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道：“怎么可能你们一闯祸就送去国外，你以为美国像苏州杭州一样想去就能去么！”她反复地搓着手，整个人显得异常焦虑：“你的事情和你二哥不一样，他们要查，你就大大方方地给他们查，横竖最后什么也查不到，也就一了百了了。”
卫二月被吓得不轻，她胆战心惊地望着母亲：“我不会被抓到局里去吧？听说那些人的手段比满清十大酷刑还要厉害，进去了少说也要扒一层皮。还有，还有，委员长不是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么’，这下子我真的完蛋了。”她的想象力十分丰富，煽动力尤其过人，这一番话把我吓得浑身冰冷，仿佛“咚”地一下掉到冰窖里头。
母亲对她果然比对我耐心许多，她非但没有责怪卫二月的异想天开，还认真地同她解释：“哦哟，你这个孩子，心思怎么比大人还重。你每天就学校和家里两点一线，顶多去看两场电影，参加几个活动，哪里会有机会通共？好了好了，听我的话，待会我叫辆车把你送回家，往后你该出门出门，该上课上课，就和平时一样。他们挑不出你的错来，事情也就过去了。”
卫二月乖巧地点了点头，虽然她心中仍旧担忧不已，但是母亲的镇定态度却让她选择了相信。时间走到了十二月，一路之上西北风席卷而过，在我们的脸颊上留下了冰冷刺痛的触感。而原本茁壮而茂盛的法国梧桐也露出了颓相，只剩下空空荡荡、灰白斑驳的枝桠。若是说夏日里的上海是一幅生机勃勃的油画，那么这个时节的上海就成了清冷的水墨画了。仔细闻闻，仿佛鼻尖都可以嗅到那种萧索、落寞的气息。
我们没有交谈，只是各自想着自己奇异的心事。我瞧着街上穿着厚重、行色匆匆的人，联想到近来发生的事，忽然涌起一股伤感。我反复地安慰自己，过了这个冬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些离开自己的亲人朋友都会回来，上海也会像以前一样繁荣而热闹。然而，就在几天以后，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便让我的期待成了空想。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这一天是祖母的七十岁生祭，家里的大人们特意请了假留在家中，几个哥哥和我也没有去学校。可是没想到，一大早急促的铃声便把所有人从睡梦之中吵醒。父亲接了电话，一张脸瞬间变了颜色。他连早饭也来不及吃，抓起外套就匆匆出了门。我们从他反常的举止里都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味，只是今天是祖母的生祭，所以也就默契地把这种疑惑埋在心底，谁也不曾说了出来。
到了中午时分，街上忽然热闹起来。水清激动地冲出去打听，又急匆匆地冲上楼来发表她的所见所闻：“要命了，出大事了，我听他们说委员长被抓起来了，这样子一来不就是要变天啦？”
母亲嗔怪似的拍了拍她的额头，但神情语调却没有丝毫不虞的情绪：“这种话家里讲讲就好了，可不能出去瞎说。要不然你这嘴巴，总归要惹出点祸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