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人生就在这一来一往，一进一退之间，处处显得生机盎然。凡有去无回者，大多不是好事，像射出的箭一去无回，必定会有死伤……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大家彼此你来我往，才能在生命的舞台上随缘放旷，挥洒自如。
结缘总比结怨好
我从小虽然就具有圆融随和的性格，但也与一般男孩子一样，喜欢伸张正义，打抱不平。有一天，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句话“结缘总比结怨好”，深深打动我顽强的心扉，回忆过去我经常因为执著、好斗而结下许多怨尤，想想实在没有必要。从此以后，我将“结缘总比结怨好”奉为圭臬，果然为我一生带来许多方便。
“物以类聚”是众生的习性之一，在我初出家的僧团里，也难免有此情况，有些人以地域结合，有些人以师承聚集，有些人以性格交友，有些人以兴趣相知。如果觉醒能力欠缺，往往陷入党同伐异而不自知。我向来喜欢融和无争，所以保持中立态度，从未加入任何一方，或许正因为如此，也为自己引来一些困扰。
记得当时的同窗还度法师与我素无渊源，但大概是法系不一，他总喜欢找我麻烦。那时我年纪还小，遭到学长的欺负，心中不免感到委屈，但想到结缘总比结怨好，便按捺心中的不平，以低姿态的方式和他相处，因此平息了许多纷扰。数年后，我们虽然各分西东，但友谊仍然持续维系得十分长久。
栖霞律学院结束后，我进入焦山佛学院就读。由于这是一所闻名全国的佛教高等学府，来自各地佛学院的精英均集中于此，但也因为这样，大家意见不一，时有龃龉。当时有一位来自竹林佛学院的大培法师，对我存有误会，经常冷语相讥，暗中丑化。我明知如此，仍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协助。后来我到南京华藏寺担任监寺时，他也远道来归，齐为振兴佛教而共同努力。可见结缘能化解嫌隙，总比结怨好。
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的台湾佛教讲习会负责教务，某法师意欲将我排挤于外，宁可将讲习会迁至台北，可是部分学生不愿同往，想和我一起留在原地，我还是鼓励他们到台北去发展。后来几十年来，大家仍旧十分友好。因此，我更肯定结缘实在比结怨好。
四十年前，初到宜兰弘法时，林松年居士刚从基督教转信佛教。他护持佛法不落人后，而且做事能干，头脑聪明，唯性格刚烈，所以得罪不少信徒。信徒纷纷来向我投诉，甚至由于他护教太过热心，偶尔一些言辞对佛教造成伤害，也使我迭遭怨言。他对我虽礼敬三分，但究竟习气难改，有时说起话来，仍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尽管如此，想到人要结缘，不要结怨，所以我对他更加友好。后来成立“宜兰念佛会”时，还选派他担任总干事。一向处处挑剔的他，在工作上竟能十分配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其实，这就是结缘不结怨的结果啊！
一九五五年，我协助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设，原先那一带的信徒像宋仁心、陈明等人，最初是由于接触附佛外道普明灯居士的因缘而信仰佛教，对于佛法真理了解浅薄，只知倡导自性三宝，不知礼敬常住三宝，尤其每次一到我说法的时候，他们总是群集在讲堂外面，或奏乐扰乱、或聚众座谈，一副倨慢傲然，不肯合作的样子，我照样在台上讲经说法，平常也依旧礼遇他们。久而久之，这批人终于被我感化，不仅对我竭诚拥护，而且重新皈依三宝座下，成为正信佛子。类似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平日待人处事如果不将别人的短处视为缺失，而抱持“结缘，不结怨”的态度，容他、耐他、化他、度他，待时机成熟时，一定可以获得对方的尊重。
我生性不喜欢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成为冤家，甚至在经济拮据时，对于财务处理，也是宁愿自己吃亏，尽量避免纷争。像宜兰雷音寺大门前的一栋民房，时价三万元，屋主提出以十万元作为让售代价，一个礼拜以后，待我们筹好款项时，他却索价二十万元，再隔几个月，他又提高到四十万元……价码持续提升，徒众得知，无不愤怒切齿，但我最后还是满其所愿，多年后以四千万元成交。目前我们将寺内土地整体规划，加建十八层大楼以为佛光大学的城区分部，预见日后将发挥文教功能，带动当地文化建设，虽说多花了点钱，佛祖还是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结缘总比结怨要好。
佛光山三十年前是一片荒凉的麻竹林，一亩土地一万元不到，但是现在一亿元都买不到一亩，其中简直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三十年来，我们本着友好结缘的诚意，在经济万分困难下，一块一块地买下了五十亩土地，以此为基础，慢慢发展出世界五大洲的佛教事业，裨益众多的生灵。如果我们当初眼光短浅，和乡民僵持不下，不但徒然结怨，更无法与全球信众广结善缘，岂不因小失大？
数十年来，台湾小型书报杂志社及其他各界人士以种种名目前来募款时，我固然多少都给予一点补助；对于大陆的寺院道场，无论是化缘建设经费，或是募取奖助学金，无论是需求慈善基金，或是索赠汽车、电视，我也都随份、随力地帮忙。虽然经常阮囊羞涩，不胜应付，但想到能够借此机会与大众结缘，还是心存感谢，因为结缘总比结怨好。
多年来，我自以为很慈悲行善，但有一天当弟子将建寺功德名录拿给我看时，见其他寺院同道如菩妙、开证、印海、浩霖、灵根等法师动辄捐献数十万、上百万，才感到别人结缘的心胸比自己更为可贵，惭愧之余，唯有勉励自己更加尽力广结善缘。
一九八八年，美国西来寺落成时，召开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议，洛杉矶华人的基督教会天天在寺外举牌游行，抗议呐喊，引起当地居民反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宗教的慈悲，请信徒端热茶给他们解渴驱寒。一位从公家机关退休的美籍老太太自建寺伊始，便每日以望远镜观测西来寺，写给县政府的密告黑函达数百封之多，我们不断尝试与其沟通，起初她相应不理，有感于我们的诚意，去年她终于出面和我们协谈。每届春节期间，西来寺均举办敦亲睦邻餐会，恳请附近居民同来联谊，那些向来持反对意见的人也都应邀在列。或许由于我们“结缘”的诚意，成立九年以来，西来寺不但未被恶势力击倒，反而目睹越来越多的基督教朋友、各国人士前来参访。这不正是结缘总比结怨好的明证吗？
“感谢主，他的大能给我们在这里施予博爱，给予需要的人。”当一些不知情的信徒参观“仁爱之家”，看到院门的牌匾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时，不免惊怪：“师父！怎么会这样呢？‘仁爱之家’不是佛光山办的吗？”其实“仁爱之家”原名“兰阳救济院”，乃基督徒董鸿烈先生于一九六三年创立，但两年后因财务困难，由当时的宜兰县县官从中斡旋，交由我来管理。当初接办时，许多信徒建议拆除这块牌匾，我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向大家宣布：“基督教肯将救济院交给我们接管，我们怎么可以如此回报？我们不但应该善理院务，更要好好保护这块牌匾，因为历史的轨迹是不容更改的。”后来依融、绍觉从佛学院毕业之后，自动发心前来服务，在院内增设佛堂，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各种信仰的无依老人均一视同仁、收容照顾，让崇尚耶稣基督的，向耶稣基督祷告；让皈依佛陀座下的，向我佛如来礼拜。三十余年来，院中的老人们相处融洽，安然无事，是我心中最大的欣慰。
无独有偶，伦敦佛光寺的建筑本来也是一所天主教神学院，创办人Authur Micheal Ramsey大主教在大门口所立的碑铭至今依旧保持原状。一九九二年，伦敦佛光寺举行开光典礼时，邻居教堂的贺特神父（Rev.Hunt of Vicar All Saint''s Church）特来道贺。四年后，我每次走访英国伦敦弘法，都邀请该修道会的上级主教参加我们的集会，彼此之间水乳交融。一九九六年八月，在该寺举行的“和平对话”以“宗教与社会的融和”为主题，当地各教派均派人前来共襄盛举，大家踊跃发言，气氛热络，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表示在当地弘法的徒众也能依照佛光山的宗风行事，与人结缘，不与人结怨。
早期自愿到佛光山工作的人很多，我一向来者不拒，但部分的人因为不能与别人相应，造成一些纠纷，使得事务难以进行，让主管不得不将之遣离。我每次听说此事，即自愿亲自出面和对方沟通，由于我好言安慰，真心劝告，最后这些人都是欢喜而去，甚至一些已经积为怨怼的事情，结果也都化解为善缘。他们离开以后，不但与佛光山保持联系，而且还经常回来担任义工。可见结缘能化怨怼为助缘，是人生最美好的经验。
多年前，洛杉矶一位作家每次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作品，只要提及佛教或西来寺，总是挖苦几句，不少信徒向我反映，表示愤怒。我闻言不语。一天，我邀当地作家协会至西来寺“素斋谈禅”，他也应邀在座，我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脸上也没有愠色，有的只是赞叹与尊重。从此以后，他的大作里再也没有出现批评佛门的言辞。
中部某报社记者也是经常恶意伤害佛教，当我知道以后，通过别人，邀约他来山一游，让他了解佛教对社会的贡献，不久，他的文章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结怨，都是误会所引起，如果能够多一点沟通交流，或者有一方肯主动结缘，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业。
像《台湾时报》因为经常以不实的新闻歪曲佛光山，终于激怒了信徒，于一九九六年二月间，发起包围报厂，静坐抗议行动。我得悉此事，立即电请前“监察院”院长陈履安先生由台北南下，以佛光山信徒代表身份前往化解，《台湾时报》立即表达歉意，如今偶尔也刊登有关佛光山正面的报道。所以，主动结缘并不表示自己矮了半截，相反地，它比结怨更能将事情圆满解决。
多少年来，拙作《释迦牟尼佛传》与《玉琳国师》一再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电台、电视及电影银幕，但都因为剧情被改得不如法，而使我频遭责难，也曾三番两次想向演艺公司抗议，但自忖一旦如此，以后谁还有心做佛教的节目呢？况且既然已经结缘在先，又何必结怨于后？种种考虑之后，我打消前念，如今，勾峰先生编导的连续剧《再世情缘》改编自《玉琳国师》，不但佳评如潮，而且其中因果观念的传播更有助于人心的净化。后来许多导演、编剧纷纷来问我有关开拍佛教影片的事情，我常想：当初如果据理抗议，让佛教与演艺界结怨，恐怕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许多人见我人缘很好，都说我是上一辈子修来的。其实，我曾经遇到过不少公务人员在办事的时候，不肯给人方便，总以磨人为乐，损人为快。尽管如此，当他们需要佛门的协助时，我仍给予帮忙，从此结下好缘，无形中也让他们对于佛教以结缘、服务代替官僚、结怨的理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
与大陆阔别四十年期间，一些投机的乡人趁机欺负我俗家的亲眷。一九八九年，我率团返乡弘法探亲之际，对于家乡附近社区的每一户人家，都以一个红包、一份礼品与他们结缘。尤其曾经极力伤害过我家人的一些邻居亲友，我更加厚待，赠予电视机、录像机、电冰箱、收音机等电器。兄弟们都怪我怨亲不分，但我觉得“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于心性浇薄的众生，给予他们多一点因缘，让他们未来也有得度的机会，非但自他受益，整个社会也将蒙利，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我在世界云游弘法，发现各地的侨团甚多，有的以同乡组合，有的以宗亲结社，有的以职业类聚，有的以性别集会，但彼此之间大多貌合神离，多少年来互不往来，甚至党同伐异，视如水火。但是自从他们参加佛光会以后，都能在同一个信仰之下赓续友谊，引起许多人的好奇，纷纷来问我是何原因。其实，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魅力，而是因为佛光会本身实践佛教结缘不结怨的精神，奉行“平等共尊，和平共荣”的理念有以致之。
结缘能助成善业，能化解恶因，比结怨要好，乃古有明训之事，像三迦叶兄弟原是拜火外道，陷害佛陀未果，反被其慈悲精神感召，率领一千门下投皈三宝座下，使佛教在初传世间时就拥有强大的声势；吕洞宾原本志在长生不老，在拜访黄龙禅师时，因为对于“莫做守尸鬼”的劝言不甚明白，在恼羞成怒之下，抽出剑来，欲杀之为快。结果不但不能伤彼，反被其智慧之语点醒。从此不仅劝人以“慈悲度世”为成道途径，更以断除贪、嗔、痴取代剑术之学习，使得北宋道教教理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佛门也多添一位护法神仙。齐桓公于即位后，不记管仲昔日射杀之过，举其为宰相，掌理国政，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唐太宗在登基之后，尽弃敌对前嫌，任用魏征、王珪为大臣，辅弼朝纲，乃有贞观之治大放异彩……凡此不都是因为“结缘”所成就的美事吗？
反观佛世时，琉璃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因被释族讥为“婢子”，乃心怀怨恨。即位之后，立即进军迦毗罗卫国，尽灭释种九千九百九十万人，佛陀虽阻道三次企图止战，但终因夙业无法挽回，只有回到精舍，黯然神伤，后来琉璃王也死于非命，受地狱苦报。项羽虽有雄才大略，但自矜征伐之勇，气度狭隘，进入关中之后，坑杀降卒，焚烧秦宫，奸淫掳掠，而后又中了陈平的反间之计，误以为谋臣们皆与汉王刘邦通好，心生怨怒，百般冷淡，自以为是，结果众叛亲离，尽失人心，最后在乌江败亡自刎，这一连串的历史悲剧，不都是“结怨”造成的吗？
经云：“不可以怨止怨，行忍得息怨，此名如来法。”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诚乃不虚之言。当今的社会充满暴戾气氛，其实，夫妻不和是儿女的不幸，兄弟阋墙是父母的伤痛，员工相争是企业的损失，人民斗乱是国家的悲哀。“结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家何不以“结缘”的胸襟来庄严我们的世界，美化我们的人间呢？
语言要像阳光、花朵、净水
多年以前，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这么一句话：“语言，要像阳光、花朵、净水。”当时深深感到十分受用，于是谨记心田，时刻反省，随着年岁的增长，益发觉得其中意味深长……
我自幼出家，丛林的教育虽然严苛，但是从师长的对话里，我体会到佛门深睿的智慧与无限的慈悲。例如，见面时常说到的：“欢迎法驾光临，在此为您接驾。”“后学初参，请您老多多开示。”“我能为您服务什么吗？”“感谢您老提拔。”“感谢您给我学习机会。”“请您慈悲原谅。”“打扰您了！非常对不起。”
这些丛林用语和雅谦恭，不就像初春和煦的阳光一样，给人温暖亲切的感觉吗？在佛门常听到的赞美辞，如：“您好威仪。”“您真亲切。”“您很发心。”这些话像夏日绽开的花朵，美丽芬芳，让人心旷神怡。最叫人回味的是：在佛门中，即使对某人不满，在语言的表达上也极具艺术，例如：“不知惭愧！”“不知苦恼！”“拖拉鬼！”（指做事慢半拍者）“初参！”（指初来佛门，行事冒失者）“老皮参！”（指在佛门参学已久的老油条）等等，既具有教训意味，又不失厚道，能令人心生警惕，恰似净水一般，能涤人习染。
及至年长，与社会进一步接触时，我不但保持过去在丛林里养成的习惯，以谦逊的言语待人接物，更广为运用，借着口说笔书，散播乐观进取的思想。我从弱者身上学习到强者的真理，并且发而为言，利乐大众。我告诉哑巴：“你们是世界上口业最清净的人。”我告诉聋子：“不听是非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告诉盲者：“方寸之间是最美丽的世界。”我告诉肢体残障者：“心灵的健康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产。”
面对怯弱胆小的众生，我鼓励他们前进；面对缺乏信心的众生，我赞美奖励他们的优点；面对自卑心重的众生，我甚至不惜说出我自己的缺点，鼓励他们面对现实，超越心理的障碍。
我对因故失学的青年说：“我一生从没有领过一张毕业证书，有志气的人应该以天下为我们的教室。”我对成绩不佳的学生说：“我过去在佛学院读书时，也曾一度吊在班尾扛榜，但是我的发心、热诚不落人后，一样也能获得大家的肯定。”我对家境贫苦的儿童说：“我幼年时曾以拾荒为生，由于少时多能鄙事，故能在日后承担艰巨的工作。”我对生下畸形儿的妇女说：“我刚出生时半边脸红半边脸白，长相骇人，许多人都说我母亲生了一个妖怪，如今这些人却改口说这是‘瑞相’。”我不以为这样会损害我的形象，破坏我的尊严。我觉得只要能使失意的对方扬起信心的风帆，驶向希望的港口，则于愿足矣。
要使语言能像阳光一样，不只要用爱心温沃人们冷却的心灵，更需要付出心血，发心为众生作光明的指引。因此我留心各行各业的形态，为他们应机说法。
我勉励文艺人士应善运如椽之大笔，立千秋之伟言；我呼吁军警人士应抱持菩萨般的慈悲心肠，行金刚般的霹雳手段；我提醒政界人士应时时不忘初心，为民服务；我开示商业人士应赚取合理的净财，带动社会的繁荣；我建言农工人士应不断研究发展，造福全球人类……
我不仅追溯历史，也分析现况；我不但举出方法，更陈述理由。我虽非天生具有雄辩滔滔的本领，亦非后天习得满腹经纶的学问，但是由于我拥有一份光照普世的热忱，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股沛然莫御的动力。
由于曾在大时代的动荡中历经多劫，我深知遭逢苦难的人们特别渴望法水的滋润，失去自由的人们尤其需要佛光的照耀，所以四十年的弘法生涯中，我不辞辛苦地来往于岛内外的监狱、看守所与感训学校之间，探视受刑人士，为他们说法。
我常告诉他们：“在社会上，有的人虽然住在有形的牢狱中，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是住在无形的心牢里……监狱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修道场所，在狱中虽然身不自由，心却可以自由，只要大家肯真心忏悔，放下万缘。在狱中虽然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正可以利用这段禁闭时间反观内心的般若风光。如果能将受刑视为一期的闭关修行，心中何其自在！”
这一席话不知在各地监狱讲说了多少遍，也不知感动了多少受刑人。他们痛哭流涕，真心忏悔，他们自动求受皈依在三宝座前。有的从狱中捎信，感激我的鼓励；有的出狱以后改过自新，专程来向我道谢。知道他们得度有望，为他们庆喜之余，我更加勉励自己要多说好话，以裨益更多的众生。
我曾数度走访香江难民地区，甚至远赴泰北抚慰难胞，也曾与抱屈受冤的人会晤谈话。我勉励他们要自立自强，天下没有绝人之路。我劝告他们要忍耐负重，因为“法律容或有冤枉我们的时候，历史也有辜负我们的一刻，但是真理绝对会给我们公道。在受到委屈，无法申辩的时候，不妨自我充实，以待因缘。”我不但以自己的苦难经验现身说法，更广举司马迁、文天祥作为例证。目睹愤世嫉俗的眼神逐渐转为平和安详，我确信黎明的曙光已经到来。
“一言足以伤天地之和”，我们怎能不慎之于口呢？我不但常常提醒自己慎口，更时时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时间，使之恰如其分，适时而止。所以无论是在家信徒的婚丧喜庆，或者是机关行号的活动开示，总欢喜邀我前往主持。
显正首要破邪，扬清必先激浊。杯盘器皿还需涤去尘污，方足以纳受洁物；沟渠河床也要疏通杂质，才能够畅流无阻。于是我自许要做一滴净水，从根本上洗除众生心中烦忧：我鼓励恸失亲人者“走向社会，关怀众生”；我勉励事业受挫者“从跌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我安慰感情失落者“以慈作情，以智化情”；我劝告婚姻触礁者“以爱才能赢得真爱”。往往一天的时间就在接引信徒，四处弘法中飞逝而过，直至深夜时分，我才有空闲，于是我又拾起秃笔写作，期能与读者分享心中的禅悦法喜。这样的长期付出，虽然辛劳备至，然而它的收获匪浅。
回忆四十年的弘法生涯里，多少失亲的人走出心头的阴影，在服务大众中，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多少徘徊在歧途边缘的人，放弃自杀、作歹的念头，如今事业有成；多少曾被感情困惑的人，也打破执著，心开意解；多少即将破裂的婚姻，在真爱的覆护下重修旧好……
多少人携家带眷，引朋唤友，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只为了感谢我所说的一句话、两句话，成了他们生命的转折点；多少人来信，感谢我文章里的只字词组，给予他们重生的力量。对于这些，我丝毫不敢居功，只觉得完全是他们的善根与彼此的有缘，互相配合成就的结果。然而由于他们的鼓励，我更加积极努力，多说些有建设性的好话，多写些利民的文章，与大家共同结缘。由此可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具有互动的作用，所以唯有大家互道好话，互助互利，才能拥有一片光光相摄的人间净土。
俗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是传达感情、沟通交流的工具，但是如果运用不当，虽是出自无心，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
回想我这一生中，不也常被人拒绝，被人挖苦，甚至被人毁谤，被人诬蔑吗？我之所以能安然渡过每个惊涛骇浪，首先应该感谢经典文籍里的佳句和古德先贤的名言，其中史传描述玄奘大师的“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是我自年少以来日日自我勉励的座右铭，多年来自觉从中获益甚深；地藏菩萨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总是在我横逆迭起的时候，掀起我无限的勇气；每当险象环生的时候，想到鉴真大师所说的“为大事也，何惜生命！”强烈的使命感不禁油然而生，增添我心中无限的力量。
在遭遇屈辱而气愤填膺的时候，想起《华严经》中“常乐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舍中”的偈子，每每令我暗自生愧，从而激励自己广行慈悲。在平日的生活里，《华严经》的“不忘初心”、《维摩诘经》的“不请之友”、《八大人觉经》的“不念旧恶”、《大乘起信论》的“不变随缘”等，虽是短短数语，却带给我宽广健全的人生观；而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迁怒，不贰过”、“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虽言简意赅，也让我毕生受用无穷。
此外，我也颇能在心里“自创”如阳光、花朵般的语言，陶醉其中，怡然自得。
记得开创佛光山时，学部圆门前面有一块小空地，我常邀师生徒众共同喝茶谈叙，当时心中常对自己说：“真是太好了！居然有这么一块空地，供我们师徒接心！”后来我们开辟了一条菩提路，我心里也十分兴奋：“真是太美了！我们又多了一个跑香散步的地方！”当宝桥完工的时候，快乐的感觉常常涌上心头：“真是太方便了！现在有了这么一条桥越过溪流，再也不用涉水绕路了！”即使买了一本小书放在图书馆，我也是满心欢喜：“大家又多了一份精神食粮了！”
由于把许多事都视为“好大！好美！”所以，我从不将心思局限于人我比较上，而能从心灵的提升，来扩大自己；从建设的增长，来完成自我，故能知足常乐，积极进取。
经云：“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我们的心就好像工厂一样，设备良好的工厂制造出良好的产品，人见人爱，设备不好的工厂只会增加环境的污染，自恼恼他。如果我们能正本清源，打从自己的心里制造光明的见解、芬芳的思想、洁净的观念，生产阳光、花朵、净水般的语言，与他人共享，则能拥有一个丰美的人生。
排难解纷不是闲事
报载“华视”连续剧《包青天》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弟子们说：“师父就像是佛光山的包青天，常常及时伸出正义的援手，专门为大家排难解纷。”
回忆自我懂事以来，就经常看到母亲为邻里亲友排难解纷，记得曾经有人向她说：“何必多管闲事呢？”母亲听了，正色答道：“排难解纷能促进别人的和谐美满，是正事，怎么能说是闲事呢？”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在耳濡目染下，我也继承了母亲的性格，一直都很喜欢帮助别人化解纷争，而且并不一定是佛光山的徒众，我才特意关怀照顾。每次在事后，当我看到双方皆大欢喜的样子，总是想到母亲所说：“排难解纷不是闲事！”诚然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话。
曾经有人见我将很难化解的恩怨予以妥帖摆平，问我秘诀何在？我想，这是因为我向来觉得“排难解纷非等闲之事”，所以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甚至为了让双方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我不惜牺牲己利，以谋求大家的满意。
高雄佛教堂兴建时，将佛像高高地安在天花板下，座下盘踞着两只大型的石狮子，显得不伦不类，引起两派信徒纷争不已。我虽然为建寺工作花费了许多心血，然而为息事宁人，所以在完成建设后即自行退出，觅地另建寿山寺，好让另一派信徒不致流失他处。
虽说“为做事必须求全，要成功何妨忍耐”，然而佛教“忍”之一字，并非只是一味的退缩趋避，在应当向前的时候，我们也要放下一己之毁誉得失，忍受来自各方的困难压力，提起勇气，一争到底。
记得最初我刚来台湾时，风闻寺中之本省比丘尼与大醒法师之间有所争执，但因我初来乍到，不明内情，故未参与其中。李子宽接掌寺务后，属意由太虚大师的传人担任住持，因而又引发新旧两派长老纷争。由于我曾经受教于两位前辈，所以尽管心里很着急，却无能为力。
后来默如、演培法师之间，演培与悟一法师、真华与成一法师之间，也相继有意见纷争之事传出。所谓“旁观者清”，据我了解，他们之间都无私人恩怨，只是因为理念不同而产生异议。在佛门里，自古以来，纵使证到阿罗汉果，我执已除，法执难化者常有所闻。因此，对于他们的争论，我并没有十分介意。直到悟一法师委屈难平，冲突日盛时，我因与悟一法师同在焦山、栖霞受业，故略尽绵薄之力，居间斡旋调解。
早年张少齐居士所建的琉璃精舍，号称“地下丛林”，因为张居士素与佛教大德来往频繁，许多教界纷争都是在该处摊牌解决。我也经常身在其间，承孙张清扬女士与张少齐居士厚爱，待我为上宾，每次亲自为我张罗茶水，准备斋饭，对于佛门的一些争端，也常采纳我的意见。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我曾建议张少齐居士让圣严法师接任台湾佛教文化馆的董事长，当时看得出来他有些勉强，但或许是出于一份尊重，还是接受我的意见。如今目睹该馆能经营有序，我的心中稍有所安。
我不但在事关大局时挺身而出，也替一般家庭排难解纷，像高雄澳洲行、孙张清扬等人的财产纠纷，以及一些信徒的婚姻危机，我都运用佛法，耐烦调解，故能化繁为简，迎刃而解。
一九九四年六月，台湾演艺界知名人士夏玉顺、凌峰之间，因口角龃龉而演成肢体冲突，夏玉顺提出验伤单，向警方提出控诉。我得知后，先和他们互通电话，晓以佛法，然后约他们同来台北道场用餐，一番言谈后，凌峰当即表示道歉，随后彼此握手言和，连在场采访的记者都不禁欢呼鼓掌，一场闹剧终于以喜剧方式收场，但幕后我为他们付清了律师费，则无人得知。
由于排难解纷，我也遭致各界不同的反应：体谅其中辛苦，赞美事情得以圆满处理者固然不少，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说我爱管闲事，太过入世。其实两千五百年前，佛陀不也经常出入于王宫贵胄之中，来往于民宅贫窟之间，为人排难解纷吗？而观世音菩萨为了排难解纷，更是不惜倒驾慈航，以三十三应身化现世间。佛教悲智双运的精神，本来就在入世度众中表现无余，否则没有众生，何来佛道？为人排难解纷，正是自己的本分，怎可说是闲事呢？
比起人类，动物有时反能显现明是非，识大体的一面。十余年前，佛光精舍的老人抱怨大慈育幼院的小狗“黑虎”乱吠，扰乱安宁，并放言将投书报纸，说我们虐待老人。所谓“善门难开，好事难做”，我们以善美之心从事慈善工作，却遭到这种后果，一些徒众为此迭有怨言。但我做事一向为所应为，不计荣辱得失，所以只有一面安慰徒众，一面想法子解决问题。后来几经努力，将“黑虎”送到美浓朝元寺央请慧定法师收养，并且另外找了一只温顺的狗儿，以免院童哭闹，才将此事圆满解决。八年后，我到朝元寺去，“黑虎”居然还认得我，不但没有丝毫怨尤之色，反而似乎很能体会我当初的苦衷，不断摇尾欢迎，而且跟前跟后，一副情深的样子。目睹此情此景，不禁鼻酸，我们将它送到百里以外，但它心中始终没有舍弃我们！
排难解纷，能结好缘，能积善德；能化干戈为玉帛，能转暴戾为祥和；是推己及人，兼善天下；是福慧双修，自利利他。如果每个人都能将排难解纷视为自己的本分，则人类纷争当可减少，世界和平也是指日可待之事。所以，排难解纷是正正当当的好事，不是闲事。
不比较，不计较
十年前，李志奇、李志希双胞兄弟曾透过周志敏女士，向我索取毛笔字，我信手拈来，在宣纸上写下“不比较，不计较”。后来他们在影艺界相互合作，彼此提携，传为佳话。一名弟子曾问我：“您当初怎么想到这样的句子呢？”我反问他：“人生种种烦恼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只见他沉思片刻说道：“比较和计较。”
的确，人的烦恼无明都是从“比较、计较”而来：襁褓期间，婴儿运用触觉，比较谁的疼爱多，借着哭声表达自己的计较；上学读书时，又比较谁的分数高，计较老师是否偏心；踏入社会以后，则比较谁的待遇好，计较老板是否公平；即使父母去世了，还要比较谁的财产分得多，计较遗嘱是否公正。有了比较、计较，一切的分别于焉而起，纷争也应运而生。像古来兄弟反目乃至骨肉相残的惨剧，著称者如七国之争、八王之乱等等，莫不是由比较、计较而引起。
童年时，父母经常外出，我虽上有兄姐，下有弟弟，但目睹家事无人料理，便自动负起洒扫烹煮的责任，并且包办一切采购事宜，由于我不比较工作多寡，不计较事务繁杂，八九岁时就“多能鄙事”，从中学习权宜轻重的掌握，对于日后的做人处事助益甚大。
十二岁披剃出家后，到佛教学院读书，当时的生活十分清苦，我不曾穿过新衣，都是捡别人往生后的衣服穿；也不曾饱食一餐，半个月才有一次米饭可吃，汤内无油、无菜，清清如水。在偌大的道场里，人多事繁，冤枉、委屈在所难免，而封闭、棒喝又是当时丛林教育的特色。十年的参学生涯瞬目即过，许多人半途而废，我却将一切磨炼视为当然的训练，不比较人我是非，不计较待遇好坏，因此得以安心修道，自觉法喜充满。
古德云：“至道无难，惟嫌拣择。”年少时读到这句话时，还不能体悟深意，于今回想当年种种，深感所言不虚！反观现代青年之所以难以入道，不外凡事讲究情理，所以别人一句难听的话语，一个难看的脸色，就嗔火中烧，闷闷不乐，道心既缺，遑论成就事业。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情应该是体谅别人，委曲求全；真正的理应该是讲求实务，顾全大局。我们唯有抱持“不比较、不计较”的态度待人处事，才能允执厥中，得其所在。
从焦山佛学院结业以后，家师志开上人有意让我回到栖霞山寺担任知客，当时自忖此地是我披剃所在，知客是四大纲领之一，于公，我应饮水思源，报答深恩；于己，我也乐意担当，自我考验，所以欣然承命。没想到后来常住却将我派往禅堂当“维那”，这非我所长，但我也不比较职位大小，不计较工作难易，欢喜赴任，老实参学。在这里我获得许多宝贵的实务经验，使我无论在坐禅的体验上，或在规矩的了解上，都有更深一层的领悟。后来我经常劝勉徒众应该自许为一颗“活棋”，以“不比较、不计较”的精神，随常住的调派，多方学习，养深积厚，定有所成。一九四九年，我随僧伽救护队渡海来台，几番转折之后，总算在中坜落脚。为了感谢寺院的收留，我发心工作以为报答，不料却引起他人的疑忌。遇有难做的事情，一些同道总是在一旁说风凉话：“这个让星云去做，他比较有力气！”记得我常常工作到晕眩呕吐，全身虚脱，但是唯恐耽误寺务，所以往往忍耐苦楚，咬紧牙根，接做余事。后来，承住持妙果老和尚赏识，不但经常带我到各地弘法，还有意介绍寺院交给我管理，但我志不在高位，故予以婉拒。至今想来，什么是星云的力气？不过是不比较别人的闲话，不计较工作的辛劳，所以才能力行不懈，一鼓作气。
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从事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工作。记得有一天，一位同道从外面回来，神色仓皇地嚷着：“不得了啦，现在外省人做住持的竟然有二十人之多！”我听了觉得欣喜万分，高兴地说道：“太好了！他们在各地建寺，我们往后到哪里都有饭可吃，有寺可住了！”不比较成就高低，不计较拥有多少，抱持共存共荣的胸怀，何时何地不是光风霁月？后来他在新加坡建设养老院时，向我化缘，虽然当时佛光山正是草莱初辟，经济十分拮据，想到他在异邦嘉惠他人，难能可贵，我仍然为筹善款，乐见其成。
同年，我应东初法师之邀，编辑《人生》月刊。此后六年当中，不但义务写稿补白，总包一切编务杂事，还倒贴邮费、车资。尽管如此，我不曾比较有无名分，也未尝计较工作繁剧，自觉在当时佛教凋零之际，能担当文教重任，将佛法传递十方，其意义实在非比寻常！后来，在杂志一角将我列为“督印人”，虽名实不副，但也无所计较了。再后来，报章杂志、广播电台纷纷邀我撰文，我都一概不收稿费。五十年来，目睹佛法由衰微到兴盛，不知度化了多少迷失的众生，不禁感到世间一切有非真有，无亦非无，唯有不比较、不计较，才能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时空之中，为世间留下永恒的贡献。
不计较贫富、不计较有无都还算容易，最困难的是面对得失毁誉，仍能一本初衷，如如不动。民国初年，仁山长老追随太虚大师革新佛教，以“大闹金山寺”事件闻名遐迩。有一回到马来西亚弘法，一位法师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竟然向他说：“您认不认识金山寺一个叫仁山的地狱种子，他造下无边罪业，恐怕将来只有在第十九层地狱才找得到他！”仁山长老当下供养这名法师两枚银圆，并且说：“您刚才开示得很对！”言罢潇洒而去。对他而言，革新佛教乃势在必行，但对于别人的言行，则不必斤斤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