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乱的时局中只有一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时间。在危险而忙乱的时节里，夏天悄然而逝，秋天的脚步渐渐近了。原本离开家时，我以为这不过是个短暂的任务，过不了几天就能回去。却没想到在救护团里一呆就是大半个月，这一来，原本带的衣服显然是不够穿了。于是趁着接卫二月回家的机会，匆匆赶到法租界的小洋楼里取了几件保暖的衣服。
祖父照例是不满的，自从日本人打到了上海边上，他就愈发看什么都不顺眼了。原本在家里的时侯，父亲没少挨他的骂。原因无非是父亲向来离经叛道，让自诩正统的他自然是无法理解。
到了法租界以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父亲在家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时间也越来越短，老爷子反倒对父亲体贴起来。水清偷偷告诉我，好几次看到祖父吩咐跟父亲留晚饭、熬补汤，看得出他是真正关心这个儿子的。不过明面上却不曾发现他的态度转变，偶尔父子俩在一个桌上吃饭也总是说不到一块儿去。在父亲不在的时间段里，喜欢斗鸡走狗的二伯就成了祖父的新目标。他对于这个空长了几十岁仍旧不学无术、不思上进的二儿子常常是捶胸顿足，恨不得他不要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才好。
我提着行李箱准备离开这座法租界的小洋楼的时侯，祖父还在对二伯骂骂咧咧，大意是国家都乱了，真正有骨气的男人都去战场上为国尽忠了，剩下的那些也是摩拳擦掌、同仇敌忾，励志要把小日本打出去。再不济的也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家里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总不见得让女人出去抛头露面。像二伯这样没出息不上进的还真是少见，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成天还只知道嘴一张吃家里的饭，手一伸问家里要钱，一家老小还能指望他些什么！
能说会道的二伯母也只好闭了嘴随便祖父教训，毕竟这种时候她的靠山就是自己的婆家，要指望娘家那是指望不上了。大伯万事不开口，一开口就是一副长兄如父的样子，他义正词严地说了一大段话，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真心实意，又有多少是作秀的成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大伯对自己的定位向来如此，他做不了什么大事，守住家业却是并不难。大家都清楚偌大的家产最终大部分会落到他的口袋里，他唯一顾虑的就是能说会道的二伯和“精于钻营”的父亲会夺走了属于他的部分，所以逮着时机总是不忘显示自己高风亮节，好让祖父对他另眼相看。
在家里的时侯，隔三差五的明争暗斗都是了不起的大事。现在满脑子的国仇家恨、社会大义，这种无谓的争吵就显得小儿科了。
母亲一路把我送到了路口，她捏着我的手简直要把我捏碎一般。反倒是我，现在面对什么事情都越来越镇定从容。我揽着她的肩膀安慰她：“我又没去多远的地方，你要是想我了，就来看看我。再说了，这场仗一打完，我就回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