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为诨臣万岁乐队，着绯绿罗宽衫，浑裹簇花幞头——京剧里小生常带的英雄巾。这队表演的是宋代戏剧内容。
六为儿童感圣乐队，穿青罗生色衫，系勒帛，总两角——宋代童子发型，梳两小辫，称总角。他们在杆子上舞着，表演赶趁。
七为玉兔浑脱队，着四色绣罗襦，系银带，戴玉兔冠。浑脱乃酒囊、皮船、口袋等——这队伍也就是现代的旱船队。
八为异域朝天队，穿锦袄，系银束带，戴夷冠——波斯胡帽，也就是现代的无沿毡帽。他们敲敲打打，表演着西域打击乐。
一为儿童解红队，着紫绯绣襦，系银带，戴花砌凤冠，绶带。解红是红色彩带，解红队也就是挥舞彩绸，边走边舞的队伍。
一为射雕回鹘队，着盘鹘锦襦，系银，射雕盘（盛箭囊）。这队全副武装，展现男子威武气。
两百多名儿童，红紫银绿，色彩斑斓，绵袄宽衫，着装多样，戴玉冠，裹幞头，舞剑器，执锦杖，捧宝盘，挎雕箭，扮外夷来朝，装异域献宝，亦庄亦谐，亦歌亦舞。那种热闹壮观的场面，无不会使人陶然而醉，乐不能禁。
这是什么？现代叫做“花车巡游”，据说是民国以后传入中国的洋玩意……嗯，现在，赵兴在宋代观看中国人的花车巡游——是的，是宋代！是中国！他心里不住琢磨：这花车巡游，焉知不是宋代传遍世界的？怎么到最后，它成了彻底的洋玩意？郁闷！
宋代城市惯兴以儿童来祝福、来祈祷、来欢乐的风尚，尤其重大的社会活动，都要让儿童来参加以烘托气氛。像熙宁年间东京久旱不雨，皇帝就下令东京的儿童着青衣，围绕着各坊巷贮满水、插柳、浮蜥蜴的大瓮，呼喊着：“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
这种庆祝方式，宋代称之为“小儿队舞”。
有了儿童起舞寄托吉祥，驱灾降福，即使是久旱不雨，人们也会将此当成赏心乐事。因为在享乐主义盛行的北宋，人们不太在于具体内容，“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而皇帝生日动用“小儿队舞”表演，也是为了使“赏心乐事”的氛围更浓……现代人看不到这场景，但可以从宋代的《百子嬉春图》来感受这场景的迷醉。
“小儿队舞”组成的花车巡游持续了一整天，巡游队伍走遍了杭州城的大街小巷……第二天，进入了团练蹴鞠表演。
苏轼还有一个官职是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原本在天宁节这天他要检阅禁军的，并在这一天组织禁军表演，以祝贺天宁节，但由于他实在分不开身，禁军表演就顺延到了第二天。
宋代大多数禁军不是用来战斗的，是用来表演的，他们每年的训练就是为了在节日里为百姓演出。汴梁城的禁军任务重，他们要在金明池开放日，以及元宵、寒食、中秋、冬至，还要在天宁节表演。而移戌外地就粮的禁军任务清闲，他们每年表演的重轴戏只是天宁节。
这天表演的是一种有球门的蹴鞠运动。
这种蹴鞠运动，较之不用球门的蹴鞠运动稍有对抗性。参加运动的人需分为两队，每队各有16人，计有球头、正挟、头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等，两队总共32人，通常又被各自唤做“左右军”。
苏轼指着场地向赵兴介绍：“离人，你看过金明池的表演吧，那里人多场地小，一般不搞这样的比赛，但在外地，禁军在天宁节最常做的就是蹴鞠赛。”
这场比赛是在杭州校场举行，比赛对百姓开放的，往常这校场是禁止百姓出入的，现在，场外人山人海，连墙头上都蹲满了人。赵兴比量了一下场地的大小，问：“这场地有尺寸规定吗？”
苏轼好奇的瞥了一眼赵兴：“规定尺寸干嘛？人常说：有多大的场子摆多大的阵。各地校场大小不一，官家规定校场大小，反而令大家放不开手脚……嗯，倒是那球门有尺寸规定：两根高三丈二尺的木柱立在那里当作球门，木柱相距二尺八寸，网阔九尺五寸，球门上有一个大小三尺左右的‘风流眼’，作进球用……”
“我不信”，赵兴一翻白眼——古人关于尺寸的东西，从来都不可信。
那门柱有三丈二尺高吗？这高度相当于两根电线杆子的高度，可宋朝没有水泥电线杆，只能用木头当作门柱。长成十米高的树干，底部该有多粗？这样的门柱竖立起来，因为十米高的柱子经常有球撞击高处，高处还挂个网，为了防止被风吹倒，所以埋入地下的部分至少需要两米。也就是说，那两根门柱必须采用十二米高度以上的巨树，那是什么树？
“拿尺子来，既然有规定门柱高度，我们需按规矩来，让我量一量门柱符不符合规定”，赵兴一边说，一边嘴里嘟囔：“把球踢到十米高的风流眼，贝克汉姆能不能做到都成问题，我就不信这门柱符合要求！”
“离人，休得胡闹。书上说尺寸有虚指泛指的说法，这里说三丈二尺，那是一个泛指，极言门柱之高——你怎能如此无趣，要去量一量那高度呢？”苏东坡急忙劝止。
赵兴点点头，泛指，这就对了，现代足球，球门高度也就两米四四，赵兴觉得“风流眼”竖立的高度，比现代球门高不了多少，最多有三米，怎能说有三丈呢？
“公平，我只想着两球队的门柱需同样高，这才公平……等等，书上说？这门柱高度是在什么书上规定的？”赵兴问。
苏轼是老师，这时候老师的脾气发作了，耐心的教导说：“传说黄帝擒蚩尤，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此为蹴鞠之始。刘向《别录》言：‘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所以，至汉以来，蹴鞠就是军中之戏。至于这些门柱高度嘛，原无定例，说到这尺寸……也许是汉代《蹴鞠新书》中交代的。”
苏东坡的乱用典故可是有名的，据说他考状元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上古时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这个例子让博学多才的欧阳修看上了，他回家翻了好几天书，找不到相关记载，特地把苏轼叫来问一问，苏轼脸部红心不跳的回答：“那例子是我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