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少吃糖是医生的忠告，血糖高是件瞎事，家里人也时不时唠叨：少吃糖，别抽烟，甭喝酒。
小时候，糖是我们最爱吃的“仙物”，上学时，老师让我们描绘共产主义生活，我直直地站起来，大声说：“共产主义就是天天有糖吃，右手拿一个红糖瓶，左手抱一个白糖瓶，转过来一口红糖，转过去一白糖，啊呜一口，啊呜一口。”说着我眯起双眼，响响地咂吧着嘴，馋得同学们都把嘴咂巴得生响，惹得哄堂大笑。
那时候，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清苦，一年到头，能喝上几口红糖煎水，算是莫大的享受了。父亲在外工作，托人给奶奶买了一斤红糖，奶奶胃寒，听人说红糖能暖胃。母亲谨慎地把红糖装在一个褐色的旧药瓶里，锁在木楼上那个木匣子里，把钥匙交给奶奶。奶奶说她人老了，上下楼不方便，那钥匙就牢牢地拴在母亲用红线绳搓成的裤带上了。我们常常盼望着那钥匙丢了，让谁捡到都行，或是木匣子忘了锁。每天放学回家，我们抬头第一眼就是瞅那木匣子，看锁没锁，要是没锁，便像基度山伯爵发现藏宝的地方，欣喜若狂却又不敢声张。姊妹几个赶忙抬梯子、放哨、爬梯子，打开木匣子，小心翼翼抱出糖瓶子，轻轻地拧开瓶盖，捏住瓶子里的小勺，每人只准轻轻舔一小口，不能让母亲发现。那软绵绵、甜丝丝的感觉，当时由于心里紧张，事后才闭上眼睛，绵长地回味，好几天嘴里都甜丝丝的呢。
我们的偷吃行为，没有逃过母亲雪亮的眼睛。过了几天，母亲给奶奶调红糖煎水时，发现那小勺上粘了厚厚一层糖，她马上判定，有人偷吃过糖。她把我们姊妹几个叫到小房的旮旯里，先每人赏一个耳光，然后凶凶地喊：“说，是谁干的！”我们偷偷互递了眼色，大家坚强得像电影里的英雄，打死都不承认。奶奶得知，小脚碎步冲进小房，护着我们，狠狠地说：“钥匙在你身上，娃咋能开呢？那一准是回潮了。再说了，有我吃的，就没我娃吃的吗？走，都给我出去。”奶奶说得母亲也无言以对，我们终于免过了一顿饱打。从此再也没有合谋着偷吃红糖，只是每次遇到奶奶喝红糖煎水时，都争着为她干这干那，在她周围踅摸，常常是奶奶喝一两口，剩下的全分给我们喝，香得我们把奶奶脸都咬出牙印来。这些事都是背着母亲干的，一旦被她撞到面前，她会扯着耳朵，把我们撂一边去。
有一天放学，我第一个到家里，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赶忙瞅那木匣子，这一看，我心里猛一紧：那匣子上的锁开着。我急忙跑到房前屋后，见一个人影也没有，这才返回家里，在家门口四下张望也没见啥动静，便拧身闭上门，甩开书包，一个人艰难地把那木梯子从东楼口挪到西楼口，又蹑手蹑脚趴到门缝向外看，心里像揣了一只小兔，见外面平安无事，就小松鼠一般跳上梯子，窜到那木匣子边，把出汗的手在袄襟上擦了擦，小心地打开匣子，小心地抱出糖瓶子，谨慎地拧开瓶盖，狠狠地挖了一勺子红糖塞进嘴里。“哎呀！甜日他了。”我突然想调一碗红糖煎水品一品，就一手抱着糖瓶子，一手扶着梯子下楼，快下到一半时，一脚踏空，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摔得我头都成木木了，可我顾不上自己，爬着去找那糖瓶。当我看到糖瓶子时，吓傻了，瓶子已摔成两半，红糖撒了一地。我“忽”一下跳起来，在屋里转圈圈，嘴里喃喃着：“这可咋办呀，咋办呀！”我狠狠抽了自己两个耳光，静了静神，从针线笸篮里找来母亲纳鞋底用的麻绳，把两半片糖瓶牢牢地箍在一起，连糖带土揽着装进箍好的瓶里，又趴在地上，用舌头舔那撒在土里的糖，舔得满嘴都是泥。在紧张中，那一丝丝甜意多少也给了我一丁点幸福感，让我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