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将食指抵在唇上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我能够感受到这只手此刻正激烈地颤抖着：“小声点，自从你二哥出了事我这颗心就一直提着！我今天早上听广播，据说警察怀疑这件事是有人和匪徒暗中勾结、里应外合，才能让这伙人轻易地进到屋子里，所以把在场所有的人都带回警局协助调查了。”
我不由有些恨恨：“明明就是他们自己做的事，怎么好意思说是有人里应外合？就算是有，也是暗探和警察私相授受……”
母亲的脸凑得离我更近了，我看见她的眉梢眼角都沾染上了焦虑与惊惧的情绪：“这些话是以后对谁都不要说，甚至连想也不要想，说错话的后果是你我都无法承担的！”
我想起二哥的事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难以愈合的伤痛，便决定将事情的真相掩盖起来，只告诉她容易接受的说辞：“唔，你记得卫二月吗，她父亲在报社里工作，知道自然比我们多。所以我们刚到现场便被她父亲带走了，所以现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也不甚清楚。我发誓，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我也和你一样看了报纸才知道。”
母亲认真地将我说的话推敲了一遍，也终于接受了我的说法。她认真地警告我，不要和二哥一样，满脑子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想法，现如今政府最忌讳的就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对当局在处理先关事件时态度也是日益强硬。而作为万圣节事件的副作用，从这一天起，母亲对于我的管教和限制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相信，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行动自由都会受到限制。
说来也奇怪，自从万圣节那一次之后，虽然我曾经明里暗里打听过许多次关于顾作言的消息，却听说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又一次请假回乡探亲，可能连期末考试都赶不及参加。我很清楚对于一个学生而言长期缺课和缺席期末考意味着什么，因而对这个人更多了无数的猜测与思考。而对于戏剧社的同学们来讲，摆在她们面前的难题太多，因为顾作言的长期缺席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每逢乱世之秋，便意味着无数著名人物的诞生，同样的也伴随着无数名人的离世。在我十八岁的这一年，年初的时侯送走了章太炎，到了岁末，一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又黯然离场。同学们在忙着备考的同时，也不由得为此伤感了一把。就像是沈仪，这一来又大出了一把风头，她怀念鲁迅的散文一下子被《文学丛刊》的编辑相中，在满是油墨香味的书籍里留下了自己惊艳的一笔。
课堂之上，曹先生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沈仪的文章。说起来她的文笔功底未见得就比其他的同学更优秀，甚至于我的古文功底都要胜过她。但是这些并不十分深奥的字词在她的搭配组合之下却充满了情愫，而那个长着小胡子的老先生也变得从未有过的亲近和生动。
当然，因为有了二哥的前车之鉴，又有了上一回万圣节的亲身经历，我在这种事情上头自然是不敢出什么风头，自己的悼念文章也就只限于“交差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