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规矩，官的神过官大的神庙时，出行队伍只能快步通过，以示尊敬，谓之“抢驾”。是年五月，关庙循例出会，关公早封了“协大帝”，爵位最高，经过祀奉玉皇大帝的宗阳宫时，自亦无须抢驾。这回宗阳宫的管事却另出花样，连夜塑了一尊诸葛亮的坐像，摆在庙门前，当关庙队伍前来时，便着人上前问道：“关将军未得本军师将令，意欲何往？”游行会众无话可答，只好自宽自解：“既然军师在此，那就不能不抢驾了。”
这类举动，带上了游戏的色彩。陈其元还举了个例子，关公塑像手中拿扇，款落“云长二兄大人属，愚弟诸葛亮书”。因谓“所本皆家言，慢神不经，荒诞无理，真令人捧腹”。但捧腹者只有陈其元这样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一般民众即使在游戏中，对“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规则还是心悦诚服，乐意遵行。
我自己也是旧中国过来人，迎神赛会时见过不少。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热闹突然完全消失。但没过多久，差不多同样的仪注又在早请示、晚汇报、大游行、“忠字舞”中复现，只变了膜拜的神灵和颂祷的词句。故知中国人虽乏宗教热情，却有敬神习惯，无神可敬时便敬官，总是心甘情愿向主宰自己祸福的权威低头屈膝。
鬼神本是官变的，岳飞和关羽在“历史”上早已成为尊崇的对象，“没则为神”，经过历代君王的敕封，便成了庙里的岳王和关帝。君不见，配合着各地“村官”的出现，大大的神庙都正在纷纷恢复么。
二○○八年十月十神童
中国人向来珍重“神童”，过去的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之外，还有一种《神童诗》。如今虽然不大公开捧“神童”了，但大学办“少年班”，文体重“明星”，还是和过去一样珍重。
近来无事翻旧书，从南宋人庞元英的《文昌杂录》中见到介绍当时“神童”的事迹，觉得颇有意思，值得加以介绍。
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四月初五日，礼部举行考试，应试者是饶州（今江西鄱阳）保送来的神童朱锡，只有十一岁，竟能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背诵如流，不错一字。于是皇上立刻召见，宣布赐予“五经”（进士）出身。别人皓首穷经一辈子还不一定能得到的功名利禄，这个十一岁孩立马便得到了。于是神童就多了起来。十月四日，朱锡十二岁的堂兄朱申，将上述七经加上《孝经》、《扬子》、《老子》连读一百遍。十月二十七日，抚州（今江西临川）十二岁的黄居仁，将九经连读七十五遍，二人也算“神童科”及格，得到了和朱锡一样的奖赏。
北宋亡于朱锡“神童及第”后四十二年。这四十多年中，发现神童奖励神童曾成为朝野上下的一种风气。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有一则也谈到这件事情，大意是：
饶州在元丰末年出了个朱锡，因为能背诵经书，成了神童，当了官。于是民间十分羡慕，都希望自家子弟也能成为神童。不管孩资质如何，到五六岁能念书时，都要他背诵五经，一本接着一本。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备一个大竹筐，令孩带上书坐在里面；再将竹筐连人吊到大树最高的枝梢上，使之除了书再看不到别的东西，也接触不到别的人，在视和听两方面排除一切干扰，专心背诵。教读经书有一定的价钱，读熟一经交一笔钱。教的人为了早些得钱，不分白黑夜逼着孩子苦读苦背。这种专考幼童背诵经书的“神童科”，中间停办过一段时间，但到徽宗政和年间又正式恢复，有时也会出现个把像朱锡那样能够背诵如流的，“饶州出神童”的消息越传越广。但是，被吊到树梢逼着背书折磨至死的孩，比能够考上神童的多得多。
以上所述，都是南宋时的旧闻，再来看一段新闻吧。据《三湘都市报》今年九月二日报道：“出于对传统文化可能中断，国学后继无人的忧虑，有老先生主张，招收聪颖可教的幼童，从三岁起发蒙，以传统方式传书授业，与社会隔离，使之不受现代生活污染??”
公认为宝贝的国学快要失传了，怎不令对国粹忠心耿耿的老先生忧心如焚，此项条陈真可比贾长沙痛哭上书了，也不知有关方面认真听取了没有。“聪颖可教的幼童”，还不就是“神童”吗，至少也是可以造就为“神童”的呀，那决不会少。只要能得到“传道授业”的机会，家长们几千几万的教育投资正准备着，等先生们去拿哩。“与社会隔离”也正是如今贵族学校努力造成的环境，看来还不如南宋时的老办法，将孩吊到树梢上去更为彻底。“从三岁起发蒙”，比宋朝亡国前的五六岁又提前了两三年，也许是八百多年流光如驶，炎黄幼儿的成长大大加快了。
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十二、谈谈职业和业余
听普京爱练柔道，老布什喜欢跳伞。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本只有像他们这样业余喜欢运动的人才能参加。此类平民或贵族定期到奥林匹克比试一番，争个彩头，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他们参加竞技，全为了娱乐自己，决不是为了金钱或“为国争光”。那种为了娱乐别人，目的在于金钱的卖艺人（今称职业运动员），根本无资格参加竞技，更无资格戴上月桂叶编成的冠冕。
文学创作也一样，曹操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陶渊明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何曾收入“半两”“五铢”，更不是奉了谁的指示。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维持生活还得靠扎风筝卖，何曾得到什么稿酬？如果他们成了“专业作家”，下笔时得看汉献帝、刘寄奴、清乾隆的脸色，又怎能有《短歌行》、《归田园居》和《红楼梦》？
做学问也一样，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对吴宓过，“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要做学问必须“另求谋生之道”；“做官以及做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人误己，问心不安”（见吴宓日记）。事实也确实如此，陈氏后来以教书为职业，在院系调整、教学改革、拔白旗和“*”中便“只能随人敷衍”；他考证钱（牧斋）柳（如是）因缘，“推寻秋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则完全是业余研究。若不如此，而是先列规划，编预算，讨经费，搭班子，请哪位书记来领导，选哪个女生当助理，三卷本的《柳如是别传》只怕未必能成。
做官也一样，最好也不要取代原来的职业，不要考上了公务员就一世为官，吃官饭穿官衣，死后还要到“革命陵园”里按省、厅、处级排队。看人家的国务卿赖斯，本来在大学里当教务长，共和党下了台，国务卿当不成，回大学去干老本行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职业是物理学教授，业余有兴趣，出来竞选，选上了就干一届，选不上又可重执教鞭，仍然轻车熟路，用不着像陈*那样预留活动经费，把钱存到海外去，落得一身官司。
外国的情形如此，中国古时亦是如此。宋朝贾黯廷试第一，马上要做官了，去看望宰相杜衍（祁国公），杜衍不问他别的，只问他的“生事”即他的职业和收入。贾黯“怪之”，曰：“黯以鄙文魁下而谢公，公不问，而独在意于生事，岂以黯为无取耶？”杜衍解释道：一个人如果没有职业和收入，靠做官弄钱，就容易出问题。“君名在第一，则其学不问可知；其为显宦，则又不问可知。衍独惧其生事不足，以致进退之轻，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官方（为官之道）与生事（产业生计）之关系”条中记下了这一节，又记云：“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家庭原有资财）足否。”人或不悟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
像赖斯和默克尔这样的人，职业收入远高于当官的收入，故能“轻去就”；当官是为了“行其志”，不当官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郑板桥“七品官耳”，因能以书画维生，才能在贪渎的长官面前直起腰杆子，“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吟着自家的诗句浩然归去。不像如今有官做便有了一切，不做官便没了一切。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话”作为名词的历史不能算长久，人们写作书话的历史却不能不长久。手边有两篇宋人话《陶渊明诗集》的短文，当时虽未自称为书话，其实却是百分之百的书话。一篇的作者是苏东坡：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正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另一篇的作者则是陆放翁：
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书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
话的都是《陶渊明诗集》这本书和读这本书的快乐，而文情并茂，令人于数十代后，仍不禁神往，实在是神来之笔，也就是我心目中顶佳妙的书话了。
因为古今语不同，古今人情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很大，今人想用几十个字写出一篇好文章，似已不太可能。但我看刘绪源君的书话《我的〈东坡乐府笺〉》，感觉仍能与读苏陆短文相仿佛。他在船厂当学徒工，月获一十七元八角四，用一块八毛买到“仍取线装形式，拿在手上轻软便利，舒雅美观，打开内页，纸宽字清”的上下两册时的心情，大概也可与东坡喜得“字大纸厚”的陶集时相比。
刘君写的文章，比起古人来，当然要长些。但一开头就介绍“离经常召开万人誓师大会的人民广场仅一箭之遥的福州路旧书店”中“大路货”的情形，便带上了我们恭逢其盛的伟大时代的色彩，为古人所不及见。最后又好似不经意地到去黄裳家，先是将“自以为比较好的版本”拿了出来，终于“只好讪讪地收起书，别的事”，颇有颊上添毫之妙，亦可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矣。
我喜看真正的书话，不喜看通常所的书评。我以为，书话该是以书和读书生活为题材的品文，是个人感情流露的点点滴滴；而书评则要对书的内容进行分析，属于社会文化评论或学术随笔札记的范围，主要是一种“公器”，不是我这种闲人感兴趣的了。
书话当然也可以作批评，带褒贬，但总应该有文学的趣味，如孙宗鉴之话《五代史》：
神考问荆公曰：“卿曾看欧阳公《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谓公真不曾仔细看，若真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五代之事，岂非事事可叹者乎。
又如张宗子之话《文选》：
张凤翼刻《文选纂注》，一士夫诘之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张曰：“昭明太子为之，他定不错。”问：“昭明太子安在？”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张曰：“便不死亦难究。”问：“何故？”张曰：“他读的书多。”
都观点鲜明，意思显然，绝不让长篇大论，更无论为了应酬或得双份稿酬而做出来的“书评”了。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四、周绍良赠聂绀弩
最近得见已故周绍良先生赠聂绀弩的两首诗，是聂出狱后将自己在北大荒所作诗给周看，周看后写了回赠给聂的，原来无题，亦未公开。现在由我作为“第三者”来发表，题作“周绍良赠聂绀弩”。至于聂被谁“告密”的事，则我暂时不想多谈。第一首云：
北荒往事已风流，
革命如今岂到头。
十载幽囚作孽，
百端磨折命为仇。
撑肠剩有诗千首，
把臂犹存貉一丘。
何罪遣君居此地，
高无处问来由。
第二首是“集唐”：
数篇今见古人诗，（杜甫）
异代风流各一时。（李白）
佳句相思能间作，（李颀）
争名岂在更搜奇。（司空图）
落花飞絮成春梦，（戴叔伦）
细雨和烟着柳枝。（朱湾）
举目争能不惆怅，（白居易）
悬河高论有谁持。（刘长卿）
“集唐”即集唐人句成诗，这种体裁，现在的年轻朋友恐怕不太熟悉了。但只要想一想，在“革命如今岂到头”的时候，作为佛教居士、不左不右的周先生，能为“十载幽囚”归来的聂绀弩写诗相赠，不怕被视为“貉一丘”也要和他“把臂”；还能将聂氏感怀“北荒往事”之作和“古人诗”相提并论，誉之为“异代风流各一时”，岂不明公道自在人心，大多数中国读书识字之人，心里头还是分得清是非善恶的么？讲老实话，对此我一直还是有信心的，虽然“告密”也被告过不止一次，直到不太久以前。
周绍良出身的“东至周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地位重要，其重要前期在政治、经济方面（曾祖在清朝为总督，祖父在北洋为总长，又是实业巨头），后期则在社会、文化方面（伯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父亲为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堂兄一良、煦良均学者名家）。由于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原因，绍良先生没有条件“左”，也没有胆量“右”，所以我他“不左不右”。这大概也就是他能比较远离政治旋涡，在“边缘”上潜心佛学，搞搞收藏，还能够跟聂绀弩这样的人交交朋友作作诗，也没谁来硬派他“卧底”和“告密”的原因吧。
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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