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名，总是一见或一听便知是男是女。倒是在“严男女之大防”的古代中国，偏有男人取女人的名字。害得拍荆轲刺秦王的影视片，得找个老太太来演徐夫人。拍成片子后，知道司马迁所写炼“见血封喉匕首”的那位原是男人，又忙不迭给徐夫人改姓。
周作人初上文坛，取笔名萍云女士、碧萝女士，不知外国作家有无同例。这是青年期性心理的一种反应，恐怕不算冤枉了他。
二○○五年一月七日
四十一、刻书匠人工价
《唐居笔记》中的文化史料如：
南京刻书匠人工价，是每万字三十三元（木板在内），字则不分大。这是民国十三四年的情形。
上海有位从北京来的刻书匠人，影刻宋板书每百字要银洋一圆七角。虽板片同样不另收费，万字须付一百七十圆，比南京普通刻工要贵上五倍多，可称高价。
木刻线装书现在都成了“古籍”，拍卖会上起码几百元一册。其实民国十三四年去今不到八十年，那时花一百多圆（也就合人民币七八千元，最多一万元吧），便可刻成一卷诗文（木刻线装通常两三万字一卷），刷出百十部来请教了。板片存在那里，随时刷印，多少不拘，花钱更少。
报载浙西某地山村，至今还有手工刻印的作坊，多为家族经营，承印的大部分是家谱，却不知道他们工价如何算法。如果不按影刻宋版要价，倒真想去那里刻印一卷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
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四十二、康有为刁半夜
《康居笔记》还记了不少名人佚事，如：
光绪二十四年的干支是戊戌，也就是“戊戌变法”的那一年，我在京城结识了康有为。他那时活动频繁，常常晚上还驱车四处拜访，车后带着一套铺盖。到了没设客房的人家，谈到夜深疲困时，他便打开铺盖，就地休息。
宋人陈师道在《后山集·丛谈》中讲过“刁半夜”的故事，是有位姓刁的学士，极喜交游，每到人家，谈论到了半夜还不肯告辞，因此得到这个绰号。戊戌当年的康有为，简直又是一个“刁半夜”。
陈师道“闭门觅句”，诗做得好，搞政治却非所长。他笔下的“刁半夜”，亦不过文士喜交游，一个夜游神罢了。而康有为却以政治活动为专业，戊戌年组织入京会试的各省举人“公车上书”，“访客常至夜深”是为了串联发动大家搞维新变法，是为了救中国。徐珂将康、刁二人相比，实在不伦。不过他这是出自亲见亲闻的记载，对于研究康有为还是有价值的。
二○○五年二月四日
四十三、题匾宜用成语
匾，又称匾额，在古建筑上是常见的。《冷庐杂识》卷二有一条“匾用成语”，乾隆年间京城关帝庙挂匾，某亲王府供养的一位文人，原是江苏的贡生，所拟匾额上的题语是：“子重英豪。”这正合乾隆皇帝想用关羽取代岳飞当“武圣”的“圣意”，结果被赏给六品官衔，比得上新科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的品级了。《冷楼杂识》接下去道：
又如仓颉庙题“始制文字”，盘古庙题“人之初”，引用成语皆切当。
现在知道仓颉、盘古都是传人物，“关公”的事迹也大半是家言，当不得真，但这些“匾用成语”确实不赖。
匾额和对联一样，都是汉字独有的表现形式，做得好也算得上好文字、好文章。我所见者，新的如自贡恐龙博物馆门首之“祖龙居”，旧的如苏州清代带头罢工被杀的顾姓机匠墓额之“义无反顾”，都可以加圈，也都是用的成语。而长沙最近在湘江边建“杜甫江阁”，只因为杜甫在长沙（潭州）做过《江阁卧病??》、《江阁对雨??》等诗作，便要定名挂匾，称为“江阁”。此正如某人写过一本《山居品》，便在他家大门上署额“山居”，岂非笑话。硬把普通名词当作专名，还想让它永远充当城市的标志，只能谓之不通，不足充亮点适足成污点矣。
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四十四、佟国舅讲文艺
《啸亭杂录》作者昭梿，嘉庆中袭爵礼亲王，为清朝十位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之一。所记贵族世家故事，出于亲见亲闻，与转抄稗贩之不同，颇能见微知著，如卷七之记佟国舅。
佟国舅大名佟国维，为写康熙戏中必会出场的角色。他既是皇帝的舅舅，又是皇后的爸爸，历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位高权重。《啸亭杂录》却他：
不以揽权为要，暇时惟邀学士讲文艺以为乐。
“讲文艺”是如何讲的呢？《左传》记齐桓公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稍微读过点古书的人，大概都读过这篇文章，都会懂得“风马牛”的意思，佟国舅却是这样讲的：
左丘明之文果神妙，世间有疯马牛共驰之，焉能相及也。
于是“人皆捧腹”了，自然也只能偷着乐，当了面谁都不敢。
明明大权独揽，偏装出“不以揽权为要”的样子。还要找一班“学士”来帮闲凑趣，以显示自己不仅“善于领导”，还很会“讲文艺”。可惜一遇“风马牛”，不学无术就原形毕露，徒供国人讪笑，虽然深居王府听不见笑骂声，但被昭梿写在书上，流传后世，亦可哀矣。
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四十五、该死的张凤阳
康熙前期，正黄旗的索额图、明珠二相掌权，《啸亭杂录》述时谚云：
要做官，问索三（索额图）；
要讲情，问老明（明珠）；
其任之暂且长，问张凤阳。
张凤阳是谁呢？原来只是礼亲王府一名包衣也就是家奴，其权势却可与索、明二相相提并论，可谓奇矣。
《杂录》所记张凤阳飞扬跋扈的事例，如某次他闲坐城门口，适逢某省抚台入京，卫队呼其起立，他生气了，“什么*官，对我耍威风。”不到一个月，这位抚台就被参了。
张凤阳“交结戚里言路，专擅六部权势”，达官贵人都怕得罪他。“纳兰太傅（即明珠）、高江村（大名人高士奇）等款待宾客，凤阳裼裘露顶，忝踞上位”，简直跻身最上层，众皆侧目。
势力越大越得意忘形，弄到后来，张凤阳居然欺到自家主人即礼亲王亲家的头上，这才闯下大祸，送掉了自己一条命。作者述云：
先外祖董鄂公见罪于凤阳，凤阳即率其徒入外祖家，拆毁堂庑。外祖公奔告（先）王，王燕见仁皇帝（康熙）时，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归，呼凤阳至，立毙杖下。未逾时而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凤阳罪，已无及矣，都人大悦。
皇上刚批准惩治，皇太后随即就颁旨赦免，其本领可谓“通”，而终不免“立毙杖下”。可见豪奴不管多豪，仍然是奴，在社会上横行也许呒啥，若不心得罪了主人，那就真正该死了。
二○○五年四月一日
四十六、清初的流行色
几年前见有期刊名叫“流行色”，觉得新鲜。其实自从人们开始讲究穿着以来，各个时期都有各个时期的流行色，不过当时未必那么叫，后来未必人人都知道。
《啸亭续录》卷三有一则谈清初服饰沿革云：
色料初尚蓝，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福康安）好着深绛色，人争效之，谓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浅灰色，夏日纱服皆尚棕色，无贵贱皆服之。亵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绿色，国初皆衣之……纯皇帝（乾隆）恶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无知者矣。
这里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名人能引起流行，二是政治也能影响流行。但是流行时尚毕竟属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社会现象；政治则只能影响于一时，并不能够长久。《续录》卷四中另一条便到，近年优伶衣服又流行油绿色，“亵衣无不用之”了。
流行的趋向，本来是从娼优艺人到姐少爷，再到太太老爷。优伶们“无不用之”，士大夫自会习而效之，于是乾隆时禁止，嘉庆时又绿了起来。社会习俗和群众心理的力量，的确要比统治者个人意志大得多。
古时行繁琐的“礼制”，什么品级着什么颜色，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也是一种政治措施，违背了普遍的人性。正如一九四九年以后全国一片灰，一九六六年以后全国一片绿一样，其不能长久也是必然的。
二○○五年四月八日
四十七、朱瓣香写声音
古人写声音，要算“大块噫气”写得最好，《秋声赋》不怎么样，倒是舒白香《游山日记》嘉庆九年七月廿八日所记的简洁而有情趣：
又作。此山不闻风声日盖少。泉声则雨霁便止，不易得。昼间蝉声，松声，远林际画眉声。朝暮则老僧梵呗声和吾书声。比来静夜风止，则惟闻蟋蟀声耳。
陆定甫《冷庐杂识》卷四有一则，介绍山阴朱瓣香，尝于秋夜枕上戏咏“声”字，用独木桥体（即每句末字相同）作《醉太平》词十二解，谓其“殊有别情”。我也很欣赏，兹抄录如下（每解以∥分开）：
高槐怒声，修篁恨声，萧骚叶堕阶声，破窗儿纸声。∥沉沉鼓声，寥寥磐声，楼横笛声，接长街柝声。∥邻犬吠声，池鱼跃声，啾啾独鸟栖声，竹笼鹅鸭声。∥虫娘络声，狸奴赶声，墙根蟋蟀吟声，又空梁鼠声。∥重门唤声，层楼应声，村夫被酒归声，听双扉阖声。∥兰窗剪声，芸窗读声，孀闺少妇吞声，杂儿啼乳声。∥喁喁昵声，喃喃梦声，咿唔女娇声，有耶娘惜声。∥盘珠算声，机丝织声，松风隐隐涛声，是茶炉沸声。∥风鸣瓦声，人离座声，门盘叩响连声，想残烟管声。∥床钩触声，窗环荡声，檐前玉马飞声，似丁当珮声。∥空堂飒声，虚廊声，花阴湿土虫声，作爬沙蟹声。∥遥声近声，长声短声，孤衾捱到鸡声，盼晨钟寺声。
活在城市里，日为噪声苦。这一十二节《醉太平》词，一口气写了四十八种声音，给人的感觉却是清冷和萧寂，古今的生活真是大不相同了。
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多顾铁卿“恃才华纵情声色”，所著《桐桥倚棹录》却和《板桥杂记》一类专记声色者不同，其“冢墓”部分着力介绍的也不是真娘、徐兰等名妓的“旧埋香处”，而是明末在苏州带头闹事被杀掉的“五人之墓”。
“墓在山塘，墓基即‘普惠生祠’，毛一鹭所建以媚珰者。”山塘为苏州胜地，毛一鹭是捕杀五人的苏州巡抚，“珰”则指太监魏忠贤。明朝启年间，魏忠贤擅权，大肆诛逐忠良，毛一鹭即其党羽。六年初，魏派特务来苏州，逮捕已罢官回家却“有德于乡”的周顺昌。苏人大愤，“不期而集者数万，咸执香为周请命。”和平请愿受到武力威吓，激化成暴力冲突，一名特务被当场打死，毛一鹭狼狈躲入茅厕才免遭群殴。旋即捕杀“倡乱者”五人，都是“人皆得以隶使之”的下层群众。五人则自云“我等好义，非为乱也”，“意气扬扬，谈笑以死”。
魏忠贤辈残酷杀害“好义”而“非为乱”的五人，在广大市民和士大夫中丧尽了人心，正好助长了李自成张献忠们“为乱”。五人被斩首，当时便有人“哀之，捐金得首，合其尸敛葬”。两年后启皇帝一死，魏忠贤完蛋，生祠被拆掉成了五人的新墓址。此处后人题咏极多，《桐桥倚棹录》所载蒋士铨、舒位、赵翼诸诗都写得不错，但我觉得顶好的还是李福的这几句：
五人奋臂呼，万人并力赴，击死缇骑走一鹭。
人生快意亦自足，延颈怡然就显戮。
今日英魂同聚处，曩时普惠生祠屋。
虎丘塘，七里长。
花市丛中三尺土，五人名姓千秋香。
今人写文章，多把苏州人写成软语吴侬，名胜则只讲园林胜景，“五人之墓”早被冷落，连《古文观止》压卷的《五人墓碑记》也没再选读了。
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四十九、最老的老童生
光绪乙巳（一九〇五）年停止科举考试，兴办新式学校，至今已一百周年。一百年前，读书人想做官出名，只有走科举考试一条路，从秀才、举人、进士一级级考上去。考取秀才叫进学（进县学读书），本该十几岁的童子们去考，故称童生。周作人十四岁（光绪戊戌）初应县试，全县应考童生五百多，秀才定额只取四十名，他列第四百八十四名。后来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即使每年不增加来考的人，只就这些人中拔取，待到自己进学，也已是十多年以后了。”而事实上来考的人必定一年比一年多，考不取的童生便会越考越老，成为老童生。
《儒林外史》中周学道问范进多少年纪，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周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过去总以为这是艺术夸张。近阅戴延年《吴语》：
吴县曹宗楷入泮，年已七十八，刻卷首自篆印曰，“六十年前十八郎”，人传以为佳话。
这佳话其实够辛酸的，因为他进学时比范进还大了二十四岁。而商衍鎏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所述：
广东三水县人陆云从，入学时已百岁。
此人百岁入学，九十九岁时的身份还是童生，比曹宗楷还年长二十二岁，比范进则整整大了四十五岁，可算是最老的老童生了。
常听到对“应试教育”的批评，其实这不大能够怪当今，因为中国读书人本就有“应试”的传统，是不怕考的，有书为证。可以不算，商衍鎏却是停止科举前最后一科的探花，后又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民国时期应聘到德国汉堡大学教授过汉文，新中国成立后还当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来“述录”科举考试，乃是真正的权威，应该可信。
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五十、关于阳春白雪
《思益堂日札》卷五云，“事有古人误用，后人承用之而不觉者”，举“阳春白雪”为例。原来《新序》中宋玉对楚王的是：
阳陵采薇，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数十人；引商刻角，杂以流徵，和者不过数人；曲弥高，和弥寡。
这里曲高和寡的，明明是“引商刻角流徵之音”。《后汉书·黄琼传》却偏要，“阳春之曲，和者必寡”，从此后人便把“阳春白雪”作为曲高和寡的代表。
宋玉的话，《楚辞》所述，比《新序》还多出了一个“下里巴人”，据一唱此曲，“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接下来才是阳阿薤露（阳陵采薇）和者数百，阳春白雪和者数十，引商刻羽（角）杂以流徵，则“不过数人而已”。这一头一尾，便是通俗流行与曲高和寡两个极端。“阳春白雪”处在其中，虽比不上“下里巴人”数千人那样热闹，却也不如“引商刻羽（角）流徵之音”数人那样冷清。
问题就出在《后汉书》作者误用“阳春白雪”代替了“引商刻羽（角）流徵之音”，本来前者的“和者”也就是知音比后者多十倍，要比“曲高和寡”是无论如何比不上后者的。无奈谬误一经群众接受，便会牢不可破。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读书人都跟着这么。读过《楚辞》和《新序》的人，也懒得拿起书来查一查，对一对，想一想。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以后，“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成为共识，全民皆知，连权威的《汉语大词典》也，“阳春白雪喻指高深典雅、不够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了。
伊文思教授在《荒唐思想的自然史》一书中写道：“世上没有比谬误更强有力的东西了。”旨哉言乎。
二○○五年九月七日
五十一、不在不通之列
一个人“不通”，很不客气了。汪中评骘时人，称其“不在不通之列”，似乎更不客气。但他又，“读书十年，可望不通”。杨钧《草堂之灵》引此语后，接着王先谦辈看书五年，自称无一不通，实在无一可通，举其补注《汉书》为例，曰：
读《汉书》遇不可解处，偶翻王先谦《汉书补注》，彼亦茫然；所可解者，彼亦明晰。补注之功，究在何处？
读书“遇不可解处”，尽力求解仍不得解，即是汪中所的“不通”。此种境界亦不易达到，汪氏便费了十年以上的工夫。而求解之一法，便是多看前人注释。但如果我能解者“彼亦明晰”，我不解者“彼亦茫然”，这种注释便不能帮我求“通”，只能使我继续处于“不在不通之列”的地位。那么，做这种注释的人，实际上恐怕也比我高明得不多，顶多能够把六字考语的头一个“不”字去掉。
《草堂之灵》所指出《汉书补注》的毛病，看近二十年来的注释本，是更加多，也更“儿科”了。短文不能长，只举一句为例：
时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识于汉皋孙氏枕流漱石之馆。
这短短一句出了六条注，“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识”、“汉皋”、“枕流漱石”等人尽可解的（最多一查工具书便可解，如道光三十年之为公元一八五〇年），都不厌其详“明晰”地注出来了；而我所不解却又很愿得解的“孙氏枕流漱石之馆”究在“汉皋”何处，作者又为何住到这馆里去了呢，作注者却似乎和我一样“茫然”，只以“不详”二字敷衍了事，让读者去拿石头打。
读书尤其是为书作注，总要求通。尽力以求，还是“不通”，也就罢了，但这注也就大可不作。如果硬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拼命去抄工具书或前人的笺释，品格就更低，当然比起连抄都不晓得抄的来，还要高级一点。
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五十二、也谈《四库全书》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过，原书到了台湾，在那里又影印过一次。二十年前，台湾影印本被内地复印了大肆销售，本单位打算买一部，我不赞成。当时我正编印周作人的书，就顺便引他的话道：
中国读书人起《四库全书》来，总是五体投地的佩服，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它是誊写本，不讲校勘，远不如后来诸家校本之有学术价值；尤其是按照皇帝的意思乱改古书，如乾隆尊崇关羽，改谥壮缪为忠武，将陈寿《三国志》里的本文也改掉了……
我的话没人肯听，周作人的话更不能听，书很快就买回来了。开始还有人出于好奇，去翻看一下文渊阁那颗大印，很快就无人问津，现在早已七零八落。
七部《四库全书》（今存三部半）全是手抄本，手抄必然出错，今古盖无不同。周作人它错得多，近谈瞿兑之《读史零拾》，可知周氏得一点不错。《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让修的，也是修给乾隆皇帝看的，《读史零拾》便用乾隆皇帝批评《四库全书》的话，以明《四库全书》错误之多。它引乾隆御制诗集卷四十《戊申题文津阁》一首原注云：
缮写《四库全书》，每份三万六千册，鲁鱼亥豕，原有不免。去秋驻跸（避暑）山庄，偶阅文津阁之书，初不意其讹舛至于累牍连篇。
于是对总纂官纪昀（晓岚）、陆锡熊“薄示创惩，以为误公者之戒”，对总校官陆费墀则降旨革职，并罚其出资将文汇（扬州）、文宗（镇江）、文澜（杭州）三阁之书装潢制函排架，陆氏大概将好多年的俸禄都赔光了。御制诗卷五十二《庚戌文渊阁题句》一首又注云：
缮写《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不能保其无错，初不意连篇累牍，竟至不胜枚举。
左一个“累牍连篇”，右一个“连篇累牍”，都是皇帝老子自己在开金口。不然的话，有谁敢批评“盛世修文”，敢批评钦定的“文化工程”呢？但《四库全书》错误之无法掩饰，却由此可见。
抄得错字连篇，还只是《四库全书》毛病的“焉者也”，更要不得的是它的乱改古书。周作人的话也许不足为凭，那么就来看看鲁迅是怎么的吧。《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云：
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
《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云：
（四）库（全书）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
《且介亭杂文·买（学大全）记》云：
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就是这样一部书，偏偏有人要印，有人愿买。印了文渊阁本，又印文津阁本，又印文澜阁本，（这可是只剩下半部后来补抄的），恐怕转移到“三线”去了的文溯阁本也在计划着要印了吧，这就是今古籍整理出版的水平。
二○○六年八月十七日
五十三、是外夷夸诞吗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谓其材料丰富，叙述可信，不久前浏览一过，觉得大体不虚。但补遗卷四“外夷夸诞”一条，却表现出了对外事的无知和对“外夷”的苛责，这恐怕是当时读书人的一种通病。原文云：
宋世日本国僧来朝，云其国一姓相传已千余年，实未可信。本朝宣德七年爪哇国入贡，其移文乃称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号，其果为一姓与否，亦难诘问。但如此夸诞，近于戏侮，当时典属国者何以不拒回，想虑失远人之心耶？
这里提出了三点质疑：（一）日本皇世代相传已千余年怎么可信；（二）爪哇纪元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迹近荒唐：（三）这都是“外夷”对“朝”的戏弄侮辱，管理来朝入贡的人员为何不坚决拒绝，斥令返回，难道是怕得罪外国人吗？
其实，这三点质疑，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日本皇制向称“万世一系”，“万世”有神话成分，“一系”却是真实的。黄遵宪《日本国志》所列“中东年表”（中日年代对照表），日本“以崇神纪元为始”，即汉武帝汉四年（公元前九十七年）。而“宋时日本国僧来朝”，指的是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九八四年）日本僧人来华留学，从崇神皇算起，九十七年加上九百八十四年，已经超过了一千年。《宋史》记录留学僧所述历代皇，凡六十四世，谓：
（太宗）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
可见日本“一姓相传已千余年”并没有夸张，连宋太宗也相信的。
爪哇岛上的国家常常不止一个，南北朝时即通中国，历代史书上先后称之为阇婆达、诃陵、社（阇）婆，《元史》才开始称爪哇，云至元二十九年（公元一二九二年），世祖忽必烈命史弼率军渡海征之，可是战争却没有取得胜利：
弼自断后，且战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余人……于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没家资三之一。
爪哇原本是信印度教——佛教，后来又信奉*教的地方，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历法和纪元，从来没有奉行中国的“正朔”（建国后新皇帝宣布实行的历法）。明太祖即位后，洪武二年“遣使以即位谕其国，且赐以大统历”。皇历虽然送去了，那边却没有接受，所以才有宣德七年（公元一四三二年）来文自称一千三百七十六年的事。
爪哇“入贡”，日本“来朝”，用他们自己的纪元，乃是正常之理。接受这个事实，也是起码的外事常识。值得注意的是，既不是当事之人又无发言之责的沈德符，却表现得比宋太宗赵匡义和宣德朝“典属国”更加义正词严，硬要斥之为“夸诞”，主张驱逐来使，断绝往来，未免过分。
古时读书人将一片忠爱之心全寄托在“圣明子”身上，自己甘心做臣妾便认为普下的人都该做臣妾，越是国力孱弱时，虚骄之气越是充足，南宋和明朝的士大夫多是如此，连沈德符这样有学识的人亦未能例外。另一部明人笔记《谷山笔麈》卷三云：
三代以下，国体之尊，莫有过于我朝者。如汉唐盛时，与匈奴、乌孙犹称甥舅之礼。宋之全盛，与契丹为兄弟之国，此其最尊时也。本朝控制四夷，皆为臣妾……诸夷自称奴婢，视甥舅兄弟之国，何啻霄壤。
其实此时明朝边防吃紧，常打败仗，国势不仅远逊汉唐，便和北宋盛时亦不能相比。《谷山笔麈》作者的盲目自大，倒真可是“如此夸诞”了。
那么，请大家平心静气地自问一下，在这类事情上，是“外夷夸诞”吗？
二○○六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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