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村里人都爱唱戏，像《铡美案》之类的秦腔、花鼓，从八十岁的老奶奶到四五岁的小孩子都能哼出几句来。
每到演戏，跛脚的忑叔是导演、剧务、乐队指挥、替补演员一身兼。临场了谁有个头痛脑热，他会一抹脸上台就演。那时，因为年龄小，忑叔只安排我在乐队打杂。说是乐队，实际上只有一把板胡、一把二胡、一口笛子，加上梆子板、锣之类。可那阵阵乐声和唱腔，特别是乐队演奏时那潇洒自如的动作和如痴如醉的神态，每次都勾去了我的魂儿，尤其那把二胡奏出的缠绵声，更让我激动不已，遐想万千。戏演完了，我便抢着那把二胡过把瘾。尽管乐队的头儿时常给我白眼，我却自顾自地在“杀公鸡”。回家睡在炕上，竟抱着奶奶的小脚当二胡，“呢咕呢咕”起来，真恨不得用我家的房去换那把二胡。终于有一天晚上，奶奶见我痴迷的样子，安慰道：“好好睡吧，明日叫你达达（即叔父）给做一个。”
奶奶的话像压下一头儿的跷跷板，把我一下子从炕上弹了下来，我奔走相告这一喜讯。伙伴们这一夜也做着同样的梦：拥有自己的二胡。
第二天，我缠着木匠二叔做二胡。二叔锯下五寸长、牛脚粗的一截桐木，说：“给，拿去自己掏去。”说着递上一把锉。我兴高采烈地坐在门前那棵老柳树下掏起来，伙伴们众星拱月似的围了一圈，你一言我一语，叹羡不已，使我愈发感到神圣和自豪。可是，掏着掏着，一不小心戳破了手指，鲜血直流，我把伤了的手指放进嘴里咂着，伙伴们急得跑前跑后，找来了细面面土给我敷上，我又继续去掏。
那些日子，做二胡成了我的头等大事。桐木筒筒掏好了，还得在中间挖一个孔插琴杆。可琴杆在哪里呢？要上山去砍。那时候山里常有野狼出没，孩子一个人是不敢去的，可为了二胡，也为了给伙伴们一个惊喜，我独自一人上山了。当伙伴们知道这件事时，我把砍回的桦木已经锯好、刨光，供上弦用的孔也用烧红的铁丝钻好了，木节、小孔等都做好了，已经是一个半成品的二胡了。伙伴们惊诧不已，都说我心灵手巧，更加佩服我胆大厉害，独自一个上山真了不起。可他们哪里知道，那天进山时我浑身直冒冷汗，到家了心里还“嗵嗵”直跳，惊魂不安呢。
做二胡最关键一环是蒙琴碗碗，即在掏好的桐木筒筒上蒙上黄蛇皮，这才能在演奏时共鸣出声音来。我和伙伴们一起去求村里捉蛇能手——大伯母，死缠活缠的，伯母终于答应了。带我们串麦田，溜？塄，抓到一条黄蛇，俗称黄汗。伯母杀了蛇，把蛇皮钉在牛圈门板上。等蛇皮干了后，我剪下了一圆片蒙在琴碗碗一头，用细钉子钉紧。并从大队医疗室三姑那里偷来两个计划生育用的环拉直拽展当弦用。拿扫帚上的弯竹棒做弓，马尾是跛叔家大儿子从他家里偷来的。这一切都做好了，一把完整的二胡便制作了出来。
可是，二胡的声音仍“木木”不好听，我请教堂兄，他说得要松香。我们就钻进油松林里，找来松节油，擦在弦上，声音软和多了。但还是觉着不悦耳，不满意。我们又缠乐队里的官印爷，向他要松香。还一个人给他老人家孝敬了家里的一片烟叶呢。有了松香，往弓、弦上一抹，拉出的声音果然柔和了许多。我和伙伴们兴奋得手舞足蹈，你拉一阵，他拉一阵，虽然是“推碾子”一样的声，比不上乐队里的二胡，但个个心里乐开了花。
后来，跛叔教会了我指法。不久，我便加入了乐队，成了一名基本够格的小队员。
这一年我们在邻村演出，公社来人说戏有问题，必须停演，还把跛叔带去审问。记得跛叔被关了一天一夜，回来时人蔫得老黄瓜似的。他含泪把二胡烧了。我的二胡也没躲过这场厄运。公社派人挨家挨户搜乐器，那位大个子的干部抢我的二胡，我狠命地抱着，说什么也不给，最后二胡被拽得散伙了，我又哭又闹，在那大个子手上狠咬了一口。而就这一口，害得奶奶上了两次批斗会。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动过二胡。离开故乡已经多年了，儿时的伙伴还记得那把二胡吗？故乡的戏还在演吗？当一切都已逝去，只好在梦里重温那时的故事……