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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古来早就有书话(3 / 3)

按规矩,官的神过官大的神庙时,出行队伍只能快步通过,以示尊敬,谓之“抢驾”。是年五月,关庙循例出会,关公早封了“协大帝”,爵位最高,经过祀奉玉皇大帝的宗阳宫时,自亦无须抢驾。这回宗阳宫的管事却另出花样,连夜塑了一尊诸葛亮的坐像,摆在庙门前,当关庙队伍前来时,便着人上前问道:“关将军未得本军师将令,意欲何往?”游行会众无话可答,只好自宽自解:“既然军师在此,那就不能不抢驾了。”

这类举动,带上了游戏的色彩。陈其元还举了个例子,关公塑像手中拿扇,款落“云长二兄大人属,愚弟诸葛亮书”。因谓“所本皆家言,慢神不经,荒诞无理,真令人捧腹”。但捧腹者只有陈其元这样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一般民众即使在游戏中,对“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规则还是心悦诚服,乐意遵行。

我自己也是旧中国过来人,迎神赛会时见过不少。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热闹突然完全消失。但没过多久,差不多同样的仪注又在早请示、晚汇报、大游行、“忠字舞”中复现,只变了膜拜的神灵和颂祷的词句。故知中国人虽乏宗教热情,却有敬神习惯,无神可敬时便敬官,总是心甘情愿向主宰自己祸福的权威低头屈膝。

鬼神本是官变的,岳飞和关羽在“历史”上早已成为尊崇的对象,“没则为神”,经过历代君王的敕封,便成了庙里的岳王和关帝。君不见,配合着各地“村官”的出现,大大的神庙都正在纷纷恢复么。

二○○八年十月十神童

中国人向来珍重“神童”,过去的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之外,还有一种《神童诗》。如今虽然不大公开捧“神童”了,但大学办“少年班”,文体重“明星”,还是和过去一样珍重。

近来无事翻旧书,从南宋人庞元英的《文昌杂录》中见到介绍当时“神童”的事迹,觉得颇有意思,值得加以介绍。

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四月初五日,礼部举行考试,应试者是饶州(今江西鄱阳)保送来的神童朱锡,只有十一岁,竟能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背诵如流,不错一字。于是皇上立刻召见,宣布赐予“五经”(进士)出身。别人皓首穷经一辈子还不一定能得到的功名利禄,这个十一岁孩立马便得到了。于是神童就多了起来。十月四日,朱锡十二岁的堂兄朱申,将上述七经加上《孝经》、《扬子》、《老子》连读一百遍。十月二十七日,抚州(今江西临川)十二岁的黄居仁,将九经连读七十五遍,二人也算“神童科”及格,得到了和朱锡一样的奖赏。

北宋亡于朱锡“神童及第”后四十二年。这四十多年中,发现神童奖励神童曾成为朝野上下的一种风气。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有一则也谈到这件事情,大意是:

饶州在元丰末年出了个朱锡,因为能背诵经书,成了神童,当了官。于是民间十分羡慕,都希望自家子弟也能成为神童。不管孩资质如何,到五六岁能念书时,都要他背诵五经,一本接着一本。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备一个大竹筐,令孩带上书坐在里面;再将竹筐连人吊到大树最高的枝梢上,使之除了书再看不到别的东西,也接触不到别的人,在视和听两方面排除一切干扰,专心背诵。教读经书有一定的价钱,读熟一经交一笔钱。教的人为了早些得钱,不分白黑夜逼着孩子苦读苦背。这种专考幼童背诵经书的“神童科”,中间停办过一段时间,但到徽宗政和年间又正式恢复,有时也会出现个把像朱锡那样能够背诵如流的,“饶州出神童”的消息越传越广。但是,被吊到树梢逼着背书折磨至死的孩,比能够考上神童的多得多。

以上所述,都是南宋时的旧闻,再来看一段新闻吧。据《三湘都市报》今年九月二日报道:“出于对传统文化可能中断,国学后继无人的忧虑,有老先生主张,招收聪颖可教的幼童,从三岁起发蒙,以传统方式传书授业,与社会隔离,使之不受现代生活污染??”

公认为宝贝的国学快要失传了,怎不令对国粹忠心耿耿的老先生忧心如焚,此项条陈真可比贾长沙痛哭上书了,也不知有关方面认真听取了没有。“聪颖可教的幼童”,还不就是“神童”吗,至少也是可以造就为“神童”的呀,那决不会少。只要能得到“传道授业”的机会,家长们几千几万的教育投资正准备着,等先生们去拿哩。“与社会隔离”也正是如今贵族学校努力造成的环境,看来还不如南宋时的老办法,将孩吊到树梢上去更为彻底。“从三岁起发蒙”,比宋朝亡国前的五六岁又提前了两三年,也许是八百多年流光如驶,炎黄幼儿的成长大大加快了。

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十二、谈谈职业和业余

听普京爱练柔道,老布什喜欢跳伞。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本只有像他们这样业余喜欢运动的人才能参加。此类平民或贵族定期到奥林匹克比试一番,争个彩头,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他们参加竞技,全为了娱乐自己,决不是为了金钱或“为国争光”。那种为了娱乐别人,目的在于金钱的卖艺人(今称职业运动员),根本无资格参加竞技,更无资格戴上月桂叶编成的冠冕。

文学创作也一样,曹操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陶渊明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何曾收入“半两”“五铢”,更不是奉了谁的指示。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维持生活还得靠扎风筝卖,何曾得到什么稿酬?如果他们成了“专业作家”,下笔时得看汉献帝、刘寄奴、清乾隆的脸色,又怎能有《短歌行》、《归田园居》和《红楼梦》?

做学问也一样,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对吴宓过,“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要做学问必须“另求谋生之道”;“做官以及做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人误己,问心不安”(见吴宓日记)。事实也确实如此,陈氏后来以教书为职业,在院系调整、教学改革、拔白旗和“*”中便“只能随人敷衍”;他考证钱(牧斋)柳(如是)因缘,“推寻秋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则完全是业余研究。若不如此,而是先列规划,编预算,讨经费,搭班子,请哪位书记来领导,选哪个女生当助理,三卷本的《柳如是别传》只怕未必能成。

做官也一样,最好也不要取代原来的职业,不要考上了公务员就一世为官,吃官饭穿官衣,死后还要到“革命陵园”里按省、厅、处级排队。看人家的国务卿赖斯,本来在大学里当教务长,共和党下了台,国务卿当不成,回大学去干老本行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职业是物理学教授,业余有兴趣,出来竞选,选上了就干一届,选不上又可重执教鞭,仍然轻车熟路,用不着像陈*那样预留活动经费,把钱存到海外去,落得一身官司。

外国的情形如此,中国古时亦是如此。宋朝贾黯廷试第一,马上要做官了,去看望宰相杜衍(祁国公),杜衍不问他别的,只问他的“生事”即他的职业和收入。贾黯“怪之”,曰:“黯以鄙文魁下而谢公,公不问,而独在意于生事,岂以黯为无取耶?”杜衍解释道:一个人如果没有职业和收入,靠做官弄钱,就容易出问题。“君名在第一,则其学不问可知;其为显宦,则又不问可知。衍独惧其生事不足,以致进退之轻,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官方(为官之道)与生事(产业生计)之关系”条中记下了这一节,又记云:“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家庭原有资财)足否。”人或不悟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

像赖斯和默克尔这样的人,职业收入远高于当官的收入,故能“轻去就”;当官是为了“行其志”,不当官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郑板桥“七品官耳”,因能以书画维生,才能在贪渎的长官面前直起腰杆子,“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吟着自家的诗句浩然归去。不像如今有官做便有了一切,不做官便没了一切。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话”作为名词的历史不能算长久,人们写作书话的历史却不能不长久。手边有两篇宋人话《陶渊明诗集》的短文,当时虽未自称为书话,其实却是百分之百的书话。一篇的作者是苏东坡: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正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另一篇的作者则是陆放翁:

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书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

话的都是《陶渊明诗集》这本书和读这本书的快乐,而文情并茂,令人于数十代后,仍不禁神往,实在是神来之笔,也就是我心目中顶佳妙的书话了。

因为古今语不同,古今人情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很大,今人想用几十个字写出一篇好文章,似已不太可能。但我看刘绪源君的书话《我的〈东坡乐府笺〉》,感觉仍能与读苏陆短文相仿佛。他在船厂当学徒工,月获一十七元八角四,用一块八毛买到“仍取线装形式,拿在手上轻软便利,舒雅美观,打开内页,纸宽字清”的上下两册时的心情,大概也可与东坡喜得“字大纸厚”的陶集时相比。

刘君写的文章,比起古人来,当然要长些。但一开头就介绍“离经常召开万人誓师大会的人民广场仅一箭之遥的福州路旧书店”中“大路货”的情形,便带上了我们恭逢其盛的伟大时代的色彩,为古人所不及见。最后又好似不经意地到去黄裳家,先是将“自以为比较好的版本”拿了出来,终于“只好讪讪地收起书,别的事”,颇有颊上添毫之妙,亦可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矣。

我喜看真正的书话,不喜看通常所的书评。我以为,书话该是以书和读书生活为题材的品文,是个人感情流露的点点滴滴;而书评则要对书的内容进行分析,属于社会文化评论或学术随笔札记的范围,主要是一种“公器”,不是我这种闲人感兴趣的了。

书话当然也可以作批评,带褒贬,但总应该有文学的趣味,如孙宗鉴之话《五代史》:

神考问荆公曰:“卿曾看欧阳公《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谓公真不曾仔细看,若真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五代之事,岂非事事可叹者乎。

又如张宗子之话《文选》:

张凤翼刻《文选纂注》,一士夫诘之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张曰:“昭明太子为之,他定不错。”问:“昭明太子安在?”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张曰:“便不死亦难究。”问:“何故?”张曰:“他读的书多。”

都观点鲜明,意思显然,绝不让长篇大论,更无论为了应酬或得双份稿酬而做出来的“书评”了。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四、周绍良赠聂绀弩

最近得见已故周绍良先生赠聂绀弩的两首诗,是聂出狱后将自己在北大荒所作诗给周看,周看后写了回赠给聂的,原来无题,亦未公开。现在由我作为“第三者”来发表,题作“周绍良赠聂绀弩”。至于聂被谁“告密”的事,则我暂时不想多谈。第一首云:

北荒往事已风流,

革命如今岂到头。

十载幽囚作孽,

百端磨折命为仇。

撑肠剩有诗千首,

把臂犹存貉一丘。

何罪遣君居此地,

高无处问来由。

第二首是“集唐”:

数篇今见古人诗,(杜甫)

异代风流各一时。(李白)

佳句相思能间作,(李颀)

争名岂在更搜奇。(司空图)

落花飞絮成春梦,(戴叔伦)

细雨和烟着柳枝。(朱湾)

举目争能不惆怅,(白居易)

悬河高论有谁持。(刘长卿)

“集唐”即集唐人句成诗,这种体裁,现在的年轻朋友恐怕不太熟悉了。但只要想一想,在“革命如今岂到头”的时候,作为佛教居士、不左不右的周先生,能为“十载幽囚”归来的聂绀弩写诗相赠,不怕被视为“貉一丘”也要和他“把臂”;还能将聂氏感怀“北荒往事”之作和“古人诗”相提并论,誉之为“异代风流各一时”,岂不明公道自在人心,大多数中国读书识字之人,心里头还是分得清是非善恶的么?讲老实话,对此我一直还是有信心的,虽然“告密”也被告过不止一次,直到不太久以前。

周绍良出身的“东至周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地位重要,其重要前期在政治、经济方面(曾祖在清朝为总督,祖父在北洋为总长,又是实业巨头),后期则在社会、文化方面(伯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父亲为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堂兄一良、煦良均学者名家)。由于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原因,绍良先生没有条件“左”,也没有胆量“右”,所以我他“不左不右”。这大概也就是他能比较远离政治旋涡,在“边缘”上潜心佛学,搞搞收藏,还能够跟聂绀弩这样的人交交朋友作作诗,也没谁来硬派他“卧底”和“告密”的原因吧。

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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