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虽然把朱墨怼得哑口无言，但朱墨却从中看出了张智的外强中干，看出了张智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在张智身穿白大褂一头扎进实验室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她想对张智说：“你现在就好比一个有可能拿冠军的运动员，但如果你在赛场上想法太多的时候，你的比赛动作就会变形，就会影响你取得好成绩。”
可是朱墨知道，现在的张智一方面不自信，一方面又自我感觉良好，怎么说呢，还有那么一些自我膨胀的因素在里面，所以，直来直去地跟他说这些，他很难听得进去。
晚上，朱墨睡在了女儿的房间里。
静静的窗外，偶尔从几百米外的国道上传来一两声大货车尖利的鸣笛声的时候，朱墨知道已经是后半夜了。躺在床上思来想去，她决定换一种方式和张智对话。
从女儿的身边轻轻地翻过身来，朱墨蹑手蹑脚地下了床，在卧室门口，她听见了张智那边传来的均匀的鼾声。来到客厅里的电脑桌边，她扭亮台灯坐下，拿过桌上放着的笔和稿纸，略加思索，便写了起来。
她给张智写了下面这封信。信的开头，她先将曾经的两个生活片段重现了出来。
片段一——
张智，你还记得吗，十几年前，你我相识一段时间后，我们准备一起去银城你的父母家。那几天，正是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货的时候，你说，家里人都爱吃牛肉，可是银城市场上牛肉很少，价钱也贵。于是，我俩就一同到西城的一个年货市场挑选购买了十几斤牛肉，准备带回银城。
付完钱，你问卖牛肉的老板：“秤给够了吧？”
老板说：“放心，只多不少。”
拿了牛肉，我们转身准备离开，这时看见了不远处工商部门设置的公平秤，我们就来到公平秤前，把刚刚买的牛肉放了上去，结果，斤数不对。赶忙叫来旁边的工作人员看看到底是多少，工作人员说出来的斤数，比我们掏钱买的斤数少了将近两斤。我气呼呼地说“走，找他去”，并要求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一块儿过去。
那老板显然是做贼心虚，看我们领着工作人员过来，就满脸堆笑地对你说：“兄弟，怎么了？”
我走上前对他说：“你说怎么了？”
那个工作人员显然并不想把这个老板怎么样，说：“别啰嗦了，少多少给人家补多少。”
我对老板说：“应该缺一罚十你知道吗？”
老板故作轻松打哈哈地说：“可能看错秤了，嘿嘿嘿。”
说着，老板就从案板上的一大块牛肉上切下一块来，一边递给你，一边说，“这回肯定只多不少”。
这时，你在旁边把老板新切下的那块肉往袋子里装，装好后，那个工作人员和看热闹的人就准备散去。这时，你突然冒出了一句：“按说秤不够都应该把你的秤撅了！”
一句话把老板的火蹭得激了起来，他虎着脸拿起秤杆就往你怀里塞着说：“给给给，你撅你撅！我看着你撅！”
你站那儿傻眼了，两只手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这时，刚才看热闹的人，又都收住了脚步，重新围拢过来，等着看下文。
眼看着你被逼得尴尬地站在那儿，像秀才遇见了兵，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脑子一热，啥也不想了，伸出右手一把夺过老板手中的秤杆，然后左右两手紧握秤杆的两头，抬起右腿就准备把手中的秤杆横着往大腿上猛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