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整夜的雨刚一消停，刘胖子拉着郑经去绵城采访，手里抱着一个厚厚的文件袋。
那是一起工业园区成立时征地补偿问题的事件。
这些年，那个叫做张雪花的女人，希望总是燃起又破灭，磨灭了再把它点燃。
每一次补齐材料，领导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折腾着让回去补充，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领导换了一波又一波，张雪花还没把钱拿到手，后续领导看到这个遗留问题，更是对她避而远之。
听说这个镇上的领导从拆迁办升上来的，很有能耐，以前征地有村民呆在自家房子赖着不走，他就致指使挖掘机连人带房直接推平，一家两口当即命丧黄泉，事后花点钱很快摆平。
因为坝坝镇拆迁工作效率最高，他还受到县里的表彰。
张雪花的这件事实际上并不复杂，她奔波了二十多年，实际上就是为了证她是本地的她。
90年代，当地成立了经济开发区，把坝坝镇的田给占了，这其中也包括张雪花家的，凡是被占的农户都办理了土地补偿手续。
可那时，张雪花有些精神病，正处在犯病期，疯疯癫癫跑的找不到人了，分钱的时候她不在，谁也不知她是生是死，也就作罢了。
￡≡， 几年以后，当她再回坝坝，自家的住房和田地全消失了。
曾经广袤的原野被高大的厂房取代，自己的家和田都没了，病情已经好转的她，立马想到了征地补偿。
当时的经手人也都已经换届了，地方上以她户口早就迁回重庆等理由搪塞，不承认她是本地人。
从此，张雪花走上证明自己一直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的道路。
她怎么也想不通，土生土长几十年，为何一拆迁自己就变成了外地人了。
据郑经跟刘胖子调查，张雪花是家里的独女，1956年2月出生在坝坝镇五村，20岁那年遇到了在这里当兵的王大炮。
第一次见到这个高大威猛的小伙，她就有些心动，那时特殊时期还没结束，她们经常躲在被红卫兵砸烂的宋代草堂里约会。
王大炮是个孤儿，伍后没有回去，1976年，在公社和大队的共同见证下，两个人喜结连理，并在当年和次年生下了2个孩子。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个孩子出生后，张雪花突然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一犯病就疯疯癫癫到处跑，甚至几个月后才被人送回家来。
看着她的病时好时坏，王大炮对也失去了信心，1978年在她神智不清楚的情况下扯了离婚证，悄悄离开了这里。
但不管结婚离婚，她都没离开过这片土地。
1983年，坝坝实行土地承包，生产大队给她和孩子分了6块承包土地，张雪花在家边养猪边种地，生活过的还算平静。
1986年，师范学校、水电局、经济开发区逐步成立，原有的公社和乡政府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发病不在家，等到病情恢复回到家，发现房子和责任田都已不复存在。
张雪花要求地方按照规定补贴征地费用，却总吃闭门羹，他们甚至以她是疯子为由将其赶走。
后来，当地为了把张雪花的问题解决，补下了一份非常奇怪的红头文件，文件规定，凡是城乡通婚、离婚者一律取消征地费用分配资格，凡是16岁以下人员一律取消分配征地费的权利由父母供养。
他们告诉张雪花，“你的前夫是重庆的，结婚、离婚按文件规定属于没收土地之列，孩子未满16岁，等于说是把土地全部白白征用，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
但这个文件明显是违法的，一见光就会失去效力。
怕文件上的歪理站不住脚，当地领导后改口说她1976年结婚时户口已转出，从来没有分配过土地。
为此，张雪花首先带郑经和刘胖子找到当年参与土地分配的老生产队长、妇女队长，老队长和妇女队长，他们都一把年纪了，尽管很同情，但都怕得罪人，不愿意给出这个证明。
跪了一次又一次，哭了一回又一回，老生产队长和妇女主任终于写下了他们的证明：“在我们当生产大队干部期间，对她分了承包土地，地名分别叫操场坝、马路田、谢登田、上农田、下农田和中地，总共6分6厘8毫，从1986——1992年，开发区陆续将生产大队土地卖掉……”后面是他们的签字与红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