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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像海水时时激荡更新(1 / 3)

佛陀不但经常强调自觉觉他,而且教导我们要以达到觉行圆满为修行的最高境界。凡是能够接受教诲,勇于认错的人,大多进步得快;凡是觉得自己全部有理,死不认错的人,大多在原地踏步……

错误不能一直下去

记得二十多年前一次法会的前夕,我到会场巡视,发觉所有的设计、布置都不合理想,便将主事的弟子叫来问话,她皱着眉头表示:“明天法会就要开始了,无法再作任何改变。”我当下责问她:“你要知道,错误不能一直下去!”结果大家连夜拆除,重新布置。第二天,人人称赞会场庄严殊胜,有如灵山再现。弟子伏首认错,对我说道:“还好是当初师父的一句‘错误不能一直下去’。”“错误不能一直下去”不但是我经常拿来课徒的警语,也是我一生处事的原则。

许多人觉得一点点的错误,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其实,小错误如果任意不管,就会铸成大错误。过去有一个死囚在临刑前,要求吸吮母亲的奶水,当母亲解开衣服时,他一口咬下母亲的乳头,愤愤地说道:“小时候我偷了别人的东西,你不但不骂我,还夸我聪明,现在我到了这个地步,都是你造成的!”这则耳熟能详的故事无非告诉我们:小错误也要注意,否则一直下去,将会贻害终生。历史上,如战国时代,燕国由于中了田单的连环计,一战而溃;赵王因为听信谣言,不顾众人的劝谏,阵前换将,让仅知“纸上谈兵”的赵括率军攻秦,结果一败涂地。目前的社会新闻中,像不久前,台北捷运局因为一个小小的匣门没有锁好,使得两名孩童触电丧生;某街道一个小小的坑洞多日来没有修补,以致经常发生车祸,造成人命的伤亡。凡此都说明了因循苟且,让错误一直下去,足以酿成不可弥补的灾祸。

其实,错误具有教育的功能,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搪塞诿过,让它一直下去。像唐太宗因为具有“错误不能一直下去”的决心,察纳雅言,从善如流,所以成就了无可匹敌的大唐盛世。罗斯福总统也是以坦承己过而著称政坛,在他还是纽约市长的时候,曾面对大众,诉说自己因一时不察通过议案,结果赢得了更多人的尊敬。高僧大德中因纠正过失而开悟见性者更是不乏其人,像德山宣鉴禅师因为答不出卖烧饼老婆婆的问题,知道自己所知有限,为了不让错误一直下去,即刻将自己所著的《青龙疏钞》烧毁,继续参学,终于在龙潭禅师座下悟道;白云守端禅师因为老师的一句“你连一个脸色都放不下,还不如庙前耍猴把戏的小丑”,而心生惭愧,努力参禅,因为他能秉持“不让错误一直下去”的毅力,时时注意自己的举心动念,所以也获得了开悟。可以说,综观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是因为对于自己一点的错误都不肯放过,所以能日新又新,不断进步。

我从小因为做事也力求完善,所以经常获得亲友的称赞,不料出家之后,却经常遭到家师无情的斥责,刚开始时也曾觉得百般委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恍然大悟:家师之所以采取“以无理对有理”、“以无情对有情”的方式来教导我,是希望我能秉持认错的态度行事,不要像一般人一样犯了“死不认错”的毛病。后来,我一生走来都十分注意通盘考虑,“不让错误一直下去”,对于日后的弘法事业产生莫大的助益。

我二十岁时,从佛学院结业出来,曾极力主张僧伽也要加入社会生产工作。来到台湾之后,听到慈航法师对我开示时说:“僧伽出家是要立志做人天师范,如果也要开工厂,难道要做工人吗?如果也要开商店,难道要做商人吗?”

我闻言若有所悟,知道错误的宣导不能一直下去,当即发愿:“我所要从事的生产工作,是要为信徒生产正信,为社会生产感恩,为大众生产善缘,为国家生产慈悲,而不是生产工人、商人……”后来我开创佛光山,订立“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为开山宗旨,并以“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为佛光人工作信条,实际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意念,再经过多年以来的酝酿所产生的。

要做到不让错误一直下去,除了必须接受别人的劝告之外,能够时时反省,自我观照,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佛陀不但经常强调自觉觉他,而且教导我们要以达到觉行圆满为修行的最高境界。像中国南北朝时代的道生大师,不惜生命,提出“一阐提也能成佛”的主张;泰国的蒙昆贴牟尼法师不惧迫害,以自己修持所证,倡导“法身”的理念,就是在秉持“不让错误一直下去”的精神,让佛教的真理得到高度的发扬,以裨益更多的众生。

我虽无古圣先贤的通达智慧,但有幸蒙受丛林大海的陶铸,历经大时代的变迁,在一番身心洗练之后,我逐渐厘清佛教未来的方向,立志效法六祖惠能大师和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破除积弊已久的观念及措施,“不让错误一直下去”!在诸多佛教革新的事件当中,尤以一九一二年仁山长老为革新佛教而大闹金山寺的事件最为大快人心,因为此举促使中国佛教会催生成立,让风雨晦暗的佛教出现了一丝曙光。直到抗日战争之后,当我等五位焦山佛学院的青年学生被推选列席旁听中国佛教会的会议时,我的心中即刻为之一振,以为施展抱负的时机终于来临了,不料时局生变,未能实现理想。

刚来到台湾的时候,看到当地佛教落后的情形,回想过去大陆丛林参学的盛况,曾以“回忆比现实美丽”为题撰稿,抒发抚今追昔之感慨。当这篇文章发表在《人生》杂志,再度映入我的眼帘时,却不禁感到赧然,自觉回忆虽然能够作为借镜,但一味沉湎其中,就如同“白头宫女话当年”一样,也是错误的,“不能一直下去”,不如改善现况,前瞻未来更有意义。

当时民风保守,再加上长久以来,“山林佛教”的形态深入人心,佛教成为一种老年人的宗教。因为出了家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许多有知识、有抱负的青年僧尼因为不甘愿将岁月消磨在早晚课诵及打扫环境之中,只有易装再入社会;一些在家的佛教青年男女起初也是满怀虔诚悲愿,皈依三宝,希望能为佛教,为众生奉献一己之力,但法师们除了教他们拜佛、念佛以外,没有余事可做,最后也只有隐遁山林或离开佛教一途。目睹佛教留不住人才,庸才方能在佛教生存,我深深感到:这种错误的接引方式如果一直下去,将使得佛教益加衰微,遑论光大佛教,弘法利生!

因此,我不但大声疾呼,吁请佛教的长老们爱护青年,创办佛化事业;自己也身体力行,即使在生活最艰困的时候,仍节衣缩食,将所有的斋供、□钱拿来作为维持佛教事业的经费,结果佛教事业,如文化、教育、慈善等,不但利益了社会大众,也为佛教培养了许多人才。例如,筹设佛光大学和西来大学的慈惠、在世界各国设立寺院的慈庄、慈容,都是当初佛教文化服务处的基本干部;为我在幼稚园、育幼院带领小朋友的依来、萧碧凉等,都成为杰出人才。帮我办理佛教学院的慈嘉、依空、依恒、依淳、依华、依法、慧开、慧宽等,都是由于佛教事业而接引他们进入佛门;现时在世界各地建寺的依宽、慧礼、慧应、永祥、永全、满祯、觉穆等,也成为经验丰富的工程专家;在朝山会馆、麻竹园、云居楼服务的萧慧华、黄美华、吴秀月、妙晋等,都因展现了行政管理的才华,而被大众推选为佛光山宗务委员的候选人;曾经担任典座的依恒、依果、永度、永均等多位弟子,现在也住持一方,领众熏修。在出版事业、编藏及书记室工作多年的慈怡、依晟、永明、永进、永庄、满光、满济、满果等人,则是推动现代佛教文化发展的功臣。

事业固然具有养众、教众的功能,但如果沉溺其中,只知向前奔驰,不知向后观照,行之久矣,也会发生错误。所以数年前,我陆续辟建关房、禅堂、净业林、礼忏堂,好让徒众们在工作之余,轮流静修,但规定修持阶段到了一定的时日,就必须出来为大众服务,因为养深积厚,充实自我虽然是重要的,但是身为佛子,如果不能将修持带到日常生活,不能将修持运用在工作上,甚至不能将弘法视为自己的家务,不能将利生当成自己的事业,就是错误的。

过去常听人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佛教的情形也是如此,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时时思考其中的原因,后来发现这是由于长久以来,中国人,尤其是佛教徒,不知道组织的重要,不强调制度落实才有以致之。其实,在佛陀时代的僧团就是一个讲究现代化的组织,它的布萨举过制度,它的羯磨议事制度,甚至比现代国家的法律程序还要来得细密周全;它通达人性的管理方式,它权巧变通的律仪规章,也足以媲美当今任何的团体机构。可惜的是,后代的佛子不知道灵活运用,扩而充之。所以,虽然历史上曾有高僧大德如道安、百丈等人融古汇今,编纂僧尼规范,撰修丛林清规,但终因后继无人或宗派分歧等因素,不能流传久远。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同样的,没有组织制度,如何凝聚成员的力量?有鉴于“错误不能一直下去”,我在早年成立念佛会,在寿山寺时,就着手拟订寺院规范组织及办法章程,后来辟建佛光山,更大刀阔斧地建立制度法规,并借此铲除教界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例如:修行人拥有日用物资虽然不是罪恶,但如果不能清贫守道,乃至遭致讥嫌,就是错误的。所以,佛光人不准戴台币两千元以上的手表,不可用台币五百元以上的念珠,不准私置产业,不准私蓄财物。化缘如果能化到对方的欢喜,化到大众的善缘,固然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如果僧众不凭自己的智慧道德苦劳牺牲来奉献众生,却先想到别人的供养恭敬,从而损失了佛教的尊严、佛教的公益,就是错误的。所以佛光人不准私自化缘、不准私建道场、不可以经忏化缘为事业。度人出家固然功德无量,但如果滥收徒众,致使僧团水平降低,甚至造成徒众各自卫护自己的师父,闹得人我是非乌烟瘴气,就会变成严重的错误。所以,佛光人不准私收徒众,不准私交信徒。人才派到外地驻守,固然可以多方学习,但如果放任不管,任其行事,也是错误的,所以佛光山实行轮调及巡监制度。

所谓“会得香云盖,到处吃素菜”,经忏佛事本来是佛教了生脱死,弘法度众的法门之一,长久以来,却因为维生容易,而成为一些僧侣的职业。眼看不知多少出家众埋没大志,堕落僧格;多少社会人士误解佛教,丧失道心!在深恶痛绝之下,我决定从自己做起,不让错误一直下去,所以凡有人要求我做功德佛事,一定要先成为我的会员或佛教信徒,否则我都坚持拒绝,甚至为此不惜得罪名门大户。但久而久之,我发现经忏佛事虽然行久弊生,却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每个人根性不同,有些信徒可以一辈子不听经闻法,但是百年之后,却不能不找法师念经超荐;有些信徒可以在平日不参加法会诵经,但是在喜庆节日,却一定要延请法师念经祝愿;甚至有些人任你舌灿莲花,讲尽了佛教的道理,他也不信,但是参加了一场功德佛事之后,立刻就被庄严的坛场所摄受而皈依三宝。自忖:对于经忏佛事如果一味抱持禁止的态度,徒然失去了度众的方便,也是错误的,所以后来我订出一套程序、办法予以净化改善,并且一再告诫弟子们,要让经忏佛事做得庄严如法,而不以热闹应酬为能事;要让经忏佛事作为和信徒结缘的方式之一,而不流于世俗经营;要让经忏佛事能真正地超度亡者,安慰生者,成为一种了生脱死的修持,而不是虚假的应付;要让经忏佛事促使大家了解佛教对日常生活的美化作用与实用价值,而不只是死后的追思。

三四十年前,佛寺争相举行法会,但都是以诵经消灾、聚会吃斋为号召,徒有法会之名,而无法会之实。因此,我除了在例行法会中添增说法项目之外,更应当时信徒的喜好需求,到处成立念佛会,在共修中兼带讲经,一方面让大家知道佛教的好处,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学佛;另一方面借此提高佛教徒的水平。不久,佛教果然适应大家的根机,逐渐兴盛起来。记得当时我曾有一理想:“希望将来有一天,世界各地的信徒都能在周末同一时刻,同声念佛。”

二三十年后,这个愿望果真实现了,我却又在佛光山开会中提议:“为大众在周末假日筹划多样化的弘法活动。”有些弟子不能了解,前来问我:“师父!周末同时同声念佛,不是您过去一向的理念吗?为什么突然要改呢?”我回答他们:“因为时代不断地变化,念佛会有其时代的意义及功能,在目前多元化的社会里,如果我们依旧以过去的方式一成不变地推行念佛共修,就是错误的!”

一九九七年,佛光山封山之后,首度推出“假日修道会”,列出礼忏、坐禅、念佛、朝山、抄经、斋戒、佛学讲座、头陀义工、亲子营、青少年营等十种修持方法,供参加者选择,就是一种尝试性的突破。从目前各界纷纷组队报名参加的情况看来,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从而更加警惕自己:“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无论是内修或外弘,故步自封,墨守成规,都是错误的,不能一直下去,我们必须像海水一样,时时激荡,时时更新,才能具有充沛的活力。”

舍利弗曾经问佛陀:“为什么您制定的戒律,有时开,有时遮呢?”佛陀回答他:“这是为了因时制宜,因为有些事情,在此时应该要这样做,在彼时必须要那样做。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握自利利他的原则来行事。”又说:“我所制订的戒律,如果在其他地方不宜实施,就不要实行。”伟哉佛言!什么事该不该做,必须因人、地、时、物等背景的不同而灵活变通,否则也是一种错误的继续,为害或许更深。例如:慈悲为怀是对的,但如果放纵歹徒,姑息养奸,就是错误的;随缘无求是好的,但如果丧失原则,不知变通,就是错误的;男婚女嫁是对的,但如果认识不清,勉强凑合,就是错误的;养儿育女是好的,但如果视为己物,任意处置,就是错误的;孝顺父母是对的,但如果助其恶行,耽误前途,就是错误的;广交朋友是好的,但如果结党组派,陷害他人,就是错误的;考试选才是对的,但如果偏重成绩,选人失当,就是错误的;出国深造是好的,但如果浮夸虚荣,不切实际,就是错误的。错误有时是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有时是由于前人的偏差误导,但无论如何,一旦发现了错误,就必须要以无比的决心及毅力,阻止它一直下去,唯其如此,才能圆满自己的人生,促进社会的进步。

认错,要有勇气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生性固执的男子驾着马车往北方行去,途中遇到多年的老友。朋友问他:“你要往哪里去?”这位男子回答:“我要去楚国。”朋友一脸狐疑地问道:“楚国是在南方,你往北方走,是背道而驰啊!”男子辩驳:“没关系!我的马非常优秀。”朋友无法理解,又说:“即使是一匹良驹,日行千里,但方向错误,还是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啊!”男子还是非常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不用费心了!我有足够的旅费。”朋友说:“你就是有再多的旅费,但路的方向毕竟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到得了楚国呢?”朋友虽然再三告诫他,这位男子仍然坚持己见,说道:“不打紧!我还有一个善于驭马的好车夫。”总之,任凭朋友如何分析解说,男子依旧执著自己的理由,死不认错。这就是人的愚痴,人的执著!

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则故事罢了,其实,类似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现代的社会。我曾经看过一个慈爱的母亲因为女儿即将到寒冷的山区旅行,怕她冻着,所以就和女儿说:“乖宝贝啊!你去的地方很冷,不要只顾到漂亮,要多带一点衣服去啊!”女儿回答:“不必了,冷的时候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一件毛衣。”母亲不放心,说道:“寒带偏远的地方,通常很难找得到一家店面。”女儿还是说:“没关系,我可以找一个人家商借一件。”母亲说:“越冷的地方,人烟越稀少,你到哪里去商借呢?”女儿说:“万一真的冷得没办法了,我马上回来,不就得了吗?”无论母亲如何地叮咛嘱咐,殷殷劝诱,做女儿的就是不肯多带一点衣服预备。死不认错就是一般人的通病。

所以,“认错,要有勇气”,我一生都将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一九七一年,我想将朝山会馆的建筑列为佛光山第一期工程。因为我认为:现代佛教应该和社会大众结合为一体,能够提供好的食宿,才能让信徒安心欢喜地朝山拜佛,所以建议设立一座美轮美奂的朝山会馆,不料很少信徒支援这项建设,眼看工程无法进行。有一天,慈惠法师对我说:“台湾的信徒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朝山会馆’,他们只希望有殿堂可以拜佛,师父应该先建大雄宝殿才对。”我一听,觉得她的话非常合理,于是立刻修正,因此佛光山后来的建设一直非常地顺利。假如当初我只凭理想,没有认错的勇气,又何能有后来的方便呢?

我提倡僧团的民主,效法佛陀时代的三番羯磨。每次在佛光山开会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徒众的意见与我不同,但只要合理,我立刻自己修正,所以我自许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很怕徒众认为师父也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久而久之,上焉者不敢违抗,只会唯唯诺诺,没有深思远虑;下焉者遵循效法,只知指责别人,不能检讨自己。这样一来,佛光山哪里能突破创新,为众谋福呢?

以我多年来授徒的经验,凡是能够接受教诲,勇于认错的人,大多进步得快;凡是觉得自己全部有理,死不认错的人,大多在原地踏步。像我常劝一些徒众既然不长于读书,就要及早学习其他技术,但他们却执著己见,不肯认错,结果花了许多年的时间钻研学问,才发现走错了路,后悔莫及。另有一些徒众做事不能顾全大局,懒惰又不和众,经过一再训诫,还死不认错,到头来没有一个单位肯要他做事。还有一些徒众溜单以后,虽然知道自己错了,却没有勇气向大众认错,只得流浪在外。我虽有心宽容接纳,基于宗门法规,也只有徒呼奈何!

因此,人一生际遇的平顺安危,其实和自己能否认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古往今来,无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主事者乃至组成的分子,能够认错与否,往往就是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像项羽之所以在楚汉之争中饮恨败北,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所以众叛亲离,最后自刎于乌江,临终前还死不认错,喊着:“天亡我也!天亡我也!”三国名将周瑜,因为心胸狭窄,妒贤嫉能,错失联蜀灭魏的机会,却不知反省,反而感叹:“既生瑜,何生亮?”终致英年早逝。反观刘邦和曹操,一个原本默默无名,一个被世人称为奸雄,却因为能听从谏言,改正过失,而成就霸业。

最近报载,经营亚都饭店成绩卓著,获得中外一致好评的严长寿先生,被聘请到台北圆山饭店担任总经理时,原本意气风发,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不久之后就递上辞呈,因为工作人员无法改掉威权时代的习气,死不认错,配合困难,严先生眼见无法改进,只得拂袖而去。

凡此都说明了:“认错要有勇气。”能够勇于认错,才不会失去发展的契机。

记得三十年前,因为台北到佛光山路途遥远,北部的信徒纷纷请求佛光山在台北设立道场,好让他们可以常常听经礼佛。我也很想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场地。最初我们看中民权东路行天宫对面的一块土地,通过一位经纪人接洽,虽然价钱不及市价的三分之一,但佛光山还是负担不起,结果失去了这次的机会。后来,那块土地上面起了一座大厦,每次坐车经过时,我的心里都会生起一阵惋惜,总觉得对信徒虔诚的心意抱愧无比,因而发愿有一天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必定要在台北建一座空间宽敞的现代化道场。后来,信徒听说此事,有感于我为了不能给大家一处好地方拜佛而认错、难过,便发起大家协助出资。一九九四年,终于买下信义区一栋大楼中的几个楼层,集台北道场、台湾佛光会总会、佛光缘美术馆、佛光缘滴水坊于一处,实现我多年来对于现代佛教建筑的四个理想:传统与现代结合、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文艺合一。

一九九二年夏季,因为耐特台风来袭,山洪暴发,雨水成灾,造成台湾南部地区一片汪洋泽国,佛光山东山的砂石也流失不少。当时我人在外国,闻后匆匆赶回,看到坍方流失的土石及满目疮痍的坡地,真是一阵伤感,但我没有责怪主事的职事照顾不周,防范不严,反而召集寺众,对大家说道:“这次意外事件怪我当初没有用心把挡土墙做好,让常住遭受损失。”徒众们听了之后,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这不是挡土墙做得不够稳固,而是我们没有随时清理水道。”

我们师徒互相认错,于是大家同心协力,奋力抢救,很快地,东山又恢复以往的宁静美好。从这件事,我深深感到:一个人要肯认错,才有人乐意帮忙。因此,所谓的广结善缘,不光是嘘寒问暖,解衣推食就够了,还应该在有错误的时候,能够做到“严以责己,宽以待人”。

中国古时凡有灾祸,皇帝就下诏罪己,以求抚平人心,在今天民主时代的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像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绯闻案而闹得满城风雨,举世皆知。刚开始时,克林顿不肯认错,对大法官做不实的证词,结果引起民众反感,险遭国会议员弹劾。所幸他后来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向全美国的人民道歉,终于获得民意支持,而稳住总统的宝座。可见一个人唯有勇于认错,才能获得大家的谅解,才有机会重新做人。

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临终时,犹念念不忘欠了邻人一只鸡无法偿还,直至今日,没有人批评苏格拉底的贫穷,反而称道他是一位坦然率真的哲人;统一全印度的阿育王向小沙弥赔罪,自古以来,没有人耻笑阿育王道歉,反而同声赞美他勇于认错的美德。所以,认错不但不会失去自己的身份,反而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只可惜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行事强横,不肯低头,最后自己成了最大的输家。

记得三十多年前,雷音寺首度重建时,一再商请门口的民房让售搬迁,以便道场的整体规划,虽经多次提出优惠的方案,屋主却始终执著己见,不肯利益别人。后来信徒因共修时进出不便,也多次好言劝告,对方还是依然故我,不肯让步,给人方便,结果招引众怒,真是损人又不利己。

佛光山开山不久,请了附近一位乡民为我们做一些杂工。我曾给了他一些钱,请他买些果树的幼苗种在寺周,没想到他买好之后,种在自己的地上,而且暗中修筑水道,将寺院用水引到他的田园灌溉,还向人夸耀他的土地是黄金之地,犹如黄金一般宝贵。我心里不禁想到:你的果树黄金,都是因为佛光山而有,这有什么值得引以为荣?

后来,我为了建大雄宝殿,向他情商购地,他的土地一日三涨,我问他:“你的名字叫做‘祝成’,为什么没有‘助成’的习惯呢?”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答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我不助成是应该的。”结果就因为他凡事不助成,引起大家反感,一致决议不再用他,后来听说连家人都不理睬他,这就是没有人缘的后果。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所到之处,都能受人欢迎?我自觉一生最大的长处就是能明理,肯认错,因此无论长幼尊卑都喜欢和我在一起。

有一年,我率团到印度朝圣,途中请购了一尊石佛,拜托团员之一的蔡沧洲居士运回台湾。事后发觉这尊石佛重量达一百公斤,不知蔡居士是如何运到台湾的。想到自己当时只知道请购,却全然没有顾及别人搬运的辛苦,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深深的歉意。后来我不时到他开设在善化的亚洲面包店买面包,以弥补自己的无心之过。多年来,蔡居士一师一道,护持佛光山,虽然不是因为我经常买他的面包,但我能够勇于认错,相信对于师徒之间道情的维系应该也有助长之处。至今这尊佛像陈列在佛光山宝藏馆内供人观赏,蔡居士佛国有知,当会原谅我的无知之失。

从小在美国留学长大的觉穆,在得州大学建筑系毕业之后,随我出家,回到台湾,一心想进佛光山丛林学院研读佛学,因适逢佛光山筹建南华大学,正好需要她的专长,所以要她先到大学筹备处帮忙。只见身躯瘦弱的她,南北奔波不停,时而到嘉义大林的南华大学监督施工进度,时而到宜兰礁溪的佛光大学了解工程状况。虽然她表示心甘情愿如此,但我还是觉得不忍,所以每次看到她回山,总要多给予一些招呼,也算是一种聊表心意的补偿,没想到她却更加卖力地工作,如今她已是净土文教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出家学道一甲子以来,应事接物,使我悟出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你对我错,你好我坏,你大我小,你乐我苦。”我不但将这个“四句偈”挂在口边教育徒众,而且经常引用一则故事来说明它的道理:

从前有一户姓张的人家与一户姓李的人家毗邻而居。张家经常吵闹不休,李家却和睦互敬。有一天,张先生问李先生:“为什么你们家到处充满欢乐,我们家却天天像个战场一样?”李先生回答说:“因为你们家都是好人,我们家都是坏人。”张先生不解其意,问道:“此话怎讲?”李先生答道:“譬如,在我们家,如果有人将茶杯打破了,一定有人赶快跑去认错:‘是我不好,把杯子放得太靠边了,害你满身都弄湿了,有没有伤到手啊?’打翻的人也会连忙说:‘没事,没事,是我自己不小心,对不起,让你吓着了。’但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你们家,打翻的人会说:‘是谁这么没大脑,把杯子放得这么靠边,害我全身都弄湿了?’另外一个人就立刻反驳:‘是我放的杯子,怎么样?你自己不小心,还要赖到别人身上!’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不肯认错,当然就不会安宁了。”

依空法师的弟弟张进辉居士在普门中学教书,育有两名天资聪颖,活泼可爱的儿子。有一天,他正为教育孩子的问题而伤脑筋时,听到我上述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马上拿回家去应用。在餐桌上,儿子抱怨饭菜不好吃,张居士马上满脸愧疚地说道:“都是爸爸没有用,爸爸不能赚很多钱,不能提供你们很好的生活。爸爸对不起你们!”儿子们听到爸爸认错,反而觉得又感动,又赧然,两个人一致说道:“爸爸最伟大,我们要好好念书,将来用最好的东西来孝顺爸爸。”

可见认错没有大小之分,只在于我们是否具有勇气;而能够真诚认错的人,才能够处处祥和,一片欢喜。

佛教十分注重认错的修持,除了有各种忏悔法门之外,丛林道场选任住持当家,也以是否有供养大众,勇于认错的美德作为标准之一,因为有认错勇气的人才能够以身教领众、教众、服众、和众。像晋朝的法遇禅师,是江陵长沙寺的住持,有一天收到师父道安大师寄来的荆杖,立即领悟:这是师父在训诫他不久前对一名沙弥喝酒只略施处罚而没有迁单的过失。于是立即鸣钟集众,向荆杖烧香致意,表示敬领师训之后,便伏在地上,命维那师杖笞三下,并且垂泪自责,此后僧俗二众更加精进道业。禅门语录中更是充满师徒之间以喝骂论道的公案,不但徒弟在错误时,能够勇于认罪,即使老师不对,也有俯首道歉的雅量。正因为如此,禅宗能以活泼伶俐的道风流传久远。

所谓“不怕念头起,只怕觉照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不怕犯错,就怕没有认错的勇气。在今天开放的时代里,常看到坊间书籍及知名人士都在鼓励大家“前进,要有勇气”、“表达,要有勇气”,我常想是否更应该提倡“认错,要有勇气”的精神?因为唯有父母与子女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老板与伙计之间、长官与属下之间都能具有勇于认错的美德,我们的国家才能更进步发展,我们的社会才会更温馨祥和。

疾病就是良药

自从一九九一年我跌断腿骨以来,承蒙信众厚爱,经常接到电话或来函问候,随着年龄渐增,我的身体状况更是成为彼此见面时关切的话题,也有许多人看我终日忙碌,却仍能从容应付,不见疲态,纷纷问我保健之道。其实四大五蕴假合之身,孰能无病?众生经历老病过程,谁能免除?只不过我从不刻意趋逸避苦,如今回顾往事,我深深感到:养生之道无他,疾病本身就是一帖良药。

就以香港脚与口腔破皮而言,人皆畏之,然而两者不仅长久与我为伍,而且时时交相为患。多年来,我非但不以为苦,反而深感庆幸,因为我觉得这是身体排除瘴气的征兆,我这一生少病少痛,想必与此有关。

年少时,在丛林参学,由于大家年纪还轻,都很喜欢发表意见,然而当时道风严峻,一个动作不对,眼睛稍微张望,即遭打骂,因此平常总是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等到下课如厕时,才趁着远离师长视线之际,隔着墙壁,彼此高谈阔论,久而久之,我也感染了一上净房就想说话的坏习惯。虽说可借此畅所欲言,十分痛快,但是因为言语失当,事后被师长知道,叫去责罚的事例也时有所见。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患牙病,疼痛不堪,一位老师教我一个秘方——在便溺时,不要说话,咬紧牙根。我照着去做,果然根治牙痛之苦,而原本多话的毛病,竟然也在不知不觉中革除了。此后不但减少失言之过,还增加了观察思维的时间。我的心地变得逐渐清明起来,在为人处事上也更为周延。这项始料未及的收获,至今使我受益无穷。

俗话说“十男九痔”,好不容易根除牙痛,未久,却又染患痔疮,正苦不堪言,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师兄在谈话中无意中说道:“越是肮脏的地方,越需要干净。”这句话使我福至心灵,茅塞顿开,从此每次如厕以后,都以水洗涤。在一次又一次地擦拭时,我仿佛见到佛世时的周利槃陀伽尊者,不疾不徐地扫着院子里随时飘落的树叶;又好像目睹禅门里的祖师大德,耐烦尽心地用手一根根拔起园子里生长不尽的杂草。我不再为痔疮苦恼,反而以病为师,深深感到无限的佛法妙意尽在其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日,有一天竟然发现创口不复疼痛,原来皮肤已经愈合完好。回头检视自心,发觉烦恼尘垢也逐渐减少,一股轻安自在的法喜油然生起。

十七岁时,罹患疟疾,忽冷忽热,全身无力,心想应是回天乏术了。这时候,向来对我十分严厉的家师志开上人,派人送了半碗咸菜给我,令我感动不已,泪流满面,当下发愿尽形寿将身心奉献给佛教。未几,居然不药而愈。多少年来,当我在弘法工作上历经苦难,感到身心劳顿的时候,想到家师的半碗咸菜、自己的一句誓言,便心生惭愧,感恩之心油然而起,不敢稍有退缩。

二十岁那年,我又染患烂疮,除了头脚以外,全身出脓,臭秽无比,尤其脓血粘着衣服,每次一脱衣,就好像剥了一层皮下来。尤其自己不懂保健,又无钱购买成药,或许是因为有了痔疮的体验,虽然这次肉身所遭受的苦痛,甚于前者不止百倍,心中却能淡然视之,不觉忧恼,只是终日卧在病榻上,想到宿世无数劫苦,不禁哀悔泣首,往往无法自已。一个月过去了,我居然奇迹似的复原起来,步出寮房,景物依旧,身心却有大死一番的感受,我告诉自己要加倍精进,勤求无上佛道,饶益一切众生。

所以,次年我从佛学院结业后,有鉴于披剃出家的宜兴教育不够普及,便不计名利,自愿来到乡间的一所小学担任校长,从事培育民族幼苗的工作。

最初来到台湾的几年,我白天操持苦役,夜间阅藏写稿,工作可谓十分繁重,加上当时物质缺乏,营养不良,我经常头晕目眩,然而我咬紧牙关,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

刚来台时,目睹正信佛法之衰微,即矢志撰写佛传,然苦于居无定所,手边又缺乏典籍可供查阅,直到一九五五年,因缘具足,才得以如愿进行。当我搜齐资料,正要着手撰写时,突感胸口疼痛,而且经常咳嗽,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得了当时颇为盛行的“世纪黑死病”——肺痨,于是夜以继日,不眠不休地奋笔疾书,同时每天不断地礼佛祈求,希望在佛陀的加持之下,能让我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以后,再舍报往生。

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时是真的患了肺痨,还是奇迹出现?只是从自己一生患病的经验看来,我觉得古德所说:“比丘应带三分病,才知道发心。”诚乃不虚之言。因为生病能使自己警惕生命无常,故而能激发精进求道之心,实为行者对治放逸懈怠的一帖良药。

多年来,我不曾因为风雨阻断原定的行程,更未尝因病苦而打消既有的计划。记得一九六○年五月,我在宜兰筹备佛诞节万人提灯大游行时,得了严重的风寒,虽然感到体力不支,几度昏眩欲倒,但是我仍然打起精神,召集大家开会,四处张罗打点,等到游行完毕,发现病也好了。

有一回,我赴基隆演讲,因患感冒,咳嗽不已。一名信徒听说后,自称有特效针药,我虽然一向不喜欢打针吃药,但是生性不喜拒人于千里之外,便随缘应允。没想到打了一针后,手臂竟然痛得不能举起,为了不使他难过,只好默默忍耐,半夜回到佛光山,才发觉连脱衣服都有困难,心想大概是打错部位,伤了神经,因恐他被人责怪,故一直不敢向别人提起,如是隐忍疼痛达一年之久,才渐渐痊愈。

后来,一位医生告诉我,伤风感冒无药可治,只有多休息,多喝水,至于坊间的一些感冒药,无非安慰心理,实际上没有多大疗效。而我则一直认为任何疾疫临身,唯有精进不懈才是祛病第一良方。

二十八岁那年,我患了恶性风湿,两膝关节疼痛不已,医师诊断后,宣布必须及早锯断双腿,以免殃及五脏六腑。我听了之后,心里一点也不惊惶恐惧,反而觉得行动不便,正好可以掩关阅藏,专心写作,一样可以尽绵薄之力,弘法利生。当时由于法务繁忙,以致开刀时间一拖再拖,也许正因为能够将生死置之度外,反而容易康复,后来竟然痊愈了。事后许多人纷纷打听我吃了什么秘门偏方,我想如果真有什么仙丹妙药,那应该是多年来熏修佛法的体验,养成我乐观进取的个性,使我遇到任何境界,都能不为所惑。

十多年前,背部突感不适,经多位医师会诊,说我只剩下两个月的生命,后来也是因为忙于南北弘法,忘了复诊。事隔好久,突然想起此事,再去检查时,才发现只是过去跌伤时的瘀血作怪。医生大叹虚惊一场,而我却始终不曾因死之将至,而烦忧懊恼,也未曾因生之复得,而庆幸欢喜,反倒觉得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如幻似真,正好可以考验自己的禅定功夫,增加对外境的免疫能力,未尝不是一剂上好的补药。

近几年来,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导致视力日渐模糊,美国的罗大夫为我做激光治疗时,曾经形容我的眼睛就像一件破旧的衣裳,经过缝补,只会再坏,不会变好,并且一再叮嘱我要多休息。刘大夫则说我的眼睛只能再看几个月。到现在为止,也不知过了多少个“几个月”,幸蒙龙天庇佑,佛祖加被,尚能辨识前物,故而依然四处弘法。

数月以前,台湾的眼科权威文良彦大夫为我检查眼睛时,讶异地对我说道:“我在医界服务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糖尿病患者,在接受多次激光治疗后,还能保有像你这样视力的人。”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曾有一位阮医师为我检查全身时,也是以同样吃惊的语调,说我的胃袋构造十分特别,消化功能奇佳,在千万人中难寻一二。

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天赋异禀也好,是诸佛护佑也罢,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世寿的长短、色身的强弱,而在于利用有限的生命,为众生谋取福利,为世间留下贡献。

我平日忙碌,难有闲时,甚至往往牺牲睡眠来成全他人的愿望,有时心里真想找个机会好好休息一场,无奈我惯于不逆人意,所以每天总有一长串推不掉的行程。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清晨,我在浴室滑跤,将腿骨跌断,虽说真正尝到寸步难行的苦头,但是我终于被迫休假,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既不用会客开示,也没有一大堆的计划公文让我伤脑筋,感觉真是舒服极了。俗云:“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想到生病在院,向来是大家深以为苦的事情,在我而言,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可见苦与乐都在我们一念之间。

开刀后的第三天,我竟能坐轮椅到鹿港讲经;半个月后,在日本国会宪政议事厅,由多位议员和记者将我抬上讲台演说。以后约三个月,我就能舍杖而行,上下自如,连医生们都啧啧称奇,而我心里却很明白,这是因为打从下床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抱持依赖拐杖的念头。尤其每当走路的时候,就不禁想起过去少年时的我,为了矫正天生内八字的缺陷,不知花费多少心思,自我要求走路要既稳又快。后来,我即使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也能健步如飞,如履平地。数十年后,我返乡探母,顺道游访万里长城,同行的七十二人中,不乏年轻力壮的徒众,然而我却一马当先,脸不红气不喘地第一个登上关口,赢得大家的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