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
玄幻 武侠 都市 历史 科幻 游戏 女生 其他
首页

四十八、苏州五人之墓(3 / 3)

外国人名,总是一见或一听便知是男是女。倒是在“严男女之大防”的古代中国,偏有男人取女人的名字。害得拍荆轲刺秦王的影视片,得找个老太太来演徐夫人。拍成片子后,知道司马迁所写炼“见血封喉匕首”的那位原是男人,又忙不迭给徐夫人改姓。

周作人初上文坛,取笔名萍云女士、碧萝女士,不知外国作家有无同例。这是青年期性心理的一种反应,恐怕不算冤枉了他。

二○○五年一月七日

四十一、刻书匠人工价

《唐居笔记》中的文化史料如:

南京刻书匠人工价,是每万字三十三元(木板在内),字则不分大。这是民国十三四年的情形。

上海有位从北京来的刻书匠人,影刻宋板书每百字要银洋一圆七角。虽板片同样不另收费,万字须付一百七十圆,比南京普通刻工要贵上五倍多,可称高价。

木刻线装书现在都成了“古籍”,拍卖会上起码几百元一册。其实民国十三四年去今不到八十年,那时花一百多圆(也就合人民币七八千元,最多一万元吧),便可刻成一卷诗文(木刻线装通常两三万字一卷),刷出百十部来请教了。板片存在那里,随时刷印,多少不拘,花钱更少。

报载浙西某地山村,至今还有手工刻印的作坊,多为家族经营,承印的大部分是家谱,却不知道他们工价如何算法。如果不按影刻宋版要价,倒真想去那里刻印一卷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

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四十二、康有为刁半夜

《康居笔记》还记了不少名人佚事,如:

光绪二十四年的干支是戊戌,也就是“戊戌变法”的那一年,我在京城结识了康有为。他那时活动频繁,常常晚上还驱车四处拜访,车后带着一套铺盖。到了没设客房的人家,谈到夜深疲困时,他便打开铺盖,就地休息。

宋人陈师道在《后山集·丛谈》中讲过“刁半夜”的故事,是有位姓刁的学士,极喜交游,每到人家,谈论到了半夜还不肯告辞,因此得到这个绰号。戊戌当年的康有为,简直又是一个“刁半夜”。

陈师道“闭门觅句”,诗做得好,搞政治却非所长。他笔下的“刁半夜”,亦不过文士喜交游,一个夜游神罢了。而康有为却以政治活动为专业,戊戌年组织入京会试的各省举人“公车上书”,“访客常至夜深”是为了串联发动大家搞维新变法,是为了救中国。徐珂将康、刁二人相比,实在不伦。不过他这是出自亲见亲闻的记载,对于研究康有为还是有价值的。

二○○五年二月四日

四十三、题匾宜用成语

匾,又称匾额,在古建筑上是常见的。《冷庐杂识》卷二有一条“匾用成语”,乾隆年间京城关帝庙挂匾,某亲王府供养的一位文人,原是江苏的贡生,所拟匾额上的题语是:“子重英豪。”这正合乾隆皇帝想用关羽取代岳飞当“武圣”的“圣意”,结果被赏给六品官衔,比得上新科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的品级了。《冷楼杂识》接下去道:

又如仓颉庙题“始制文字”,盘古庙题“人之初”,引用成语皆切当。

现在知道仓颉、盘古都是传人物,“关公”的事迹也大半是家言,当不得真,但这些“匾用成语”确实不赖。

匾额和对联一样,都是汉字独有的表现形式,做得好也算得上好文字、好文章。我所见者,新的如自贡恐龙博物馆门首之“祖龙居”,旧的如苏州清代带头罢工被杀的顾姓机匠墓额之“义无反顾”,都可以加圈,也都是用的成语。而长沙最近在湘江边建“杜甫江阁”,只因为杜甫在长沙(潭州)做过《江阁卧病??》、《江阁对雨??》等诗作,便要定名挂匾,称为“江阁”。此正如某人写过一本《山居品》,便在他家大门上署额“山居”,岂非笑话。硬把普通名词当作专名,还想让它永远充当城市的标志,只能谓之不通,不足充亮点适足成污点矣。

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四十四、佟国舅讲文艺

《啸亭杂录》作者昭梿,嘉庆中袭爵礼亲王,为清朝十位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之一。所记贵族世家故事,出于亲见亲闻,与转抄稗贩之不同,颇能见微知著,如卷七之记佟国舅。

佟国舅大名佟国维,为写康熙戏中必会出场的角色。他既是皇帝的舅舅,又是皇后的爸爸,历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位高权重。《啸亭杂录》却他:

不以揽权为要,暇时惟邀学士讲文艺以为乐。

“讲文艺”是如何讲的呢?《左传》记齐桓公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稍微读过点古书的人,大概都读过这篇文章,都会懂得“风马牛”的意思,佟国舅却是这样讲的:

左丘明之文果神妙,世间有疯马牛共驰之,焉能相及也。

于是“人皆捧腹”了,自然也只能偷着乐,当了面谁都不敢。

明明大权独揽,偏装出“不以揽权为要”的样子。还要找一班“学士”来帮闲凑趣,以显示自己不仅“善于领导”,还很会“讲文艺”。可惜一遇“风马牛”,不学无术就原形毕露,徒供国人讪笑,虽然深居王府听不见笑骂声,但被昭梿写在书上,流传后世,亦可哀矣。

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四十五、该死的张凤阳

康熙前期,正黄旗的索额图、明珠二相掌权,《啸亭杂录》述时谚云:

要做官,问索三(索额图);

要讲情,问老明(明珠);

其任之暂且长,问张凤阳。

张凤阳是谁呢?原来只是礼亲王府一名包衣也就是家奴,其权势却可与索、明二相相提并论,可谓奇矣。

《杂录》所记张凤阳飞扬跋扈的事例,如某次他闲坐城门口,适逢某省抚台入京,卫队呼其起立,他生气了,“什么*官,对我耍威风。”不到一个月,这位抚台就被参了。

张凤阳“交结戚里言路,专擅六部权势”,达官贵人都怕得罪他。“纳兰太傅(即明珠)、高江村(大名人高士奇)等款待宾客,凤阳裼裘露顶,忝踞上位”,简直跻身最上层,众皆侧目。

势力越大越得意忘形,弄到后来,张凤阳居然欺到自家主人即礼亲王亲家的头上,这才闯下大祸,送掉了自己一条命。作者述云:

先外祖董鄂公见罪于凤阳,凤阳即率其徒入外祖家,拆毁堂庑。外祖公奔告(先)王,王燕见仁皇帝(康熙)时,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归,呼凤阳至,立毙杖下。未逾时而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凤阳罪,已无及矣,都人大悦。

皇上刚批准惩治,皇太后随即就颁旨赦免,其本领可谓“通”,而终不免“立毙杖下”。可见豪奴不管多豪,仍然是奴,在社会上横行也许呒啥,若不心得罪了主人,那就真正该死了。

二○○五年四月一日

四十六、清初的流行色

几年前见有期刊名叫“流行色”,觉得新鲜。其实自从人们开始讲究穿着以来,各个时期都有各个时期的流行色,不过当时未必那么叫,后来未必人人都知道。

《啸亭续录》卷三有一则谈清初服饰沿革云:

色料初尚蓝,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福康安)好着深绛色,人争效之,谓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浅灰色,夏日纱服皆尚棕色,无贵贱皆服之。亵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绿色,国初皆衣之……纯皇帝(乾隆)恶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无知者矣。

这里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名人能引起流行,二是政治也能影响流行。但是流行时尚毕竟属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社会现象;政治则只能影响于一时,并不能够长久。《续录》卷四中另一条便到,近年优伶衣服又流行油绿色,“亵衣无不用之”了。

流行的趋向,本来是从娼优艺人到姐少爷,再到太太老爷。优伶们“无不用之”,士大夫自会习而效之,于是乾隆时禁止,嘉庆时又绿了起来。社会习俗和群众心理的力量,的确要比统治者个人意志大得多。

古时行繁琐的“礼制”,什么品级着什么颜色,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也是一种政治措施,违背了普遍的人性。正如一九四九年以后全国一片灰,一九六六年以后全国一片绿一样,其不能长久也是必然的。

二○○五年四月八日

四十七、朱瓣香写声音

古人写声音,要算“大块噫气”写得最好,《秋声赋》不怎么样,倒是舒白香《游山日记》嘉庆九年七月廿八日所记的简洁而有情趣:

又作。此山不闻风声日盖少。泉声则雨霁便止,不易得。昼间蝉声,松声,远林际画眉声。朝暮则老僧梵呗声和吾书声。比来静夜风止,则惟闻蟋蟀声耳。

陆定甫《冷庐杂识》卷四有一则,介绍山阴朱瓣香,尝于秋夜枕上戏咏“声”字,用独木桥体(即每句末字相同)作《醉太平》词十二解,谓其“殊有别情”。我也很欣赏,兹抄录如下(每解以∥分开):

高槐怒声,修篁恨声,萧骚叶堕阶声,破窗儿纸声。∥沉沉鼓声,寥寥磐声,楼横笛声,接长街柝声。∥邻犬吠声,池鱼跃声,啾啾独鸟栖声,竹笼鹅鸭声。∥虫娘络声,狸奴赶声,墙根蟋蟀吟声,又空梁鼠声。∥重门唤声,层楼应声,村夫被酒归声,听双扉阖声。∥兰窗剪声,芸窗读声,孀闺少妇吞声,杂儿啼乳声。∥喁喁昵声,喃喃梦声,咿唔女娇声,有耶娘惜声。∥盘珠算声,机丝织声,松风隐隐涛声,是茶炉沸声。∥风鸣瓦声,人离座声,门盘叩响连声,想残烟管声。∥床钩触声,窗环荡声,檐前玉马飞声,似丁当珮声。∥空堂飒声,虚廊声,花阴湿土虫声,作爬沙蟹声。∥遥声近声,长声短声,孤衾捱到鸡声,盼晨钟寺声。

活在城市里,日为噪声苦。这一十二节《醉太平》词,一口气写了四十八种声音,给人的感觉却是清冷和萧寂,古今的生活真是大不相同了。

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多顾铁卿“恃才华纵情声色”,所著《桐桥倚棹录》却和《板桥杂记》一类专记声色者不同,其“冢墓”部分着力介绍的也不是真娘、徐兰等名妓的“旧埋香处”,而是明末在苏州带头闹事被杀掉的“五人之墓”。

“墓在山塘,墓基即‘普惠生祠’,毛一鹭所建以媚珰者。”山塘为苏州胜地,毛一鹭是捕杀五人的苏州巡抚,“珰”则指太监魏忠贤。明朝启年间,魏忠贤擅权,大肆诛逐忠良,毛一鹭即其党羽。六年初,魏派特务来苏州,逮捕已罢官回家却“有德于乡”的周顺昌。苏人大愤,“不期而集者数万,咸执香为周请命。”和平请愿受到武力威吓,激化成暴力冲突,一名特务被当场打死,毛一鹭狼狈躲入茅厕才免遭群殴。旋即捕杀“倡乱者”五人,都是“人皆得以隶使之”的下层群众。五人则自云“我等好义,非为乱也”,“意气扬扬,谈笑以死”。

魏忠贤辈残酷杀害“好义”而“非为乱”的五人,在广大市民和士大夫中丧尽了人心,正好助长了李自成张献忠们“为乱”。五人被斩首,当时便有人“哀之,捐金得首,合其尸敛葬”。两年后启皇帝一死,魏忠贤完蛋,生祠被拆掉成了五人的新墓址。此处后人题咏极多,《桐桥倚棹录》所载蒋士铨、舒位、赵翼诸诗都写得不错,但我觉得顶好的还是李福的这几句:

五人奋臂呼,万人并力赴,击死缇骑走一鹭。

人生快意亦自足,延颈怡然就显戮。

今日英魂同聚处,曩时普惠生祠屋。

虎丘塘,七里长。

花市丛中三尺土,五人名姓千秋香。

今人写文章,多把苏州人写成软语吴侬,名胜则只讲园林胜景,“五人之墓”早被冷落,连《古文观止》压卷的《五人墓碑记》也没再选读了。

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四十九、最老的老童生

光绪乙巳(一九〇五)年停止科举考试,兴办新式学校,至今已一百周年。一百年前,读书人想做官出名,只有走科举考试一条路,从秀才、举人、进士一级级考上去。考取秀才叫进学(进县学读书),本该十几岁的童子们去考,故称童生。周作人十四岁(光绪戊戌)初应县试,全县应考童生五百多,秀才定额只取四十名,他列第四百八十四名。后来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即使每年不增加来考的人,只就这些人中拔取,待到自己进学,也已是十多年以后了。”而事实上来考的人必定一年比一年多,考不取的童生便会越考越老,成为老童生。

《儒林外史》中周学道问范进多少年纪,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周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过去总以为这是艺术夸张。近阅戴延年《吴语》:

吴县曹宗楷入泮,年已七十八,刻卷首自篆印曰,“六十年前十八郎”,人传以为佳话。

这佳话其实够辛酸的,因为他进学时比范进还大了二十四岁。而商衍鎏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所述:

广东三水县人陆云从,入学时已百岁。

此人百岁入学,九十九岁时的身份还是童生,比曹宗楷还年长二十二岁,比范进则整整大了四十五岁,可算是最老的老童生了。

常听到对“应试教育”的批评,其实这不大能够怪当今,因为中国读书人本就有“应试”的传统,是不怕考的,有书为证。可以不算,商衍鎏却是停止科举前最后一科的探花,后又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民国时期应聘到德国汉堡大学教授过汉文,新中国成立后还当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来“述录”科举考试,乃是真正的权威,应该可信。

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五十、关于阳春白雪

《思益堂日札》卷五云,“事有古人误用,后人承用之而不觉者”,举“阳春白雪”为例。原来《新序》中宋玉对楚王的是:

阳陵采薇,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数十人;引商刻角,杂以流徵,和者不过数人;曲弥高,和弥寡。

这里曲高和寡的,明明是“引商刻角流徵之音”。《后汉书·黄琼传》却偏要,“阳春之曲,和者必寡”,从此后人便把“阳春白雪”作为曲高和寡的代表。

宋玉的话,《楚辞》所述,比《新序》还多出了一个“下里巴人”,据一唱此曲,“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接下来才是阳阿薤露(阳陵采薇)和者数百,阳春白雪和者数十,引商刻羽(角)杂以流徵,则“不过数人而已”。这一头一尾,便是通俗流行与曲高和寡两个极端。“阳春白雪”处在其中,虽比不上“下里巴人”数千人那样热闹,却也不如“引商刻羽(角)流徵之音”数人那样冷清。

问题就出在《后汉书》作者误用“阳春白雪”代替了“引商刻羽(角)流徵之音”,本来前者的“和者”也就是知音比后者多十倍,要比“曲高和寡”是无论如何比不上后者的。无奈谬误一经群众接受,便会牢不可破。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读书人都跟着这么。读过《楚辞》和《新序》的人,也懒得拿起书来查一查,对一对,想一想。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以后,“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成为共识,全民皆知,连权威的《汉语大词典》也,“阳春白雪喻指高深典雅、不够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了。

伊文思教授在《荒唐思想的自然史》一书中写道:“世上没有比谬误更强有力的东西了。”旨哉言乎。

二○○五年九月七日

五十一、不在不通之列

一个人“不通”,很不客气了。汪中评骘时人,称其“不在不通之列”,似乎更不客气。但他又,“读书十年,可望不通”。杨钧《草堂之灵》引此语后,接着王先谦辈看书五年,自称无一不通,实在无一可通,举其补注《汉书》为例,曰:

读《汉书》遇不可解处,偶翻王先谦《汉书补注》,彼亦茫然;所可解者,彼亦明晰。补注之功,究在何处?

读书“遇不可解处”,尽力求解仍不得解,即是汪中所的“不通”。此种境界亦不易达到,汪氏便费了十年以上的工夫。而求解之一法,便是多看前人注释。但如果我能解者“彼亦明晰”,我不解者“彼亦茫然”,这种注释便不能帮我求“通”,只能使我继续处于“不在不通之列”的地位。那么,做这种注释的人,实际上恐怕也比我高明得不多,顶多能够把六字考语的头一个“不”字去掉。

《草堂之灵》所指出《汉书补注》的毛病,看近二十年来的注释本,是更加多,也更“儿科”了。短文不能长,只举一句为例:

时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识于汉皋孙氏枕流漱石之馆。

这短短一句出了六条注,“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识”、“汉皋”、“枕流漱石”等人尽可解的(最多一查工具书便可解,如道光三十年之为公元一八五〇年),都不厌其详“明晰”地注出来了;而我所不解却又很愿得解的“孙氏枕流漱石之馆”究在“汉皋”何处,作者又为何住到这馆里去了呢,作注者却似乎和我一样“茫然”,只以“不详”二字敷衍了事,让读者去拿石头打。

读书尤其是为书作注,总要求通。尽力以求,还是“不通”,也就罢了,但这注也就大可不作。如果硬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拼命去抄工具书或前人的笺释,品格就更低,当然比起连抄都不晓得抄的来,还要高级一点。

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五十二、也谈《四库全书》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过,原书到了台湾,在那里又影印过一次。二十年前,台湾影印本被内地复印了大肆销售,本单位打算买一部,我不赞成。当时我正编印周作人的书,就顺便引他的话道:

中国读书人起《四库全书》来,总是五体投地的佩服,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它是誊写本,不讲校勘,远不如后来诸家校本之有学术价值;尤其是按照皇帝的意思乱改古书,如乾隆尊崇关羽,改谥壮缪为忠武,将陈寿《三国志》里的本文也改掉了……

我的话没人肯听,周作人的话更不能听,书很快就买回来了。开始还有人出于好奇,去翻看一下文渊阁那颗大印,很快就无人问津,现在早已七零八落。

七部《四库全书》(今存三部半)全是手抄本,手抄必然出错,今古盖无不同。周作人它错得多,近谈瞿兑之《读史零拾》,可知周氏得一点不错。《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让修的,也是修给乾隆皇帝看的,《读史零拾》便用乾隆皇帝批评《四库全书》的话,以明《四库全书》错误之多。它引乾隆御制诗集卷四十《戊申题文津阁》一首原注云:

缮写《四库全书》,每份三万六千册,鲁鱼亥豕,原有不免。去秋驻跸(避暑)山庄,偶阅文津阁之书,初不意其讹舛至于累牍连篇。

于是对总纂官纪昀(晓岚)、陆锡熊“薄示创惩,以为误公者之戒”,对总校官陆费墀则降旨革职,并罚其出资将文汇(扬州)、文宗(镇江)、文澜(杭州)三阁之书装潢制函排架,陆氏大概将好多年的俸禄都赔光了。御制诗卷五十二《庚戌文渊阁题句》一首又注云:

缮写《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不能保其无错,初不意连篇累牍,竟至不胜枚举。

左一个“累牍连篇”,右一个“连篇累牍”,都是皇帝老子自己在开金口。不然的话,有谁敢批评“盛世修文”,敢批评钦定的“文化工程”呢?但《四库全书》错误之无法掩饰,却由此可见。

抄得错字连篇,还只是《四库全书》毛病的“焉者也”,更要不得的是它的乱改古书。周作人的话也许不足为凭,那么就来看看鲁迅是怎么的吧。《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云:

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

《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云:

(四)库(全书)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

《且介亭杂文·买(学大全)记》云:

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就是这样一部书,偏偏有人要印,有人愿买。印了文渊阁本,又印文津阁本,又印文澜阁本,(这可是只剩下半部后来补抄的),恐怕转移到“三线”去了的文溯阁本也在计划着要印了吧,这就是今古籍整理出版的水平。

二○○六年八月十七日

五十三、是外夷夸诞吗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谓其材料丰富,叙述可信,不久前浏览一过,觉得大体不虚。但补遗卷四“外夷夸诞”一条,却表现出了对外事的无知和对“外夷”的苛责,这恐怕是当时读书人的一种通病。原文云:

宋世日本国僧来朝,云其国一姓相传已千余年,实未可信。本朝宣德七年爪哇国入贡,其移文乃称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号,其果为一姓与否,亦难诘问。但如此夸诞,近于戏侮,当时典属国者何以不拒回,想虑失远人之心耶?

这里提出了三点质疑:(一)日本皇世代相传已千余年怎么可信;(二)爪哇纪元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迹近荒唐:(三)这都是“外夷”对“朝”的戏弄侮辱,管理来朝入贡的人员为何不坚决拒绝,斥令返回,难道是怕得罪外国人吗?

其实,这三点质疑,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日本皇制向称“万世一系”,“万世”有神话成分,“一系”却是真实的。黄遵宪《日本国志》所列“中东年表”(中日年代对照表),日本“以崇神纪元为始”,即汉武帝汉四年(公元前九十七年)。而“宋时日本国僧来朝”,指的是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九八四年)日本僧人来华留学,从崇神皇算起,九十七年加上九百八十四年,已经超过了一千年。《宋史》记录留学僧所述历代皇,凡六十四世,谓:

(太宗)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

可见日本“一姓相传已千余年”并没有夸张,连宋太宗也相信的。

爪哇岛上的国家常常不止一个,南北朝时即通中国,历代史书上先后称之为阇婆达、诃陵、社(阇)婆,《元史》才开始称爪哇,云至元二十九年(公元一二九二年),世祖忽必烈命史弼率军渡海征之,可是战争却没有取得胜利:

弼自断后,且战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余人……于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没家资三之一。

爪哇原本是信印度教——佛教,后来又信奉*教的地方,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历法和纪元,从来没有奉行中国的“正朔”(建国后新皇帝宣布实行的历法)。明太祖即位后,洪武二年“遣使以即位谕其国,且赐以大统历”。皇历虽然送去了,那边却没有接受,所以才有宣德七年(公元一四三二年)来文自称一千三百七十六年的事。

爪哇“入贡”,日本“来朝”,用他们自己的纪元,乃是正常之理。接受这个事实,也是起码的外事常识。值得注意的是,既不是当事之人又无发言之责的沈德符,却表现得比宋太宗赵匡义和宣德朝“典属国”更加义正词严,硬要斥之为“夸诞”,主张驱逐来使,断绝往来,未免过分。

古时读书人将一片忠爱之心全寄托在“圣明子”身上,自己甘心做臣妾便认为普下的人都该做臣妾,越是国力孱弱时,虚骄之气越是充足,南宋和明朝的士大夫多是如此,连沈德符这样有学识的人亦未能例外。另一部明人笔记《谷山笔麈》卷三云:

三代以下,国体之尊,莫有过于我朝者。如汉唐盛时,与匈奴、乌孙犹称甥舅之礼。宋之全盛,与契丹为兄弟之国,此其最尊时也。本朝控制四夷,皆为臣妾……诸夷自称奴婢,视甥舅兄弟之国,何啻霄壤。

其实此时明朝边防吃紧,常打败仗,国势不仅远逊汉唐,便和北宋盛时亦不能相比。《谷山笔麈》作者的盲目自大,倒真可是“如此夸诞”了。

那么,请大家平心静气地自问一下,在这类事情上,是“外夷夸诞”吗?

二○○六年十一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