。
立即得意洋洋地拍了一张全景，心想着终于摆脱了东方明珠的魔咒但不知怎么的心里却似乎有了些失落。或许那细细尖尖的石塔已成为整片上海滩的符号，再怎么迷路，一回头看到她，就知道自己仍在这里。
归途的地铁上百无聊赖温习照片，又翻到那张全景，遂放大逐寸欣赏。忽然发现最左的楼宇间，一个熟悉的细杆戳着三两松散的球，朦朦胧胧立在远处，像是在守护着什么。
这亦像是明清以来上海滩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上海永远在这片土地的历史上扮演着或明或暗的角色。曾经衣被天下的松江一府被迫开放通商，血泪交横的侵略却也造就了这里既西化又传统至极的文化盛景。如今的上海在大城市数量急剧增长环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情况下，或许已经不再是昔日首屈一指的“东方明珠”，然而只要它在，整个中国便仿佛多了一个骄傲的筹码：除了凭借千年前朱颜高跷的历史过活，今日的中国亦能以上海为中心，成为真正的经济雄狮。
手指又抚到屏幕角落的东方明珠，遂为自己几日来与它频繁的邂逅大笑起来。耳机里罗先生的声音已重复了二十年：“东方之珠/我的爱人/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张悦芊
听说上海有家蛋糕连锁店，招牌产品是最稀松平常的奶油蛋糕，却人人叫好。
遂拿出手机，最近的一家也有2公里。然而吃货一旦单独行动便意志力惊人，没有了同伴的鄙夷，跋山涉水也要奔赴远方的一杯布丁。
然而我大约走透了三四条街也没找到“红宝石”的影子，最后不得已按着门牌号一家家数过去，才发现被自己理所当然忽略的小小门店。那家店里只容得下一个玻璃柜两个冰箱，客人多了都要排去街上。我本打算参考前人点单，奈何店员和客人皆讲一口热火朝天的上海话，一行三四人，只听懂最后一句。我有点尴尬地用普通话开口“要一盒鲜奶小方，一只拿破仑”，店员阿姨却非常自然地过渡到普通话来，确认一遍我的点单，又从冰箱里拿出冒着冷气的小方，和拿破仑分别装盒，压着勺子放进袋子里递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