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
你出这个倒霉题目还加劲催我写，真有点儿逼供味道。我迟迟不写的原因是——轮到作者自己出来说话，是评论的悲哀。若不是你逼我，我真不愿加重这悲哀。
我承认，这是我作小说以来争议最多的作品。在西德讲演，总有汉学家提出它和我讨论。在香港见到一些评论，褒贬皆有，反对者到了冒火动肝气吹胡子瞪眼的地步，说我就差写被阉过了的太监了，不知人家怎么琢磨出来的，愈想愈好玩儿。在国内，我似乎还得了“莲癖”的雅号。幸亏我是八十年代写的，若倒退到世纪初，真会被当作嗜弄小脚的狎邪男人。当然我还听到一种严肃的规劝，仿佛我由“现实主义”堕落下来，从紧皱眉头的忧国忧民忧吃忧穿忧分房忧不正之风，沉沦到为有闲者解闷解乏找乐写一种赚钱盈利沽名哗众的玩意儿。
其实这么闹闹并不错。过去我总巴望作品出来，赢得齐声叫好。现在改了，一些人激烈反对，一些人激烈赞成，反使我得劲上劲来劲。因为我终于把这东西撂在不同人不同认识层次不同审美标准的交叉点上，终于拿作品发起挑战。我事先看准了，没避开，而是迎上去。尽管有人并不自觉，我却十分自觉。所以我不怕误解曲解臭骂隔靴搔痒，却怕讨论只停在“他是不是展览大便”这种“见与儿童邻”的表层上。我等着强有力的反挑战，高明或至少不糊涂的对手，一直等了半年，不幸不巧不走运不知为什么没遇上。
说这小说要说它产生的背景。
这两年文化热闹得快开锅。在大文化含义上看，文化是无所不在的，思想信仰道德风俗环境建筑服饰饮食语言乃至心理等。无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我们无时无刻无处不受自己创造的文化所影响所限定所制约，然而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不完全是美德美食美服美文。这文化长期处在封闭状态中，好像一个裹得紧紧又死沉死沉的包袱从来不曾打开。历史上我们有过几次同化入侵民族因而盲目深信自己文化的强大。同化主要是文化的力量，其实这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强于入侵民族文化的缘故。可是1840年后就不同了。西方入侵者的文化带着猛烈的冲击力，古老中华帝国的稳定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与威胁，从万古不移万古不变万古长存的酣梦中惊醒。具有系统性完整性顽固性的传统文化的第一反应是排外——自成体系的都具有排他性。排外心理就自然纳入我们民族心理结构中，就成了“五四”以来社会变革的巨大障碍。一百年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致力于介绍西方文化，一方面致力于对民族文化进行反省反思批判。在文学上，鲁迅先生最早把敏锐的思维触角深入到文化深层。他主要通过对民族文化心态（当时称作国民性）的剖析与揭示，做出对当时中国社会痼疾的本质性解释。这就使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现实性，同时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涵，远远超出维新运动时期文学直露地反传统地呼叫变革的浅显的思想层次。
新时期文学发展到近两年，作家们文化意识的自觉，正由于我们再次经历重创与巨变，再次吞食传统文化的恶果，再次感受传统文化压抑下密不透气的悲剧氛围，再次面临社会生活的需要大变革。所以，必然要对社会的深层结构（特别是文化结构）进行比鲁迅先生更进一步的反省和反思。这是文学趋向成熟的表现，是文学与改革事业同步在更高层次的表现，也是作家对这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的一种积极配合意识的表现。文化反思是带有强烈社会性和现实性的，是对社会问题开掘的再深入，绝不是回避疏离逃跑。
现实问题不是皮肤病。
同时，我不同意把“寻根文学”归入文化反思。尽管寻根文学常常去表现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地域的文化状态，但它只是迷醉于再现这一文化状态辄止，应属于复古思潮。当然，复古与守旧不同。守旧是担心恐惧拒绝现代文明，复古则是现代人充分享受现代文明之后，回过身向历史寻求精神弥补；是在现实眼花缭乱的疾进中，回过身向历史文化寻找重心。因此在“寻根”热潮中，传统文化重新显示它无穷的魅力。可是这个含有文化复归意味的思潮，是现代人心理的一种走向，是时代的一种必然。所以我把“寻根”归为现代思潮。寻根文学和新潮小说是一张脸上左右两个耳朵。
文化反思与寻根不同，它是另一种眉眼容颜骨架魂灵脉搏脾气。自打鲁迅开端以来，它有三个特点。第一点是注重宏观地把握民族文化特征。比如写鲁镇，不为鲁镇的地域文化状态所囿，不止于把这种状态升华为一种审美内容。地域文化特点只是作为他艺术个性的要素，民族文化特征才是要牢牢抓住的。作品的思想是超地域的。第二点是注重紧紧对准现实。用刨祖坟的法子给予彻底的批判，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批判性，无情撕掉“子不嫌母丑”“家丑不可外扬”的遮羞布。从民族文化心态中寻找阻碍前进的心理因素，这一切都尖锐针对世态世人，以唤醒民族的自我反省，推动民族的自我拯救。第三点是注重写“文化人”。即塑造特有文化铸成的特有性格。“文化人”强调性格中的文化因素，以使人物的灵魂投射，对历史对民族对文化有深广的思想覆盖。应该说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特殊贡献。在我国古典小说中，贾政、薛宝钗、贾宝玉、宋江、范进等形象都含有文化因素。鲁迅先生对“文化人”形象的创造却更明确更自觉更具有目的性，更推向性格极端，更注重对现实的参照价值，比如阿Q等。新时期文学中，我以为陈奂生、那五、朱自治、周姜氏等都是作家有意塑造并获成功的“文化人”形象。可惜还没见到哪位高人打这角度给予评价，大概都忙着朦胧虚幻荒古怪诞晦涩现代意识和神经错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