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重语气，说到这里我特意停顿了两秒：“你想想好多年前日本政府就开始动员农民移民到东北，他们长相习惯虽然不变，但是却已经能说一口地道东北口音的中国话了。对，就这样，肯定没错。”
时译之一直耐心地听着我激动地说完一大段话，才认真地点了点头：“组织对你的意见很重视，那天我们一收到你的纸条，立刻组织人力对书店进行了严密的监控，这一下果然叫我们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情况。不过眼下我们不打算立刻把这伙人揭露出来，我相信假以时日，让他们尝到更多的甜头，就一定会有进一步的行动。敌在明，我在暗，说不定能钓出后面的大鱼来。”
我面无表情地点头：“哦，你们的打算不用告诉我了，反正我也不是你们的同志。”
时译之却并不不介意我冷淡的态度，而是正了正姿态，用严肃的口吻告诉我：“我明白你是一片好心，想要我们对潜在的敌人能有所防备。不过你这种缺乏纪律性的表现却是把大家都置于危险的境地，要是你的神来之笔给我们的对手发现了，你可想过要多少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喏喏地替自己辩解：“我写这张字条的时侯非常隐蔽，绝对不可能被任何人发现。再说交接名单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我现在也就是给里头增加了一丁点儿的不安全因素，也不至于像你说的好像捅了天大的篓子一样。”
我敢保证，若是站在我面前的是顾作言，他此时必然已经是怒不可遏的状态了，但是时译之的好修养让他在十分紧张的状态下仍旧能够保持着一贯的斯文气度：“有些事你刚接触地下工作并不清楚，我们也并不想因此责怪你。可是往后，你还要完成很多重要的工作，一定不能再像这次一样随心所欲。你是没有看到过地下党暴露以后的惨况，我能肯定你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再抱着现在这样的态度。我们的每一次行动都要求严格遵守命令，不能有任何的随意举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一个成员的安全。”他向我做一个“请”的手势：“我的车就停在后弄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在路上好好同你说说。”
这一路他果然滔滔不绝地说了好多关于地下工作的事。这些闻所未闻的故事彻底颠覆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让我在某个瞬间开始忍不住怀疑是不是人性是本恶的。这些有着不同政见的进步青年，被政府视作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们后来无数次听到“攘外必先安内”这种论调，实际上就是因为在当权者看来，地下党的破坏力要更甚于日本人。刨去这节不提，我也无法想象，人竟能想出那么多残忍的方法来对待同类。后来的谍战片虽然展示了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更多的血淋淋的情节却被刻意地抹去了。
拐过最后一个街口，时译之恰到好处地终止了这番震撼的讲述。他轻轻地叹了口气，问我：“现在你还觉得，你的这些小动作只是无关痛痒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